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患病多年，早就预感到“归宿”。他几年前就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深居简出，要求“淡化”。他再三表示不大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我们也多年未曾见面。一次我跟他通话，问起：“老同学！你最赞赏什么？”他答：“痴、勇二字。痴迷——执着追求，勇敢——敢说真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微笑说：“我要淡化了，要推出、突出年轻一代早日开花结果。老同学，我当不了讲师了，要下课了。不要哀悼，要平淡。我的归宿——归于淡。宗白华老师说过，这是人生最美的境界——归于淡。”通话就此结束，永远地结束了。我再也见不到他淡淡的微笑，听不到他淡淡的幽默的话语了。

三十多年前，王选跟我相互戏称“老同学”。这是开玩笑。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同过学。他是1958年北京大学数力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而我1963年才到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担任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大学助教实习期），晚了六届。专业倒是一样，按辈分他算是我的老师。但他这个北大的“助教”一助就“助”了20多年没有提升为讲师，而我在中科院也是一“实习”就“实习”了将近20年。那一代青年科教人员都是所谓“臭老九”，不折磨死就算“皇恩浩荡”了，哪里还谈得上提职提薪呢？

说是开玩笑吧，也有个幽默的来头。王选跟我是在参加“748”工程时“同”过“学”。这个项目就是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管科学院时期，为解决“电子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而设立的。研制总部设在新华印刷厂。在科技攻关方面北大有王选参加，中科院有我参加。当时我还是“不戴帽子的三反分子”，因有一技之长而受控制使用“以观后效”的：王选好像也有些什么“问题”来着（我没细问），心照不宣。开会时，王选跟我不能互称“同志”，那见面怎么问候呢？称呼“老同乡”吗？都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小资产阶级臭老九”改造对象，这个“同”也不妥。我说：“我的知识落后了，要拜你这个助教当老师。”他却微笑说：“我的好多知识也都荒废了，不能助教只能助学了。我们从新一同来学吧！”由此就称呼“老同学”。

后来知道，他在“十年浩劫”中的“待遇”每月只发四十元，我的“生活费”每月只发三十元（当时一元约合今十元）；而他大约四十岁，我刚三十多岁。我就逗他：“叫你王四十，叫我陈三十好了。一岁值一块钱吧。你比我还高一个‘十’呢！”他微笑答：“简称王四陈三吧，只不过老‘一’个点呀，老同学！”“文革”就如此无情地把那一代科教人员的青春都“革”掉了，所以“同学”也不得不“老”了。

长时期内，王选的住房只有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生活淡泊。但他废寝忘食地痴迷科研、执着追求新的发现，不觉空间小。他微笑说过：“科学想象的空间束缚不住，科研场是无穷大！”就在那10平方米内，孕育了他的科研灵感，追求到他最重要的创造。他后来说，那是他生平最值得追念的日子。那痴迷、那执着追求的过程，是最大的享受！

王选很喜欢说笑话，用淡淡的声调说。三十年前他还是个“无名小辈”，但也有点儿“童言无忌”，以至招惹“领导”整治。“748”工程有一位负责人的雄心冲云霄，豪言壮语层出不穷。领导号召大家：“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我做不完，我儿子做！我儿子做不完，我孙子做！”王选对这号召表示反感，他悄悄说：“做不完？——完了，完了！等您儿子、孙子做出来，早不合世界科技发展的需求了，早过时了！”

1975年起，王选主持了电子计算机照相排版系统的研制。他提出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方法”。有的领导听不懂这样的专业术语，叫他说得简略一些，要一听就懂。王选微笑道：“不过就是三名、三高呗！别再来批判哟！”此后他的创造发明源源不断。而这些成就都是王选痴迷地执着地追求得来的呀！1980年我写了一本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得到王选的帮助，原稿将他的科研成就介绍进去，但在请他审稿时被他删了。他说：这只是刚开“花”，还没成熟为“果”，待到实践结果以后再说吧！

果然，从1981年起，王选把“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的科研之花，培育为实用的技术成果，推向文化市场——报纸排版印刷设备，在全国逐步得到广泛应用。这是一场被称作“光与电取代铅与火”的变革。1991年，他负责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的核心硬件——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这20多年以来，是王选痴迷追求到成果的丰收阶段。

1991年，王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却付诸一笑：“如今所谓院士、资深老院士者，是他生平做了重要贡献，给他一种安慰、一种肯定而已。多数院士创造高峰已过，特别是在计算机等新兴领域，很难有60岁的权威。”王选还多次提出他自己不适宜担任繁重的管理工作，他引用比尔·盖茨的话——“让一个60岁的老头来领导‘微软’是不可设想的”。表示要“淡化”自己，“归于淡”。

确实，他刚过55岁的那年，就正式建议：“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他的意图很明显，是把自己排除在外。1993年，王选又一次做出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养出多少年轻专家。”他说：我的一生有10个梦想，5个已经好不容易成为现实，另外5个看来要让年轻人替我完成了。他说：我的花季过了，要培育新一代花果！

那时王选已经几度重病缠身。朋友们都劝他多保重，他一笑置之。他说过：要哀悼的人才太多了！比我值得哀悼的人才太多了！不要再哀悼我。花开花谢，苹果落地，幸存至今不容易了。我的心愿就是“归于淡”。

我能体会到这些幽默里面的宁静和期望。

最后一次交往，是2005年9月我们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暨赵丹诞辰90周年”，特邀王选出席座谈会。王选热情地回答：如果健康情况允许，一定参加。9月18日，他说无法出席了，但亲笔写了贺词（如图）。

这篇贺词在北京、上海的两次座谈会上都宣读了，与会者特别感动。不久听说王选病危住院。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绝笔。

写着、写着，我好几次泪流满面，在夜深人静中，恍惚又见到你那淡淡的微笑，又听到你那淡淡的幽默的话语。老同学呀！如宗白华老师所言，你也化成了一颗玉，一颗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