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是在玩中慢慢地认识和探索世界，在玩中找寻自己的兴趣，并发现自己。但如今的儿童成长于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压力倍增的时代，成堆的作业和上不完的培训班，让“玩”成了儿童生活中的“奢侈品”，也让真实的童年渐行渐远。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的成长经历中，体悟“玩”对于童年，对于成长的特殊意义。

在北京大学，经常会看到一位中年男士，着一身休闲服，背一个大大的双肩包出入校门，和来往的游客别无两样。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性格率真、葆有童真的“游客”就是赵进东。

  赵进东

赵进东说，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起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但年少时爱玩、会玩的经历，常常会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注入活力因子，甚至为一生打上独特的生命底色。

在玩中懂得规则意识

1956年，赵进东出生于山城重庆。和当时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的童年是在无拘无束地玩耍中度过的。乒乓球、足球、游泳，样样都能玩出“花儿”来。

赵进东10岁时，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因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母亲去军垦农场劳动改造，3个姐姐又不在身边。于是，靠着每月十元的生活费，十岁的赵进东便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除了饥饿，那种生活对孩子而言并没有显得那么苦难。调皮爱玩的赵进东，加上没有父母的约束，竟然玩起来就顾不得上课了。所以，在上初中之前，几乎没有老师认为他是一个好学生。

当时，打玻璃球是同伴们最喜欢的游戏，为了得到更多的“战利品”，赵进东白天黑夜专注地苦练，于是练就了很精准的技法。“我到现在打弹珠，都玩得很好。”赵进东笑笑说，和同伴打玻璃球，看似是个游戏，其实在玩的过程中，学会了规则，如何发现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弱点，如何与人相处等。

踢足球也是赵进东的最爱。有一次，在踢球时，赵进东的眼镜被打碎了，他索性就不去上课了。由于没有伴玩，他就自己琢磨一个人踢足球的方法———对着墙踢。为了提高技法，自己挑战自己，他在空地上摆上几个砖头练习盘球，一个人竟玩得不亦乐乎，天黑了才回家。“后来才发现，我这种训练方法在正规的训练中也都有。”赵进东说。

由于热爱，赵进东成了重庆三中（现在是“重庆南开中学”）足球队的主力前锋，他们的足球队也玩出了专业级别。“我们那个18人的足球队，有11个人进了专业队，还有1个进了国家青年队的。我们的队友余东风后来当了四川全兴队教练，人称‘少帅’，当年他其实只是我们的‘板凳队员’。”赵进东笑着说，如果跑步速度还可以的话，那时的他可能就进专业球队踢球去了。

“玩，看起来人人都会，却非人人都能玩得好。每个人的兴趣都不同，体育运动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比如说竞技性运动，它有集体荣誉感，也会有输赢。而运动会教我们怎么样去输掉一场比赛，而不输掉尊严。一个输得起的人，在工作中的承受能力强一些，也才能赢得起。”赵进东说，运动与科研也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一个科学家需要培养的品质。

在“玩”中激发探究欲望

如果说在高中之前，赵进东的“主业”是玩，而上了高中后，他的生活则是“在玩中学”。

1971年，全国已经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的赵进东不到15岁，达不到上山下乡的岁数，但学校又不上课。为了治安考虑，学校就组织他们去翻新学校的操场跑道，工作时间从上午8点到12点。当时，负责人设置了收工的闹钟，调皮的赵进东就和伙伴们悄悄地调了闹钟，将收工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多出来的时间挥洒在踢足球上。“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们确实挺调皮的，但好多想法和创意，都是在玩的驱动下做出来的。”赵进东回忆说。

调皮、爱玩，加上不上课，初中都毕业了，赵进东连带小数点的算数还都不会。有一次，母亲从军垦农场回来看他，带他去买布料做裤子。4尺7寸的布料，一尺3毛钱，母亲问他一共花多少钱。面对这个考题，赵进东傻眼了，他告诉母亲自己不会算带小数点的乘法。“当时，我母亲没有吭声，她回到家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咱们家里要出文盲了。’”

1972年，学校补招了一批学生，赵进东也因此读上了高中。赵进东说，进入高中后，他才将“纯玩”的频道切换到“玩中学”上来。有一次考试，赵进东一位玩得很好的同学考了98分，而他仅考了60分。“说实话，当时我基本上就是不会。所以同学说我，这个题目这么简单，你怎么才考60分？我才感觉受到了刺激。为什么在同学看来简单的题目，我却觉得很难？”赵进东说，从那时起，他便拿出了玩时的认真劲儿去探索数学，后来发现，只要专注，很快就明白了那道题，并以此为突破点，并痴迷地喜欢上了数学。到后来，熬夜做数学题竟成为最吸引他的事情了。

“玩”出来的专业

1974年，不到18岁的赵进东下乡到四川忠县（今重庆市忠县）当知青。“下乡不像上学，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结束，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会让正值年轻的我们感到非常空虚。”赵进东说，因为平时习惯了琢磨玩，所以在那样空虚苦闷的日子里，他也会“苦中作乐”找事干来消磨时光。于是，在近3年的下乡岁月中，赵进东自学了著名数学教育家樊映川编写的《高等数学》，背熟了唐诗宋词，练习书法，还读完了整套的《鲁迅全集》……“那时压根儿就没想过上大学的事情，只是按自己的喜好看书，一切随遇而安。”面对困苦，赵进东的性格依旧是随心随性。痴迷地读书，换来的是高度近视。“下乡时，我的眼镜是300度，插队回来时却变成了600度。”

1976年，赵进东顶替父亲工作，结束了知青生活，回到重庆师范学院生物系当起了实验员，每天和**打交道，做各种标本，单调的实验室也被他“玩”得不亦乐乎。

1977年，高考机会来临。由于下乡期间读了大量的书，加上数学功底好，赵进东在高考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赵进东没有选择物理化学，而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很自然地在专业栏里填了当时的冷门专业———生物系。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生物结缘。1982年，赵进东考入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后赴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攻读植物学系博士学位。10年后，赵进东回国任职北大，继续从事蓝藻领域的科学研究。

以“玩”的专注做科研

作为较早的一批“海归”，赵进东在国外的10年中，生活宽裕安稳。而谈起回国的初心，赵进东的话语里没有“爱国”“奉献”等词语，理由竟是儿童般的率真———“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想回来了，所以就回来了。”

回国初期，生命科学在国内还是新兴学科，赵进东的工作几乎是从头开始。回忆当时的情形，赵进东轻描淡写地说了两个字：“很难”。但艰难的岁月并没使他屈服。相反，在这段日子里，他通过研究蓝藻细胞分化中关键调控基因HetR、PatS和CcbP的功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在科学研究中，要敢于怀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一味地盲从。”这是赵进东在研究中坚持的信条，颇有儿时打玻璃球时专注的劲头。

2007年，赵进东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又被推荐荣任全国政协委员。而面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他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坦然。“人过了50岁，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很幸福。即使我现在不是院士、不当所长，但我还是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幸福的，是成功的，因为我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在赵进东看来，智商、情商对一个人的成长固然重要，但“玩商”也弥足珍贵。“‘玩’是一种忘我的状态。一个会玩的人，工作时往往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因为他会将兴趣专业化，去培养‘研究’的习惯。”谈起童年、谈起玩耍，62岁的赵进东眼睛放光，童心未泯。

如今，闲暇时间，赵进东依旧不忘玩的“初心”：燃上一支檀香，在小楷行走中磨炼心性；抑或背上双肩背包、带上相机，在大自然中拍摄花鸟鱼虫；抑或穿梭在体育场，在网球的对战中，体味大汗淋漓带来的身心满足。（文/人民政协报记者 张惠娟）

原文链接： “玩”出来的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赵进东谈“玩商”（人民政协报 2018-06-01期07版）

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