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士期间室友眼中的孟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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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褚斌杰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秦汉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课程,而孟二冬同志也于同年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袁行霈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博士研究生课程。九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数量还比较少,我与孟二冬同志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研究生,所以很自然地就被学校分配到一个宿舍居住,一直到1994年我们完成博士研究生课程为止。我与孟二冬同志在一个宿舍度过了非常融洽而愉快的三年时光,深切感受到孟二冬同志伟大的人格力量。2005年12月,教育部作出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决定,12月14日、15日的《光明日报》等报纸对孟二冬同志事迹的有关报道,深入而具体,而《光明日报》的评论指出孟二冬同志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认为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孟二冬同志是个有坚守并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孟二冬同志毕业于安徽的宿县师专,应该说,宿县师专在中国的众多大学里,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孟二冬同志在这里读完了专科,后来成为在中国首屈一指,同时在国际也有广泛影响的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完全得力于他自己的勤学。而他的经历,也足可以跟近代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通过自学而成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事例相仿佛。

孟二冬同志大学毕业后,本来留校做行政工作。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充满了灿烂阳光的道路,但他一心向学,宁愿去做一个普通教师,甚至连助教都没有资格的普通教师,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说一个确实话,虽然我现在也在大学当一个普通教师,实践了我的理想,但是,我对自己的选择,曾经发生过深深的动摇。我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1987年我从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9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褚斌杰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先秦两汉文学的博士生导师,我就选择报考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且主要的目的是在毕业以后能在北京大学当一个教师,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考不上,要么出国留学,要么就“下海”去也,再不当穷书生了。可见我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承蒙褚斌杰先生的关怀,我成为了褚先生最早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前,褚斌杰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向系里有关领导提出让我留校,要我暂时不用考虑找工作的事情,而到了后来公布的留校名单中,我被剔除在名单之外。这样的一个挫折,使我的思想再次发生波动,也对自己要做大学教师的理想发生动摇。一直到今天,我都怀疑如果自己不是侥幸上了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能不能有自学自强的坚守和文化使命感。可是孟二冬同志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学术的追求,他的顽强的精神,使我到今天,也对那些没有上过大学本科,而通过自学、进修进入学术界的学者充满钦佩之情,我自己在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都格外关照,因为他们有坚守、有信心、有勇气,我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定可以成长为明天的孟二冬同志。

孟二冬同志是一个纯粹而好学的人

孟二冬同志卸去宿县师专的行政工作以后,负笈北上,到北京大学进修。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受到袁行霈先生的器重,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1985年,他又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烟台大学招收的委培研究生,在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安徽,而到烟台大学任教。在烟台大学短短的三年工作期间,他晋升为烟台大学中文系讲师,并担任了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受到烟台大学师生的爱戴。当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有关领导,就不止一次提到孟二冬同志在烟台大学的事迹,教导我们向孟二冬同志学习。

在北京大学与我同宿舍的三年中,孟二冬同志应该说是我们同学中最用功的同学了,他总是起早贪黑,坐在桌子前,认真地看书,而且不知疲倦。在这个期间,他完成了与袁行霈先生等人合著的《中国诗歌通论》等学术著作和博士论文,《中国诗歌通论》后来还获得过教育部的优秀成果奖。在博士毕业后,孟二冬同志住在北京大学的筒子楼里,有的时候,我到北京大学办事,或者去看望褚斌杰先生,顺便也会到他的住处小坐。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孟二冬同志总是坐在书桌前,辛勤的耕耘,其勤奋程度,与在读博士期间,没有任何区别。近年来,他先后送给我的几种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也充分说明,他并没有因为经常到国外工作,而搁置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因为自己做出了很多学术成绩,而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

去年以来,孟二冬同志身患沉疴,我曾经于去年和今年先后两次去探望孟二冬同志,在医院住院期间,他不但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而且仍然不忘记学习。因为在医院读书不方便,他在医院就坚持练习书法,一个月前,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所住的病房套间的里间,就摆了一个桌子的笔墨,他兴致勃勃地让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观摩他的书法作品。在闲谈之中,对自己的疾病状况轻描淡写,而对自己的学生的培养,以及研究工作,津津乐道,让我们几乎忘记他是一个作过多次重大手术,并在进行化疗的病人。

孟二冬同志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       进入北大新闻网学习孟二冬专题网站

孟二冬同志是一个有执着追求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宽厚、热情、热心而富于生活情趣的人。

199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几个博士研究生中,有一个同学是在北京大学读的本科、硕士,孟二冬同志和另外一位同学是在北京大学读的硕士,这几位同学后来都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了。我们这些同学,基本上都是有较长工作经历的同学。我因为上学较早,虽然研究生毕业较早,年龄却不算太大,孟二冬同志长我几岁,但在班中并不算年龄最大的同学。入学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领导指定孟二冬同志担任我们这个博士班的班长。孟二冬同志并不因为我们这些与北京大学缺少渊源而对我们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而是非常谦和,他的热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毕业十多年来,我们这些从外校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虽然分散在海内外不同岗位,有些人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或者重要部门的领导,在我们回忆起博士班的三年生活的时候,都充满了温暖的感情,而这个温暖,与孟二冬同志当然密切相关。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因为我与孟二冬同志住一个宿舍,所以我们的交往最多。每天早晨,我与孟二冬同志一起起床去吃早饭,然后同在宿舍读书,中午11点左右,我们两人常常一起去食堂买饭,然后回到宿舍吃饭。有的时候,乘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和当时在法律系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马作武同学下两盘象棋,孟二冬同志则端着饭碗,在一旁为我支招。下午学习到四点钟左右,我和孟二冬同志又会一起去篮球场打一个多小时的篮球。晚饭以后,我们会继续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两人除了偶尔交换一枝香烟以外,极少说话。但是到了晚上十点半以后,我或者孟二冬同志有的时候会到宿舍楼下的小店买两瓶一块多钱一瓶的二锅头酒,一袋花生米,有的时候还会买一瓶鹌鹑蛋罐头,然后我们两人在对饮中,切磋最近的学术心得……

孟二冬同志是一个高尚而有益于人民的人

孟二冬同志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同时对别人又非常关心的人。这种严格要求,在孟二冬同志对待师生关系方面,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孟二冬同志非常尊敬老师。我跟孟二冬同志在一起,时刻可以感受到他对老师的尊敬之情,而袁行霈先生对孟二冬同志的关怀也无微不至。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因为袁行霈先生及夫人分别到新加坡和韩国工作,孟二冬同志有一个阶段就住在袁行霈先生家中。孟二冬同志与袁行霈先生之间情同父子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孟二冬同志留校以后直到今天,在孟二冬同志成长的道路上,处处都有袁行霈先生关怀的印记,而孟二冬同志也是刻意在各个方面向袁行霈先生学习,在孟二冬同志的言谈举止方面,仿佛也有袁行霈先生的影子。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与袁行霈先生曾先后受教于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先生,我就不止一次听到彭庆生教授赞扬袁行霈先生对待林庚先生,孟二冬同志对待袁行霈先生的那种犹如孝顺的儿子对待父母的感情。

一个尊重老师的人,如果他做了老师,必然也是一个关心学生的人。虽然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我没有接触过孟二冬同志的研究生,但是,最近各种报纸报道的孟二冬同志对研究生的关怀之情,可以印证上面的推断。孟二冬同志在自己做了老师以后,对自己的学生无限呵护,这与他尊师的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孟二冬同志不但在政治上对我关怀,在生活上也对我非常关心。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我的家在北京,所以周六会回家,在我周日回校之前,孟二冬同志总是帮我在水房打好开水。久而久之,即使不是周末,孟二冬同志也常常帮我去打开水。我们所住房间的地板,也大部分是孟二冬同志来清扫。袁行霈先生送给孟二冬同志一把高背转椅,孟二冬同志关心我身宽体胖,所以坚持让我使用。由于我体重比较重,所以这把转椅被我多次坐坏,每次都是孟二冬同志利用我不在的时候,拿到修车铺去焊接。有几次我说我去修理,孟二冬同志总是以我不熟悉修车铺为由,由他去修理。今年我有机会见到袁行霈先生,袁先生还提起这段往事。

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曾经因肺炎和阑尾炎各住院一次,每次住院都在一个月左右,我妻子住的地方和上班的地方离北京大学不近,只有周末可以来陪我,所以孟二冬同志经常利用晚饭的空间来探望我,了解我有什么需求,对我的关怀具体而细致。

孟二冬同志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而我作为一个曾经和我们时代的英雄距离很近的一个普通群众,一定要永远向孟二冬同志学习。 (作者方铭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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