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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和平之路的历史责任与多元记忆”分论坛综述之四
日期: 2015-11-19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2015年11月7日,北京论坛(2015)“缔造和平之路的历史责任与多元记忆”分论坛的B组会议“丝绸之路西端各方在冷战与当代的角色”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B113室举行。

当天会议一共四场,上午下午各两场,共有12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此外,来自韩、德等国家的嘉宾受邀出席了会议。

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马丽蓉在题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合作反恐”的演讲中指出,阿拉伯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意义。当前极端宗教分子、基地组织与ISIS在非洲都有新动作,中国应当如何调整“一带一路”框架下关于安全问题的思路就变成了重中之重。中国要夯实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关系,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宗教外交的作用;树立合作性的安全观,培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加强各种联盟的制度建设,为新兴战略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潘华琼就移民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她指出战争、恐怖活动与贫富差距严重是移民的主要因素。大量移民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比如加快了欧洲南北分裂、非洲青壮年劳动力的急剧减少等。在非洲的食物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况下,移民问题的出现对于非洲无疑是雪上加霜。各方为解决移民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联合国对地中海的援助政策、海牙项目以及美国的一系列战略反恐怖主义政策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移民带来的大量劳动力为欧洲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对非洲而言移民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掌握更好的技能,同时也会为非洲赚取更多的外汇。因此,潘华琼表示,移民是一种发展的力量,我们应当重视。尤其是地中海地区,连接欧洲与北非,用合法的贸易与其他活动来作为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不失为一个良策。

在“中国与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关系”的探讨部分,来自英国邓迪大学的廖宣力教授指出,尽管丝绸之路早已有之,但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出于西部边境安全问题的考虑,与中亚并没有过多来往,直到199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首次前往中亚地区,达成了一系列合作与贸易协议,开启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官方大规模合作。然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将协议的执行推迟到了21世纪。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联系越发密切。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与中亚地区签订了很多能源供应协议,建立了很多“能源线”,包括中土的燃气供应、中哈的能源供应等等。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进入中亚并非仅仅是出于能源或者地缘政治的考虑。事实上,中国已经通过构建油气的丝绸之路成为了中亚地区主要力量之一,而中国政府早已阐述过自己的立场——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关系着中国的核心利益。

此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者Jamsheed Kairshasp Choksy探讨了中国与伊朗从古至今在文化上交流的形势及其变化。来自同一所大学的学者Carol Emma Burnside Choksy 在陈述“商业文献怎样创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时表示,从古至今,在竹简、黏土、纸、羊皮纸和木头上,任何一种语言学考证都能够揭示合同形式的商业文件其实是利益和争辩的工具,尽管有时签约双方语言不同。历史记录向我们展示了在措辞和术语的制定上有纪念意义的合同,她表示美国人与欧洲人在在制定这些条约的时候,制定人与制定流程是非常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当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白纸黑字的协议可以作为法庭审判的证据——尽管很多小条约都达不到法庭审判的标准——这些别样的文献就这样促成了文明的交流与和谐。

北大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在某些部分与土耳其十分相似,比如殖民地历史与探寻革命之路的发展轨迹。19世纪80年代,中国诸如梁启超、康有为等有识之士将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视为成功的典范,但是统治阶级的不同导致中国无法效仿土耳其改革,除非在进行改革之前需要进行一个阶层变革,比如推翻满清的统治。1923年土耳其基尔马主义者独立革命的成功是当时中国民族主义者一个主要的参考,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将土耳其的成功看做对中国革命的激励。与此同时,中国刚刚产生的共产主义者也注意到了土耳其的改变,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曾经写下文章,从不同观点评论基尔马主义者的革命。因此,尽管共产主义者批评基尔马主义者的资产阶级视角,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与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病相怜”的。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法恩瑞(Enrico fardella)将1949-1989年的中意关系置于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在冷战时期,中意两国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意大利率先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深刻影响了中意两国对彼此的政策,意大利开始将与中国的合作看做一个摆脱美国影响增强自身实力的好机会,但是中国政府则要首先考虑苏联方面的态度。50年代中美关系恶化对中意关系产生了部分影响,但是1964年,中苏关系破裂等因素又成为了中意关系前进的新动力。1968年关系正常化的契机到来,中苏矛盾驱使中国调整对越南和西方国家的政策,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欧洲开始走向联合对抗苏联,中国与意大利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友好结交。70年代第三世界崛起,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成为影响中意关系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中意大利共产党的正常化对中意关系的友好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是中意关系的“黄金时代”,两国经济高速发展,贸易往来频繁,基础设施投资增多,政治上双方保持了高水准的外交,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意关系继续发展。总体上来说,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中意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经济层面。

俄罗斯学者Andrei Kortunov在探究如何避免世界再次出现两极化局势的时候表示,几年之前东西方专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尽管有很多人对此仍然抱有不同意见,但是基于当前现实而言,关于未来的新看法正在形成。一方面,在美国的领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向联合,组织重建北大西洋公约,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手段,以及努力提高大西洋沿岸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可以说是乌克兰危机促进了西方的团结,但是真正的动力却在于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另一方面,中俄合作关系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以中俄为轴心国的合作关系也为周边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了诸如“金砖五国”等国家的崛起。

此外,意大利学者欧阳乔(Giovanni Andornino)从动荡的地中海地区的视角下分析了中意两国的关系,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将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核心国家之间的联系推向了顶峰。来自澳门大学的郝雨凡教授、来自韩国的车昌勋教授以及意大利学者Edoardo Reviglio也出席了今日的论坛,并就如何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探寻中美关系的未来以及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力量之间的抗衡冲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专家们在不大的教室里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观点,温和的、激进的,价值观的碰撞擦出思想的火花,时不时的几句妙语更是让众人捧腹大笑。(文/新闻网学生记者 于子悦)

编辑: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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