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我为敦煌我尽力了

她守护国宝41年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

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

但却用41年的守望告诉世人

她无愧于敦煌

她就是敦煌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

2004年,敦煌研究院迎来了建院60周年,院长樊锦诗忙碌着。这个她守护了41年的地方,每一个细节她都那样的熟悉。

60年前,一批爱国艺术家来到这里,他们担当起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使命,人们称他们是敦煌的守护神。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她告别恋人,心怀对老一辈敦煌守护人的崇敬,凭着一腔对敦煌艺术的热情来到荒凉的戈壁深处,加入了这支敦煌守护神的队伍。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的一尊雕塑,它取名为《青春》,塑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原形就是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樊锦诗。

樊锦诗:后面是个背包,挎起背包,拿着草帽,整装待发。

英姿勃发的樊锦诗怀揣着美好的理想来到了这片荒漠,然而她将要面对的要远远超过这个上海女孩的想象。

樊锦诗:本来以为,敦煌肯定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这些大专家肯定都很派,结果一看,一个一个(用现在的话)都跟土老帽似的。(来源:面对面)

樊锦诗:每走过一个石窟,(都感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这个生活就没想到,太差了,没水、没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卫生设备,消息闭塞,好像与世隔绝。(来源:东方之子)

敦煌艺术的奇美和老一辈专家的深刻执著感染了樊锦诗,可是守护敦煌的条件却是恶劣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退却,北大考古专业的训练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天性好强的樊锦诗走进石窟就忘记了一切。

樊锦诗:我搞这个时代分期,因为我们这个文物来说,首先要把它的时代弄清楚,你再说去进一步研究它,这是个基础工作,所以我呢,这个上头做一些工作,应该说也算取得了一点成果。大家还承认,我们这个断代分期的成果。

在这之后十年,樊锦诗熟悉了每一个洞窟,对敦煌的保护和艺术研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

1967年,她与大学时期的恋人彭金章结了婚,当时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开始筹建考古专业。虽然成了家,他们却过着劳燕分飞的日子。

彭金章:儿子出生的是68年底了,以后因为说,敦煌条件太差,就准备到武汉去生,去生,因此上海就是樊锦诗的家里,她的母亲,她的姐姐,准备了很多这个好还用品,什么奶嘴,奶瓶,奶粉什么小孩衣服,尿布,都准备了很多,这个我的母亲,从河北农村,就准备了红枣、小米,鸡蛋,等等,很多东西,就是也到了武汉,就准备在武汉,等着过来。

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工作原因不能离开敦煌,丈夫只好挑着一担东西去敦煌看她。

彭金章:我就挑着扁担就是换车倒车,到了敦煌,早生了一个星期了,光着个屁股什么有没有,一看什么衣服都带来了,樊锦诗就流眼泪了嘛。

没满月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她就54年产假,过后就上班,就把孩子锁在屋里,上班,中午10点喂一次奶,换了尿布,到什么程度就是有时候,屎尿什么的都弄在一起了,有的嘴上都抹的屎的,他妈妈回来以后,还在那里笑呢。

同事说:樊锦诗是个硬心肠的女人,她也说自己身上很少有缠绵的感情,但樊锦诗讲起儿子时,却掩饰不住那种母性的爱恋和柔情。

樊锦诗:最厉害的时候一家人分四个地方,比如我把孩子送走,我回来了,好像包袱放下了,其实就是更想了,这个农村生活怎么样,还是想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孩子,特别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别人就回去看孩子去了,我们很多人家在敦煌农村,或在城里,我就想了,特别特别想,这个时候想,实际上呢,想孩子比想老彭想得还多。

寂寞艰苦的生活中,丈夫和孩子使她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份思念的痛苦。敦煌、家、丈夫和儿子,都让樊锦诗牵挂,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樊锦诗:七三年的时候,我已经来了十年了,也就是说,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点感情了,不是说刚来,刚来其实还是无所谓的,说走就走,说待就待,那个时候已经有些感情了,也开始文化大革命后期嘛,已经可以搞一点业务,业务也不舍得了,这个地方这个事业也不舍得了。

舍不得离开敦煌的樊锦诗,谢绝了武汉大学对她的邀请,却转而开始说服丈夫,说服孩子,让他们舍弃繁华的大城市,选择戈壁深处条件艰苦的敦煌。

彭金章:有矛盾,跟家庭的矛盾,跟孩子的矛盾,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这一比较起来,还是事业第一,特别我快到50岁了,天命之年,换了专业,专业虽然是考古,从早的,换到晚的,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从我来说及但是为了支援她,为了成全我这个家,我觉得也还是值得。

樊锦诗对敦煌事业的执着感动了丈夫,1986年,丈夫主动舍弃了长期从事的专业,舍弃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武汉,带着孩子来到敦煌,劳燕分飞的23年终于结束了。说起这事,樊锦诗自感有愧于丈夫。

樊锦诗:有内疚,肯定有内疚,别人老问我,我说按中国传统的观念,应该是妻子跟着丈夫,现在倒过来了,丈夫跟着妻子,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丈夫确实是打着灯笼很难找。

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凭着好强和倔强,樊锦诗做到了抛家离舍,独自一人在敦煌工作了23年。23年中,有多少生活的缺失,她很少想起,她想得最多的还是敦煌。

樊锦诗:我现在我慢慢也有这个感觉。一说敦煌这里是怎么样,我马上就想这个洞不能叫它坏。我家里事不想,我就首先想,这个洞子不能坏。这个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家里的一部分,这个敦煌的事业,就是我们家的事业,就是我们个人的事,都有那种感情。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面对人类艺术宝库,担当如此重任,樊锦诗感到了沉重的压力。2000年她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梱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樊锦诗忧心重重。她明确表示,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

樊锦诗:那当然不行,这是国家的财产,你捆绑上市,是不是有风险的,什么中了亏了,这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不能拿去做买卖,那么他亏了怎么办,给你买的洞,那个洞我能买吗,我就答应买,国家也不让你买,世界上也没有这个做法呀,只有都是这是国家的事业,国家的财产,而且是国家的公益事业,不能拿去做,(面对面)

樊锦诗开始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

樊锦诗: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不弄就坏了吧,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病都有病,不过有的厉害,有的不厉害,那个空间很狭小,材质很脆弱。

我们做过实验,40个年轻人,进去一个洞半个小时,这个二氧化碳增加了五倍,相对湿度增加的10%,温度上升了4度,那么我们又做了实验,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空间,做了模拟石块,就是持续的相对湿度增加,然后再加大家用了几百天以后,这个模拟石块就碎了。

樊锦诗所说的敦煌急需要抢救和保护的现状绝不是危言耸听,她对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说表示,如果敦煌也梱绑上市,国家文物局就关门吧,我这个院长的帽子也还给你们。在返回敦煌的火车上,樊锦诗寝食难安,她经过慎密思考,起草文件再次向上级部门重审不能把敦煌梱绑上市的理由。

樊锦诗:但是我必须说清楚,我就不能这么做,我绝对不同意这么做,这个是公益事业,是国家财产,怎么就捆绑上市,它不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银行,哪能那么去做,要是做亏了,卖个洞,再做亏了再卖个洞,

你把世界上这么一个举世无双的这么一个遗产,这不是毁了吗?

碰到类似这样的事不应该顾忌到个人的,名啊,利啊,身啊,钱啊,

就敦煌只有一个,樊锦诗无所谓,做不做院长也不所谓,

我放到我的位置上,我就要为敦煌负责,为敦煌研究院负责,(面对面)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一场将敦煌梱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樊锦诗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2003年,樊锦诗向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提交议案,详细描述了“数字化敦煌”的大胆设想。

樊锦诗: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但他也不能永生啊。另外一个它要退化怎么办?我就要考虑要抓数字化,就把它储存起来数字,所以1998年我就跟美国人谈判。因为它这个数字技术比较高,我们谈判做这个数字科技,就是为国家永存这个信息。然后这个给了我启示,我永存以后,我还可以利用啊,学者也可以不到敦煌利用我这个数字。然后,又启发了我们,就是这么多游人,就是面对这些狭小的洞窟,我怎么保护,又启发了我们。我们能不能把数字敦煌用于开放为观众服务。

66岁的樊锦诗还在为她的数字化敦煌计划奔忙着,对于自己40年来所做的工作她曾自谦为瞎忙,但季羡林老先生评价她,她所做的事情功德无量。

樊锦诗: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效果很好。如果我再过十年一看,电脑存下来的,所以我很高兴。这是我抓的一项,我非常高兴。

我也没什么,我现在觉得死心塌地把敦煌搞好。我可以说我做梦也是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 我就是应该把敦煌搞好。

我这人水平比较差,但是我觉得我努力了,我有时候开过玩笑,我说我如果死了以后,我说留下一句话,我就留这么一句话,我为敦煌我尽力了。
(稿件来源: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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