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历时长达11年、近千人参与、收录先秦与汉代青铜器（不含铜镜）5000余件的宏篇巨著——《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在京首发，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基础资料和鉴定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可靠标尺。这部全集的主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投身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先后参与到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等的发掘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重大课题当中。他在田野间的脚步始终追溯着中华文明的源头，探寻着夏商周及更早时期的历史迷题。

本期校报专访李伯谦，让我们共同追寻煌煌巨著背后的故事，回味他躬耕不辍的考古人生。

一部书，触摸青铜，描摹历史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然而，这些新出铜器的收藏单位众多，欲看实物极为不便，其中多数尚未发表，即使发表者，亦散见于各类书刊，不便查阅。同时，全国性的系统的标准器图录也十分匮乏。“若能将其集结出版，无疑是对近百年来中国青铜器研究的系统总结，意义重大。”谈及这部《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的出版背景，李伯谦如是说。

李伯谦1937年生于河南郑州，1956年考入北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留校执教，并以夏商周考古为主攻方向。在连续多年的田野考古发掘、整理和教学过程中，他在青铜器的研究、鉴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功底，并于1998年出版论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谱系和特征。2008年，由科学出版社策划出版、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并特邀李伯谦担任全书主编。

近千名专家学者通力协作，夙兴夜寐，在全国持续、有序地开展出土青铜器的普查、筛选、摄影等资料收集工作。十余年来，历尽艰辛，水到渠成终付梓。

翻开这部沉甸甸的巨著，一件件瑰丽的国之重器拂去表面尘土，露出历史真容，一段灿烂的青铜文明长卷缓缓铺展开来。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收录了近年来所有与青铜器有关的重要发现

全书按省（区、市）编排，共收录先秦与汉代青铜器（不含铜镜）5000余件，几乎涵盖了近三十年所有与青铜器相关的重要考古新发现，其中很多都是首次公布。全书对中国近百年出土青铜器进行了一次科学普查及精美艺术品的筛选，囊括了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典型器类，包括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度量衡器、装饰品、杂器及铭文和纹饰的拓片。从夏商周到秦汉时期，从东北到西南，这部全集呈现了中国青铜器的发生与发展历程、区域差别，同时梳理了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历程，生动描摹了青铜时代的全景图卷。这批资料的集中公布，将推进中国青铜器考古研究的全面展开，使青铜器考古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我们在文中还配以精美的图片和器物的出土地、现藏地、详细描述等信息，为广大文博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对普及青铜器知识和青铜文化的传播也有极大的益处。”李伯谦补充说道。

谈及成书出版过程中的困难时，先生坦言：“难度极大，但各省市的同仁们都十分配合，这是个集体劳动的结果。”青铜器散见于全国各地，要遴选汇集成书，不仅需要众多专业人员参与，还需得到当地各级文博、考古机构等主管单位的支持，可谓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大兵团作战”。然而，各个地区的出土青铜器数量有较大差异，其青铜器研究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各卷的编写质量需要李伯谦先生亲自上阵把关。

从2008年到2019年，李伯谦从古稀之年步入耄耋之岁，却始终亲力亲为，从拟订编写提纲，确定各卷主编，到之后的布置和联系各方面人员，包括协调关系、督促进度、审查修改，都是亲自操办。于先生而言，这套全集“实乃惠及学林、惠及民众的美事”，怎可不付诸心血。

一柄铲，埋首田野，对话远古

手铲释天书，让李伯谦至今更难忘怀的，是那些在田野间跋涉、满身汗水尘土却乐在其中的日日夜夜。

1957年，在进入北大一个学年后，李伯谦为着一句极富吸引力的“考古能够游山玩水”，选择了考古专业。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次“冲动”后，考古成为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年暑假回到老家，他在村南的土坎上拣了几块陶片，还写了一篇小文，说这里可能是一座商代大遗址。这是先生人生中的第一次考古调查。

1961年毕业留校后没多久，李伯谦随他的老师邹衡、俞伟超、高明等几位先生一起，带领1958级考古专业学生，前往北京昌平雪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1979年，李伯谦在山西侯马工作站整理调查资料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李伯谦始终坚持在田野考古的第一线，先后带领学生、主持和参加考古发掘20余次，开展考古调查50余次，工作区域北至黑龙江肇源，南至广东揭阳、汕头，西至青海西宁，东至山东泗水。特别是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和荆州荆南寺、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这些地方都有先生的身影。

与起初设想的“游山玩水”大有不同，早些年的野外考古条件颇为严酷、艰苦。没有稳定的驻地，没有充足的口粮，四季无寒暑，每天徒步50里田野作业是常有的事。“实习一般住在老乡家里头，得跟老乡搞好关系才行呀，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抢着干。”李伯谦爽朗地笑道。在考古发掘和工作之余，他和学生们会积极帮助老乡扫地、喂猪、抱小孩、挑水、锄地。除此之外，发掘现场往往距离村里距离较远，时常赶不回来吃饭和休息，只能在野外风餐露宿。

1963年，李伯谦带学生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实习。眼看天色已晚，他们来到附近的景阳岗村，请村民委员会主任给安排个住处。村民委员会主任打量着眼前这几个人，没好气地说：“太晚了，上谁家去？你们就住到放牲口草料的库房里。”学生们还想央求村民委员会主任给安排到老乡家，先生痛快地说：“不麻烦了，带我们去库房吧。”这一夜，师生们和衣钻进草料垛，伴着干草的气味和牲口粪便的臭气进入梦乡。多年后回忆起这次经历，先生仍快然而自足，“我们挤在一块还挺暖和哩！”

1980年，北大师生在山西曲沃县实习。大墓太深，又没有机器，李伯谦只好当“蜘蛛人”，用麻绳捆在身上，在墓坑里吊进吊出。有一次先生被吊出墓道时，不小心扭伤了腰。他忍着腰伤，坚持蹲在墓坑里发掘。一个多月后考古实习结束，先生回到北京就医，被诊断为腰关节错位，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从此落下腰疼的病根儿。

尽管困难重重，李伯谦对这片大地的馈赠充满感恩，对每一次田野考古都无比珍视。在他看来，考古学的研究一定是植根于田野当中的，每一趟出发、每一回紧握手铲、埋首探方都让他受益匪浅。他曾在以往的采访中感慨道：“回想田野考古，一次次地发掘，一次次地充满新鲜感，那是与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对话，与先人进行灵魂沟通，还可以修正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实证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对考古人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一盏灯，探源文明，透物见人

夏朝的建立被认为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人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岁月的侵蚀而黯淡模糊，人们甚至一度开始怀疑这段辉煌是否真正存在过。弄清“文献不足征”的夏文化的来龙去脉，日益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李伯谦（中）在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遗址与长江古代文明研讨会开幕式

1996年，“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汇聚了全国历史、考古、天文、测年、古文献等多个学科超过200位专家学者，联合开展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李伯谦出任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主要负责考古领域。在项目实施的五年多时间里，他不但要统一课题规划，还要统筹各遗址的考古发掘，积极协调各课题组以及相关学科间的研究。这项工程首创了社会科学领域多学科、多单位、多学者团结合作、协同攻关解决重大课题的科研模式，在学界和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夏商周年代学和年表的建立方面贡献巨大。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成就了一项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国家大工程，更是一篇热血之人不朽的浓情诗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研究员曾这样写道：“在二里头考古队，当我们翻检那些在粗糙发黄的底册上誊写的一份份一丝不苟的发掘记录时，想到前辈们是在那样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这些寻找历史的业绩，敬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包括李伯谦在内的考古学人如同一位位持灯者，穿越历史隧道，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进入新世纪后，李伯谦逐渐将工作重心集中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上来。“就我个人而言，历来认为考古不能过窄，搞商周的不懂新石器，搞新石器的不懂商周，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夏商周这个阶段，再往前追溯我们国家文明的起源。”2000年，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并出任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为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先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重要学术观点。在他看来，学考古和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坐而论道，了解历史、剖析历史、借鉴历史，恰是研究我们人类发展的规律。从中国文明化历程中所得到的启示，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秉灯前行，这光亮不只照见史前文明，更能透物见人。让文物“开口说话”是中国考古学者所追求的境界。“只会挖、会整理还远远不够，要学会分析。”1988年，李伯谦发表《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系统阐述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指出，它是从考古学研究上升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他认为，考古学不断处在发展变化中，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目前已逐步由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转向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由物的研究发展到精神的研究。许多考古文化事象，若不经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对文化细节做解构性研究，是很难发现文物其背后的来龙去脉，包括文化构成、不同文化因素来源、文化变迁和文化本质等。如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已成为与地层学、类型学并列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方法之一。

一生情，难凉热血，寄心后学

李伯谦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便是考古。从最初只是为了游山玩水，到真正认识考古，醉心考古，他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什么叫作考古人生。谈及后续的工作安排，先生表示还有许多历史欠账要完成，比如继续梳理晋侯墓地的发掘成果等，同时还会更多地关注文明演进、国家形成发展方面的研究。

从事考古60多年来，从风华正茂到华发斑斑，先生亲自带出的博士生、硕士生近百人，经他授课的考古系学生有上千人。先生治学民主，从来都以博大的胸襟对待不同的观点和学术争鸣。他也一贯支持学生们独立思考，不求与他自己观点一致，甚至鼓励他们思想上天马行空，求证上小心谨慎。

李伯谦授课中

桃李不言自成蹊。2017年阴历二月初十，是李伯谦的八秩吉日。弟子们本想同聚一堂为恩师贺寿，可先生毅然决然不准弟子们搞活动为他祝寿，仅建议他们将自己多年来在各自岗位上扎实工作和研究的心得，写成论文，集结出版，权作纪念。先生还一再强调，论文集只要研究论文，千万不要歌功颂德的回忆录。当年一月，由先生的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弩研究员主编，多位同门弟子们参与合著的《《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出版。

先生待人谦逊温和，和学生们间的师生情谊更是朴实而又深厚。1984年毕业于北大考古系，现任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田建文将自己与老师间的情谊比作“天伦之乐”。这段天伦之乐始于多年前教学相长的感情，不断酝酿。多年后，李伯谦每至山西侯马整理晋侯墓地报告时，总要和田建文多聊些时候，他们无拘无束地回忆过往，谈论学术，师生两欢。田建文每每触景生情，文思泉涌，赋上小诗一首后，也会发给老师品鉴。发去后随即得到先生的表扬，“有诗意！写得越发有情趣，平仄对仗也很讲究，继续努力，十年内出诗集，让世人刮目想看，别以为搞考古的只会挖坟掘土。”

李伯谦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学中，都特别注重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建设的探索、教育和引导，常年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讨论课”，训练出一批又一批注重考古学理论的弟子，也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许多学人，而今弟子与学人们对考古学理论的思考则更上层楼。

2014年，李伯谦出版《感悟考古》一书。在长达数万字的“导言”里，先生对考古学研究中的十七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既是他对个人治学生涯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全面反思。此书通俗而又厚重，一经出版，便被一些高校的考古专业列为本科生必读书目。

作为曾经的系主任，李伯谦对北大考古系（今考古文博学院）学科建设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在2012年北大考古90年，考古专业60年庆典之际，他曾接受了北大新闻网的专访。在被问及北大考古的发展与未来时，先生自信又掷地有声地说：“北京大学的考古引领中国考古的潮流和方向，北大的考古必然会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

在李伯谦看来，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时代是历史学可以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虽然因年事已高，目前不再从事过多的教学工作，但他依然十分关心北大考古系的招生、教学和田野实习情况。在得知2019级本科新生中女生比男生还要多时，先生思索再三，而后坚定地说道：“比起男孩子来说，女孩子学考古，面临的困难可能会多一些，但这也不绝对。她们首先自己要有信心能学好。我们国家有许多著名的女考古学家，比如曾昭燏、郑振香、樊锦诗等等。相信我们的新同学里，将来也能多出一些优秀的女考古学家，因为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