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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秩序70年:主要国家与之关系的演变” 专场综述之二
日期: 2015-11-13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2015年11月7日,北京论坛专场“战后国际秩序70年:主要国家与之关系的演变”在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举办。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秩序形成70周年。70年以来,世界历经沧桑,出现了深刻变化,包括战后日德再次崛起、欧洲一体化、德国的统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崛起。这些和其它重要历史事件深刻影响和重塑了战后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主要国家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这些国家未来的行为方式?这些对未来国际和地区安全和繁荣意味着什么?与会的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就上述问题从不同的方面作了报告并进行讨论。

澳大利亚学者Evelyn Goh针对战后70年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动态变化,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国际秩序变革的必要性。首先,一些机构的成立如东盟成立,确保了实力不相等的国家能够参与制度谈判与制定。其次,东亚地区对于国际秩序产生抵抗。例如,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东盟国家制定了货币互换计划,弥补由现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缺陷。第三,美国在管理东亚区域的冲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与东亚区域的秩序制定之间存在冲突。第四,制度与公正性存在冲突。不仅是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也存在冲突,如日本教科书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对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赵明昊教授从战略克制以及未来中国在战略克制中遇到的挑战两个方面作了报告。他指出,美国在二战之后参与了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但这个秩序在近十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战略克制?首先需要更加准确地确定国家利益。其次需要更好地看待实力和责任。中国仍然是一个处在冲突中的国家,上亿的贫穷人口、资源向实力的转化、实力的有效利用和保持、权利的分享等都是中国在利用战略冲突中面临的挑战。

如何理解权利转移?如何理解亚太地区的区域稳定?徐昕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权利变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作系统性架构变革,涉及到权利的分配;另一种是系统本身的变化,涉及到组成系统的要素。全球化背景下,更多的是涉及到权利的再分配。而一些新兴的秩序则会影响我们如何管理各种各样的挑战。

柯银斌教授将现代化的历程研究与国际秩序的演变研究相结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新的国际秩序和发展道路的来源。王正毅教授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经济的本质。国家作为一个过滤器,能够连接全球和国内的各种经济政治势力,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存在着很多争论。Shaun Breslin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体,由国家制定目标;第二,中国经济由国家进行主要经济部分的控制。

Robert Hunter Wade利用图表向大家展示了高、中、低收入在不同年代的定义。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60年代,有101个国家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而50年后,只有40个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而在60年代时,中国仍然是低收入国家。Robert希望工业化能够被纳入可持续发展中。(文/新闻网记者 原荣荣)

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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