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老人的上海情结

厉以宁先生爱讲故事。

许多人爱听他讲故事。

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常常会把许多深奥却不免显得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融汇到各种由自己新编的浅显而生动的故事中，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天堂和地狱”、“老方丈买头梳”、“龟兔第四次友谊跑”、“怎样避免被老虎吃掉”、“三个和尚水满缸”等等故事，现已在神州大地广为流传，被许多经济学人、企业家，甚至普通百姓轻松快乐地印入脑海。厉先生的故事也经常在高层殿堂传播。在每年全国“两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在中外记者们面前，厉先生不时会在他的重要演讲中插上几个有趣的故事，举重若轻地传递出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

去夏今春，厉以宁先生两番南来上海考察民营经济，与“新沪商”促膝谈心，记者都陪同在侧，不仅有幸多次当面聆听他讲故事，也“近距离”地获悉了许多有关厉先生的真实故事，了解了他的内心世界、道德文章、诗意人生。

人物简介

1930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1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罗志如、赵迺抟、周炳琳、陈振汉等，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

1998年由香港理工大学授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

1988年至2002年，厉以宁先后任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任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2003年起，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幼年涌动报国之心

“今早是阴天，太阳躲在云里。我家公鸡叫：喔喔啼，快些快些起……”

当我们的车子驶过威海路街头的时候，厉先生在后座哼起了充溢童趣的歌！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说：那是一首他七十二年前在上海上幼稚园时唱过的儿歌——“当时，威海路叫威海卫路。”

原来厉先生与上海已有七十多年渊源！1934年他就随家人从江苏迁居到了上海，不过那时他才四岁，只是个“小上海”。幼年厉以宁就住在威海卫路沧州坊。读完幼稚园后，进入中西女中附小、渭风小学读书。1941年，少年厉以宁考进上海滩名重一时的南洋模范中学。不久，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厉以宁不得不再次随父母迁徙内地，辗转漂泊。

美丽却频遭摧残的山河，伟大而苦难深重的民族，东方大都会上海万花筒似的生活实景和贫困落后久病积弱的内地农村形成的鲜明对照，都镌刻在少年厉以宁的心中。虽然他萌发过用文学唤醒良知的浪漫冲动，但更多涌动的，还是“实业兴国”、“科学富民”、呼唤更多人投入复兴中华文明的经世念头。

厉先生在对我叙述他的上海记忆时，异常清晰地提到了许多上海的老马路、老建筑、老学校，也提到许多上海的老工厂、老品牌、老企业家。他说，“离开上海后我就再没有在上海居住过。但在我心中，上海始终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与世界交接的窗口，也是中国赶超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步伐的希望！”

谈话间，我发现厉先生对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成就新问题特别关切与熟悉——上海的城市规划、上海的科教兴市，上海的金茂大厦、磁浮列车、汽车城、“南隧北桥”、“生态崇明”、再就业、社会治安……在事先安排在沪行程时，他对接待住宿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唯一的希望是：“能不能让我们到东海大桥看一看？听说洋山深水港建成后，国内国际反响都很大！”

第三只眼睛看经济

“厉股份”推动所有制改革

经济学界常有将某种经济现象与最早提出或主倡这一经济现象最有力的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的习惯。厉以宁先生众所周知的别号是“厉股份”。

“厉股份”决非浪得虚名。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厉先生就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吁进行所有制改革，倡导推行股份制。有文件可查的是，在1980年夏举行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厉以宁先生就公开提出要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种种不足，进行股份制试点，尝试找出打破经济体制弊端、提高企业活力、吸引社会投资、扩大就业的新途径。之后，厉先生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股份制核心观点作了大量的阐发。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经济思潮之一。1990年代，股份制被正式写进中央文件，在全国全面推行。大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纷纷向社会开放或转让股权，转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沿海农村地区的农民纷纷集资参股，兴办各种企业，迅速成为当地经济的基本力量。由若干法人或自然人集资举办的股份制公司大批在国内外上市，股市总值最高时几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社会高度肯定了厉以宁的功绩，“厉股份”的别号在中国经济学界、传媒界不胫自走。

然而，厉先生对此看得很淡泊也很谦虚。他在多种场合一再重申：“股份制在中国得以推行，首先是积弊当改、时势使然；也有赖于经济学界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还得益于政界领导的开明和决心。说我是股份制在中国的首倡者不妥，把我说成‘厉股份’更不敢当。”

“厉民营”首倡“非公经济36条”

几乎与积极提倡股份制改革同时，厉先生力主应该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发挥它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2005年的春天，现已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国务院在那时出台了中国第一份把民营等非公经济置于与国有经济同等地位的中央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俗称的“非公经济36条”。

这份文件最早的倡议者，就是厉以宁。是他受托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专门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进行深入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受到重重阻力，譬如准入领域受到很大局限，在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受到大量不公平的待遇，舆论环境对民营经济也相当不利，等等。在厉以宁主持下，调查组于2003年第四季度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给全国政协。同时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这份报告。温总理十分重视，于2004年初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委托国务院研究室和发改委牵头起草了“非公经济36条”。

紧跟“36条”，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全部出台了贯彻落实的文件；国务院所属近20个职能部门也先后颁发了类似文件，推出了大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许多省市和国家部门专门召开了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听取批评、呼声，采纳意见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一股以“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有报刊文章给了厉以宁先生一个新的称号：“厉民营”。

但厉先生对此仍然秉持一贯的冷静。就在最近南下考察的过程中，他一再表示，中国的民营经济，从外部气候到内在品质，现在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关键在于，一定要把民营经济视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为民营经济争取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同等待遇的公平环境。有了这两条，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能真正发展壮大，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厉三农”情系农村贫困地区

南方一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把“厉股份‘转战’农村”列作“2005年”中国经济大事中的一件。文中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教授在做了近20年的‘厉股份’之后，开始‘向农村出发了’”；又说，“厉股份”象征着“与城市经济密不可分”的“中国资本市场”，他“关注新农村建设自然有其背后的深意”。

与厉先生谈到此事，他评说，这段不长的文字，是用心写的，基本正确。但仍有两个重要的疏漏。

其一，说厉以宁是2005年“向农村出发”的，错了。“我从1958年到1976年间的生活，一直与农村密不可分；我研究的课题，也大多与农村和农民、农业密切相关。当年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是参与起草者之一。这样算起来，我早就向农村出发了。”

其二，股份制不仅关系城市经济，也一直是与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像浙江温州、台州等地的农村，早在八十年代就办起了许多股份制企业，把大量资金导入了生产领域，解决了上千万人的就业，造就了连续20年每年两位数的GDP增长，贡献了数千亿税收，还建设了数百座美丽壮观的新型城镇。那些地区的农民，早已富裕起来了。这一切，都说明股份制可以在农村地区发挥重要作用。”

正因为此，厉先生近年来的确是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20 04、2005年两年内，他风尘仆仆考察了16个省的农村，总结推广农村地区的新型合作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移民下山的成功经验，前所未有地提出了“股田制”的大胆构想。他把自己的联系点设到了长期贫困的贵州毕节地区，并以自己的稿费和从“亚洲文化奖·学术奖”获得的奖金捐建了两所希望小学。他甚至还不顾古稀高年，亲自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诚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所说，“厉以宁教授完全可以颐养天年，却迎难而上担任贫困问题研究院院长，这是继承了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传统，用知识、用思想去为改善群众的生活做实事，充分表现出‘学术乃天下公器”的博大情怀！”

厉先生慷慨地对记者表示：中国“三农”问题一日未解，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一日不可停歇。

诗情飞扬挥洒人生

2000年11月25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厉以宁教授诗词研讨会”，为老院长祝古稀之寿。许多学生也从各地赶来，在“厉以宁诗词朗诵会”上“诗情高歌到碧霄”，为老师庆寿。

一般人难以理解，为何要以文学方式祝贺厉先生的七十华诞？他们有所不知：这位经济学大家，也是一名造诣颇深的诗人。

厉以宁从读中学时就开始作诗填词，迄今笔耕不止。诗词记载着他所见闻的多姿山河多艰民生、所经历的寒窗生涯斗室岁月，也充溢着他的志向操守、情爱胸襟、治学原则、经世理念。诗词写作占据了他不少宝贵时光，亦陶冶了他坚韧的性格、敏捷的思维，陪伴他度过那极其艰难的环境、乐观开朗地接纳生活。

桨声篙影波纹，

石桥墩，

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

长跳板，

小河岸，

洗衣人，

绿裤红衫都道是新婚。

这首《相见欢》作于1947年。当时厉以宁还只是17岁的少年，刚结束流离颠沛回到故乡，就以如此清新的格调和准确的格律，勾画出仪征乡村的清新景致，寄寓了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和憧憬。

春

满院梨花正恼人。

寻谁去？

听雨到清晨。

这首《十六字令》是青年厉以宁在北京初次写给远在鞍山的何玉春的“尺牍情深”。短短十六字，谐音借景、倾吐相思，难怪有论者将之称为“或许是世间最短最精彩的情书”。

1959年正当“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年代。厉以宁途经河北农村，将所见撰就一首《七绝》：

高炉馀火映红霞，

农舍停炊社即家。

岂止城中遭苦雨，

溪头荠菜不开花。

勾勒出了当时政治运动对中国城乡生活造成的混乱和凄苦。

“文革”把厉以宁推到了人生最低落的时段。他以一介羸弱之身，随北大千余教职员工一起“下放”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此时，不少同事对未来一片渺茫。但厉以宁却写下了“青莲自信身无染，银杏何愁鬓有丝”、“江风吹尽三秋雾，笑待来年绿满枝”等诗词，表达了蕴藏在自己心底的理想和希望。果然，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再接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厉以宁作了多首诗词，抒发自己的思虑和兴奋：“十年乱，世道换，路迷迷，谁有韬谋接手下残棋？”“是谁再激南湖水，今日春风惠九州！”

中国改革大潮汹涌而起，厉以宁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旗手之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厉先生义无反顾、率前冲锋。一首《七绝》形象地显示了他的这种凛然气概：

隋代不循秦汉律，

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

留与儿孙评短长！

而他对改革的成果，则充满了热望与欣喜：“但求遍野花齐放，不信青山不聚财”、“青鸟有缘重到此，当惊处处是瑶池”、“古村往昔近荒滩，今日眼前绿满山；红了樱桃黄了杏，春风悄悄过蓝关”、“原上野花细草，天际青山夕照。纵马赶牛羊，放牧归来小道。欢笑，欢笑，又是丰年预兆！”

玑珠华章，激扬文字。这一切，大都被选刊入《厉以宁词一百首》、《厉以宁诗词又一百首》、《厉以宁词选》，构成如他的挚友范敬宜先生所说“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

而厉以宁先生自己，则以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对自己的诗意人生作了精彩概括：

往日悲歌非梦，

平生执着追寻。

纵说琼楼难有路，

盼到来年又胜今，

好诗莫自吟。

纸上应留墨迹，

书山总有知音。

处世长存宽厚意，

行事惟求无愧心。

笑游桃李林！

家运国运难舍难分

厉以宁的家庭生活，是千万个“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缩影和写照。

对厉以宁家庭生活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夫人何玉春。何玉春不仅是厉以宁的“另一半”，而且在家事方面比厉先生有更繁重的负担、更铭心的体会。

厉家在抗战期间曾避祸湖南沅陵，正好租住何家老房子。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曾是初中同学。何玉春学成后分配在辽宁鞍山，有一次到北京探望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哥哥，再次邂逅厉以宁。从此，邮局绿衣人，就开始担负起为他们鸿雁传情的任务。

他们在1958年结为连理，13年夫妻分居，“反右”、牛棚批斗、干校锻炼、下放农村，双低两高(低工资、低营养、高付出、高要求)，诸如此类一代老知识分子经历过的艰难困苦，厉以宁、何玉春无一遗漏。

比起一般同代人家庭，厉家当然也有一些特别之处。一是他的兄弟姐妹多达十人，而厉以宁是老大。老大依例要为父母分忧、为家事操劳，特别要从人格行为上为弟妹们树立榜样。数十年来，厉家兄弟姐妹、妯娌姑嫂，不论个人成就大小，相互之间一直毫无龃龉、真正亲如一家。这是身为长兄大嫂的厉以宁何玉春至为欣慰之处。二是不论困厄还是“发达”，他们都侍奉家中长者，直至为他们送行西去。何玉春记忆说，“那时我一家三间房、七八口人，厉以宁的工资还不如我，两人相加只有百来元，除了吃饭、穿衣，几乎就无任何闲钱可使。他要读书，对不起，上图书馆去——好在他在资料室工作了20年，看书不必掏钱，否则我们的开门七件事，真就对付不了。”

每当夫人谈起坎坷往事，厉先生总是在一旁沉思，间或来几句豁达的点评：家事国事分不开。人常道“国运衰、百姓苦，国运旺、家运兴”，不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的亲朋故旧和学生们都知道，正是由于家事积久艰辛，更激发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厉先生，以自己的毕生精力体恤民生、研究国计、教育学生、启迪后人，经常直率地建言富民强国之道，并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各种方式，影响、引导大众以辛勤劳动来追求富裕、培育文明，以臻国运昌盛、长治久安。（作者：洪崇恩）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