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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暨一带一路倡议”分论坛综述之三
日期: 2015-11-27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2015年11月7日至8日,北京论坛分论坛“新常态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暨一带一路倡议”的后三场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成功举行。来自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印尼、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地的19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经济形势,和近期的经济热点话题“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从国际合作交流、中国发展现状、未来创新协作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和交流。

国际合作交流

Christine Hackenesch教授来自于德国发展研究所,她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在非洲:改革中的欧盟发展政策面临着什么挑战?——以国家经验为例”。她提到,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减少中国与欧盟间竞争的争论常常被提出来,因此,她针对中国参与非洲事务是否对欧盟发展政策造成挑战作了报告。基于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政策不同的前提,她主要从贸易、投资、贷款等政策入手,详细分析了中国和欧盟分别援助卢旺达、莫桑比克、安哥拉三个案例。她的结论是,中国与欧盟是竞争者,也有成为合作者的可能性;中国参与非洲事务也可能对欧盟的集体行动能力构成积极影响,未来的经济利益合作也许会变得更加重要。

北京大学的李安山教授延续了非洲话题的探讨,他的发言题目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中国与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李安山教授首先提出了中非关系的四个基本事实:一是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二是为非洲发展提供另一种选择,三是对所有相关方都有好处,四是能促进外国对非投资。他说道,中非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往来可以体现中非双方的共同点,在于都有伟大的文明,均深受殖民主义之害,都具有屈辱的历史,且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世纪中非的外交关系分为官方、半官方与人民联系(P2P)三种类型,人民联系又分为在中非合作论坛背景下的个人合作、个人文化合作、机构内部合作三种形式。在P2P双边交流模式中,中国的民间组织(CCO)将取代NGO的概念。他认为,中非人民间的联系既不是宣传也不是软实力的象征,而是文化互动、文化输出和文化融合,中非文化交流与学习将成为双边交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质上构成了优化双边关系、促进世界和谐的基础。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教授作了题为“国际发展援助”的报告。李小云教授主要介绍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情况,分为三方面内容。首先,他介绍了中国近几年对外援助的发展情况和战略变化,他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计划和路线图,还是一项宏大战略,尽管中国的援助政策还存在问题,但这标志着中国将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第二,在维和领域,中国目前是全球维和行动的第二大捐助国。第三,“援助”的概念第一次提出并纳入“十三五”规划,其中的六个关键点为日后中国对外援助指明了方向。李小云教授还强调,面对挑战,中国的对外援助要符合国家利益,并希望能与其他国家合作。

来自印尼特利沙克蒂大学的Tulus T.H. Tambunan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从东盟视角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投资合作”。他认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有着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天然动因,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和地区性经济繁荣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因此,他重点阐述了建立在自贸区的贸易联系上,中国与东盟相互之间的重要性,以及面对当前国际环境中贸易自由化、投资环境、领土争端问题,中国与东盟应当思考加强联系的做法。

Venkatachalam Anbumazhi教授来自于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他作了主题为“新常态经济下向梦想前进: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他首先提出了关于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的“两个梦想”和“两个新常态”,分别是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公益性的梦想,以及不同国家经济融合和不同指标下经济放缓的新常态。他认为,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同样重要。因此,通过发挥领导力的协调作用,各个国家应该互联互通,共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中国拥有能源消费市场的条件,需要向世界展示其领导力。

日本格付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Atsushi Masuda先生的发言主题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一带一路”,主要分析了援助项目中的国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他介绍了日本经济合作的历史沿革,并具体分析了南美洲和欧洲的区域性合作的例子。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需要借鉴这些经验,通过建立结构性基金、加强对专属机构的监管等方式,实现区域一体化。

Brian Wright教授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发言主题为“新丝绸之路的经济考量”。他主要介绍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他认为,新的道路有四个作用:一是空间性的创新,二是生态系统套利的一个普遍性新选择,三是重新配置、重组、创造被破坏的市场,四是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他分析了主要粮食与道路的关系,列举了青藏铁路等案例,结论是长途铁路与公路的建造可以提升沿途经济总体情况,但在专业分工程度高的市场受益的同时,自给经济将受损。

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民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发展援助和社会行动”。他首先从接受国的治理和多边主义偏好两方面入手,介绍了当前国际援助的情况,其中还存在援助资金浪费、项目选择不当、评估机制失效的问题。因此,评估和问责都很重要,应当从加强主导性、考虑地方偏好进行项目选择两方面提升公司之间(B2B)、民众之间(P2P)和民间组织之间(C2C)的发展援助。刘民权教授还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做法,有助于增加人们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文明的和谐。

中国发展现状

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Lee Doowon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他将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分为成功组和失败组进行分析,得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对于中国而言,通过投资、教育、政府支出、机构体制质量等因素的考量,尽管很多方面做得不错,但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还存在迅速的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恶化、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是否能解决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将决定中国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国应该借鉴为数不多的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从另一角度探讨中国的收入问题,他发言的题目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新发展”。他指出,中国正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二是财富分配不平等,两种情况日益严重。他根据中国家庭收入数据(CHIPS)和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参考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对比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状况,得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挑战严峻的结论。他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有赖于政府行动,政府应改革收入分配体系,切实施行相关政策,如:坚持扶贫转移支付、坚持惠农惠贫政策等。

宋丽娜(Appleton Lina Song)教授来自于英国诺丁汉大学,她作了题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消除非正规现象:进入的决定因素和退出的路径”的发言。基于非正规经济在全球比重中增加的背景,她首先探讨了非正规经济的合法性,以及是否会带来不稳定性的问题,并揭示了非正规现象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具体内涵。她将工作分为工资型、自营职业型、一般型(临时工)三种,后两种属于非正规工作,通过对比三种职业从事者的教育、收入、健康等情况,她认为非正规工作并非是完全负面的。最后,她提出三个结论:一是中国应重点考察非正规行业;二是对穷人而言,自营职业是更好的选择;三是要关注临时工。

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俞建拖先生作了题为“对比‘一带一路’倡议与新丝绸之路”的发言。他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不是推销产能过剩,不是武力威胁,不是强化不平等经济秩序,而是平等参与、尊重自主选择、充分开放,是在对的时间,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情。与新丝绸之路相比,二者在时代背景、参与对象、互动方式、目标、趋势、地缘、历史、能力、价值、范围上都大不相同。最后,他还提到了“一带一路”面临的技术、经济基础、治理能力、社会发展、文化与价值观念等五方面的挑战。

Tor Eriksson教授来自于丹麦的奥胡斯大学,他的发言题目为“中国的代际健康差距”。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父母和子女健康关联度高,存在代际间的健康差距,并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水平、城乡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减少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性,那么当代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标准都能得到提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也意义非凡。

来自香港树仁大学的李树甘(Lee Shu Kam)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对一带一路的评估——首次以真实汇率进行非线性调整分析”。他提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如果存在名义利率、中国的价格和其他成员国三方协整的证据,那么贸易套利将会影响经济融合,样本中约一半的国家存在非线性的均衡关系。他建议,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这一结果,选择特定国家加入区域经济联盟。

未来创新协作

亚洲开发银行前主任Biswa Bhattacharyay教授作了题为“加强亚洲基础设施的联通:地区和国际合作的作用”的发言。他认为,“一带一路”能有效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联通。实现联通性,需要资金来源、银行支持、创新观念、项目建设等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因此他建议,创立新制度框架,及“亚洲基础设施合作论坛的新组织架构”,促进国际合作、亚洲联通。

肖耿教授来自香港大学,他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的进化式发展模式:佛山故事”。佛山是广东省的一座城市,近年来的经济表现突出,肖耿教授以佛山为例,介绍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情况。他提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佛山的经济表现杰出,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它的人均GDP水平已超过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但是,尽管佛山是最具生产力的地方,其资金获取渠道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融资渠道不够宽。第二,佛山独特之处在于民营经济主导,工业内部专业化市场发达,一半人口是外来人口的现状意味着佛山可以吸引人才,这种经验具有可复制性。第三,佛山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即地方债问题和产业升级的困难、如何提高附加值的问题。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徐立新作了题为“哈耶克、地方信息和中国国有企业权力分散化”的报告。哈耶克认为,本地信息是理解生产是否需要分散化的核心。而徐立新在研究中,通过评估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分散化的决定,来测试哈耶克主义,结果表明中国国有企业的分散化是哈耶克理论的强有力支撑。当地政府与企业的地理距离和沟通成本,对企业的分散化起到重要影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沟通成本越高,企业将更倾向于分散化发展。

来自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Daniel Trefler教授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政策”的发言。他说道,中国在世界市场中,正在经历极重要的从低收入竞争向创新竞争的艰难转型:通过生产更先进、高技术含量、高质量的产品,提升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不用担心低收入、劳动力主导型产业会受到影响,因为中国的企业层面数据显示,R&D(研究与开发)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回报。同时,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将逐渐提升。而关于“一带一路”政策,他的建议是,中国政府要通过提高透明度的方式建立解决腐败的治理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要过分依赖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

Harry Clarke教授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他的发言主题是“不确定因素下的气候政策”。在对未来气候变化预测不乐观的情况下,关于减轻因气候问题而带来经济损失的问题被提上日程。Clarke教授谈到,他的研究是建立在气候危机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上的,各国采取的气候干预措施与之相关。但努力减轻气候影响的结果却是极端的,相关的政策可能非常奏效也可能完全失灵,这更像是国家与自然之间的博弈。Clarke教授认为,应该做出后悔程度最低的选择,他希望能够解释政策失灵的可能性,找出评价规则。(文/新闻网记者 邓陈晖)

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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