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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和平之路的历史责任与多元意义”分论坛综述之五
日期: 2015-11-19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2015年11月7日,北京论坛(2015)“缔造和平之路的历史责任与多元意义”分论坛的C组会议“融合与扩散——区域与都市历史地理变迁的不同路径”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5号楼地下一层B115会议室举行,多国学者在会议上分享了各自的研究视野和学术成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主持会议,并作欢迎致辞。辛德勇教授回顾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并指出侯仁之教授在西方的留学经历为之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经验。他希望与会学者能够尽情交流,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来自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戴梅可教授作了主题为 “早期罗马与汉长安的城市形态”的学术报告。戴梅可首先分析了罗马城的形成历史,指出凯撒和奥古斯特在罗马城的发展与规划上具有重要影响,罗马论坛、朱利叶斯论坛、奥古斯特论坛等罗马著名建筑上都留有很深刻的凯撒印记。在对比长安与罗马两座城市时,戴梅可指出两个城市均存在着对奢侈的禁令,法律、道德和美是两座古城共同的特征。最后,戴梅可总结到一个城市意象的形成和传播,与实体的建筑、城市认同具有密切的联系,而对城市意象的研究有利于对不同文明的思考。

日本和歌山大学的王妙发教授分享了“中国早期都市形成的多元化”的知识,王妙发首先回顾了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到夏朝二里头文化再到商周等数千年中国早期都市发展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农牧交错带等三个主要发源地的古代都市的分布状况。王妙发认为,夏商周时期呈现的筑城规模消长状况(即夏周少,商代多)的原因与早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具有较密切的关系。另外,王妙发还指出,中国早期都市呈现多元化、不平衡的发展状况:黄河中下游较密集,西北、西南以及东南地区较少。

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妹尾达彦教授则从宏观的视野介绍了“东亚都城时代的变迁与国际关系的变迁”。妹尾达彦用详尽的资料总结概括出公元4世纪到8世纪,东亚各国都市的发展状况,比较了隋朝洛阳、百济益山宫、南朝建康城、日本“平城京”以及回鹘单于城、吐蕃“逻些城”等农牧文明都城的不同风格。妹尾达彦指出,随着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东亚的都城呈现由内陆向海洋发展的轨迹,东亚7-8世纪的都城时代也转换到19-20世纪的首都时代。

来自北大的李孝聪教授将视角转向了中国的北京,作了题目为“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的空间叙述”的学术报告。李孝聪首先评述了若干种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信仰空间的社会调查资料,并结合北京文献史料、古旧地图和庙宇调查资料,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北京城各宗教场所的分布、建筑轴向与地域结构的历史特征。李孝聪最后呼吁我们应该保护那些与普通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和传统建筑,留住记忆、守望文明。

接下来作报告的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则把目光聚焦到北京城的“新华街”,唐晓峰从新华街名称的改变、被新赋予的干路地位、配套的设施建设等方面来论述新华街在民国时期北京城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以及北京城的管理。唐晓峰认为新华街的改变体现了民国时期“共和”主流思想,折射出城市建筑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对新华街的研究对认识北京城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上午的最后一个报告中,来自美国的学者柯慕贤分享了他对“厦门城市化变迁”的研究。柯慕贤以城市化和建筑为载体,分析了厦门在近代时期内的发展,肯定了海外华人在城市发展和设计方面的重要作用。

下午两点,学术报告会准时举行,秋山元秀、松浦章等中外学者作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和交流。

日本滋贺大学教授秋山元秀作了题为“日本古代的南北边疆和地理观念”的学术报告。秋山元秀从古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谈到南九州的熊袭人,他指出,日本是多元民族融合成的国家,历史上南北疆的地理范围与今天日本的版图是有差异的,大和民族与日本其他少数民族存在着学习、战争、贸易等多元文化的交流。秋山元秀认为,对古代日本南北疆地理变迁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日本的民族融合进程。

当前,一带一路的话题引起中外学者的热议,对古代中国与海外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有很多的成果。但来自日本关西大学的松浦章教授认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应只限于古代,轮船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具有较高价值的课题。松浦章以详尽的史学与新闻学资料为基础,从中国的交通革命的发展过程、清朝轮船招商局公司与日本邮船公司的对比,以及轮船时代下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交流等三个方面描绘了轮船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面貌。松浦章指出,轮船时代下的海洋丝绸之路使得东亚各国与世界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台湾学者陈文豪则发表了题为“由汉代长安城平面图看研究论争”的报告。陈文豪回顾了长安城的发掘历史,他认为自1956年开始的挖掘活动产生了对长安城遗址的不同认知。陈文豪先后比较了王仲殊、刘庆柱、马先醒等人所绘的长安城遗址地图异同点,并指出汉长安城承载了战国和秦国都城布局结构的模式。陈文豪最后强调了马先醒先生对长安城研究的贡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辛得勇教授则谈论了“西汉文武两帝时期的河患与秦至西汉初年黄河中游的土地垦殖”的问题。他首先回顾了黄河问题的研究历史,肯定了谭其骧教授在黄河问题上的领军地位。同时辛德勇强调,黄河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与黄河复杂的水文条件有关,西汉时期的河患不是文武两帝时期移民戍边带来的土地过度利用导致的,更与战国到秦汉时期修筑堤坝、历史积累等有所关联。他认为,对于黄河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

北大历史地理学家韩茂莉教授则将目光转移到农作物的传播上来,韩茂莉认为对于区域与都市地理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城市的交流,农作物的变迁也能反映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韩茂莉首先介绍了中国本土改良的农作物以及传入中国的外来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并指出冬小麦品种的出现和农耕技术推动了稻麦轮作制的产生,为经济重心南移提供了实质性的物质基础。

台湾中正大学的廖幼华教授选择“南选制在南岭的实施时地差异”作为自己的报告主题,廖幼华认为政治制度在空间上的扩散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关联。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在面对偏远地区时会发生因地制宜的变动,而从唐代较宽松的南选制到宋代的更严格地限制摄官数量和建立 “八路差注制"正是反映了这种变动。廖幼华在概述唐、宋时期的南选制后总结道,中央政府如何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建立一套既能维持权力统一、又能兼顾地方利益的制度,须要经过不断地尝试与努力,以极高的智慧才能达成。

最后,辛德勇教授进行了最后的总结,他再次感谢各国学者的到来和精彩的学术分享,并祝愿历史地理学科,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能够多接受国际的视野,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文/新闻网学生记者 魏晗博)

编辑: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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