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与北京大学

朱光亚先生的一生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时代,他曾在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求学、任教;留学归国后,他成为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在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急需人才之际,他又调回北京大学,参与物理研究室的创办,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核物理专业人才。此后,虽然长期离开北京大学,但他一直关注北大物理学科的发展,与一代代北大物理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同事之谊。他一生三进三出北京大学,都是服从于中华民族振兴的需要。他用忠诚、奉献谱写的人生华章与北京大学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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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

西南联大时期

朱光亚在国家战乱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抗战时期的1942年,他辗转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当时的西南联大物质生活极其匮乏,却汇集了一大批当时国内一流的老师,学习氛围相当浓厚。朱光亚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自1934年至1946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的吴大猷先生,对朱光亚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举动唤醒了中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梦想。1946年春,吴大猷教授受政府委托推荐两名物理专业的优秀青年去美国深造,他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同时入选的还有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出国前,吴大猷先生特意为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共同的志趣使朱光亚与李政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延续终生。同年秋,朱光亚进入吴大猷先生母校密执安大学攻读原子核物理,1950年获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

后来,由于在“两弹一星”研制中的杰出贡献,朱光亚和郭永怀、陈芳允、邓稼先等多位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友一起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永载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史册。

两弹一星精神也是西南联大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体现和发扬。

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1950年4月,只有25岁的朱光亚从美国学成归国。他带着在国外采购的有关物理实验的材料赶到北京任教,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在北大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朱光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第一线,同时讲授光学和普通物理课程。他以一贯的认真、精细和踏实准备好每一堂课,还在教学中旁征博引,枯燥的物理学概念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也变得生动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针对美国威胁说要在朝鲜半岛使用原子弹,朱光亚写了题为“原子弹与原子武器”的文章,说明原子弹的原理及如何防御,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反对原子战争;这篇文章由北京大学油印后,在校内外广为散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专门为此到北大采访朱光亚。刚一回国,朱光亚就用所学专业知识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正义事业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对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光亚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我国系统介绍和论述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1952年,国家急需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一批英语水平好的优秀教师作为翻译奔赴朝鲜前线,朱光亚被选中。同年又被作为骨干力量从北京大学抽调到东北吉林参与创建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物理系。

筹建物理研究室

在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时期,急需大量专门的核科技人才。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科技高等教育基地--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前身)。当时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的朱光亚奉调回到北京大学,和胡济民、虞福春先生等一起组建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了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为我国核科技人才培养基地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朱光亚的学生陈佳洱院士在回忆文章中说,“物研室建立之初,只有六个人,主任是胡济民院士,副主任有虞福春教授、朱光亚教授和韩增敏书记,还有卢鹤绂教授和一个助教就是我。当时没有办公室,就在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办公,房间号码306。在近物所内我们叫‘物理六组’, 对北大我们是‘物理研究室’。那时候对外保密,我对我父亲、对朋友只说我在‘546信箱’工作。”

朱光亚一面认真讲授“核能谱学”课程,同时指导陈佳洱等青年教师筹建原子核物理教学的实验室,要求在一年之内建成实验室,开出核物理教学实验。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抓实验工作,经常亲自到实验室来进行现场指导。陈佳洱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实验是要做计数管的工作特性。因为计数管进行了大量放电计数之后,需要有一段恢复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它是不灵敏的,称之为 “死时间”,那么这死时间是多长,怎么显示出来,怎么让学生知道计数管有这个特性呢?陈佳洱专门设计一个电路,进行试验。 经过多次调试和调整后真能工作了。正当他为首次得到的波形在自我欣赏时。蓦然听到一声 “这个波形很漂亮嘛”,回头一看,朱光亚早就不声不响地站在他后面看了多时了,这个实验得到朱老师的夸奖,使陈佳洱受到极大的鼓励。作为对朱光亚等物理研究室全体教师在教学第一线奋力拼搏的回报,第一届99位毕业生中后来出了6位中科院院士。

物理研究室成立的第二年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核物理专业毕业生输送到新建的核工业与核科学研究基地。1956年物理研究室又创建了放射化学专业,1957年又为我国核工业输送了第一批放化专业毕业生。为了满足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需要,1958年北大物研室扩建为原子能系,1960年更名为技术物理系,并从一年级开始面向全国公开招生。从此,我校就大规模地为我国核工业培养专门人才。过去的五十多年来,北大核学科为祖国核工业和原子能事业培养了五千多名高级专门人才。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核工业优秀的科技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朱光亚作为北京大学核科技教育事业创始人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一代又一代师生的心中。

心系北大物理和核科学的发展

1957年,由于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需要,朱光亚再次奉命调离北京大学。此后,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及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之中,朱光亚仍经常关心北京大学核科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1995年,为纪念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成立40周年,朱先生亲笔挥毫,写下了“核科学家摇篮”的题词,这是对北大核学科工作者最大的肯定和鼓舞。

2003年,在庆祝北大物理学科90周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隆重举行了5位物理大师铜像揭幕仪式和李政道先生座谈会,79岁高龄的朱光亚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大学物理楼,并和李政道、马大猷、黄昆、彭桓武、许智宏、沈克琦先生等一起,为铜像揭幕,赢得全场热烈掌声。5位物理大师是: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他们都是曾在北大长期工作、为北大物理学科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大师,也都在西南联大担任过物理教师。为感念北大对自己的培育之恩,朱光亚先生再次挥毫为凝聚北大物理学科几十位老师之力而写成的《北大物理九十年》一书题写了书名。

2005年,朱光亚为北大放射化学专业建立五十周年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再育时代新人”,表达勉励之情。

朱光亚的谆谆教诲和关怀,一直鼓舞着北大核科技与教育工作者不懈奋斗。近年来,在我国核能和核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北京大学核学科的整体力量得到增强,建立了“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核物理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以及 “核物理”、“核技术”、“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三个国防紧缺专业。

朱光亚先生伟大光辉的一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我们美丽的校园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朱光亚先生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用更加执着的努力,去推进先辈们开创的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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