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章必功，教授，全国优秀教师。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学习，主攻中国先秦两汉文学，获文学硕士。1984年赴深圳大学任教，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深圳大学副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于2005年担任深圳大学校长、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2012年7月离任。2015年担任深圳红岭教育集团理事会理事长、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院长。著有《古典作业》《天问讲稿》《中国旅游通史》等。

章必功教授的家中，最多的还是书。书房里自不用说，饭桌上、茶几上、沙发上随手翻阅的大部头，还有书橱里摆不下、整整齐齐沿着墙堆着的好几摞。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本厚厚的《古典作业》。这本书是章必功教授卸任深圳大学校长的那一年，2012年出版的，里面收录了他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系研究生时的课程作业、师友约稿和学位论文，在深圳大学任教以来的授课讲义和讲稿等。从北大到深大，三十余年，半部人生，都浓缩在这本书中。

恰同学少年

1980年的北大中文系，正从文革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苏醒过来，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学术研究热情。尽管从北大毕业已经三十多年了，但章必功仍对当时读书时的生活记忆犹新。那时候他的生活里似乎只有四件事：上课，看书，下棋，打球。没课的日子，与室友两人吃过馒头和米糊，便在寝室一边读书，一边等着棋友来找他下棋。偶尔，他会与好朋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前院长）一起去打乒乓球。每到放假，太太就会带着女儿来北京玩。潜心治学之余，生活也充满乐趣。

1977年恢复高考，28岁的章必功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中文系学习。那时他已经是铜陵市科委秘书，算二级工，带薪读书，每月37元。安庆教学点条件艰苦，因此入学伊始，章必功就定下了考研究生的目标。中文的专业书，他在文革时期就已经看得滚瓜烂熟。更多的时候，他不去上课，而是在宿舍里学习中文系不教的外语。到了快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记了将近6000个单词。

章必功考上北大研究生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北大在安徽只有一个名额，因此在填写志愿时，他一直在北大和南大之间犹豫不决，直到上报前一天才又托人将志愿改为北大。考试的时候，他又差点因为一个单词不认识而放弃他最拿手的外语科目，所幸后来顺利写完，还取得了那届北大古典文学录取生中最高的外语成绩。

考上北京大学那一年，他已经32岁了。导师褚斌杰招收的5名学生中，除他之外都是北京大学的应届本科生。有一天，他去导师家中拜访，正好碰到导师原本想招的一位本校女学生，导师半开玩笑地对那位女学生说：“你看，就是这个人把你的位置挤掉了。”回忆此景，章必功教授狡黠地说，“因此，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分数至上’，给了我一个机会。”

那一年，他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唯一一个从外省考进来的学生。刚入学那会，时常会因为之前读的书不够多而“灰头土脸的”。同学问他是否知道弗洛伊德，他没听过；老师问他是否读过《朱子文集》，他没读过。但每次受了奚落，他都会不甘心地跑到图书馆仔细查阅，一来二去也就渐渐跟上。

真正令他在学术上树立信心的，是他认真完成的老师布置的作业。章必功第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就是金开诚教授的《楚辞》课的作业。他在作业中提出了与老师不同的观点，但金开诚教授看到作业后，非常高兴，并写了一段批语，让葛兆光把作业带给章必功，说，“章必功同学，我很赞成你文章的观点，但是你也有一个缺点，不要为尊者讳，批评还可以尖锐一些。如果你愿意今晚来舍下一谈，我打算把你这篇文章推荐给《文史知识》的编委。”最后，这篇文章果然发表在中华书局编辑的一本有影响的月刊《文史知识》上。

1984年7月于北京大学未名湖

研究生同学毕业留影，中间为章必功，右为吕艺，现为北大教授；左为陈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章必功最为得意的一篇作业，是他交给费振刚教授的《六诗探故》。在这篇文章中，章必功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但费教授十分赞赏，把文章拿给章的导师褚斌杰看。他对章必功说，今后讲课，我就按你这个说法来讲。后来，费振刚教授和褚斌杰教授还联手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了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文史》杂志总编辑傅璇琮。1984 年，《文史》第22辑刊登了他的这篇《六诗探故》。《文史》是中国文学极具学术影响的一个刊物，一年只出一辑，当时只有老学者、名家才能发表作品，而章必功那年还只有三十五岁。那年，章必功从北大毕业，到深大报到，而刊登其文章的《文史》杂志刚好寄到，这无疑是对他北大研究生阶段的最好注脚。

这种认真、严谨的完成作业的态度在章必功之后的授课治学上也一以贯之。成为深大的中文系老师之后，为了给学生讲《红楼梦》，他晚上在家写讲稿，第二天开讲，一学期下来写了23讲，学期结束整理成书，就有了他的《〈红楼〉讲稿》。“学生要把作业当论文做，老师要把课堂当论坛讲。”章必功说，出版《古典作业》，也是希望借此提醒深圳大学的学生们要认真对待每一篇作业。“学问的殿堂其实并没有多高深，努力努力就能够入其门庭。”

1984年7月毕业照

在北大求学期间，章必功与教授们亦师亦友，这种师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深厚感情对他日后的教育观念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当他谈起那时在老师家中，三人对饮，谈天说地的时光时，脸上仍是止不住的笑意，仿佛就在昨日。北大的自由而严谨的氛围、教授的高风亮节、不拘小节的风骨，都成为他在担任深圳大学校长治校期间“一个挥之不去的样本”。与此同时，他也始终用同样宽厚和包容的态度对待深大的莘莘学子，赢得了他们的爱戴和尊敬。

大鹏一日同风起

1984年，章必功从北京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能否最快地解决他太太的工作与落户问题。北京户口太难，广州物价太高，正好深圳大学来招人，并承诺最快半年、最慢一年内解决太太的工作问题。当时深圳已经被列为经济特区，“特区”二字对章必功来说格外熟悉，因为他的家乡铜陵在文革前也是特区——“北有大庆特区产油，南有铜陵特区出铜”。多种因素考量之下，最终，章必功决定南下深圳，一呆就是大半生。

当时的深圳就像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如今位于福田中心区的上海宾馆，在当时就是深圳市区的尽头，过了上海宾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章必功每天坐学校班车去深圳大学，一路都是黄土地，颠颠簸簸半个小时才能到。但当时的他并不觉得辛苦。深圳大学刚刚创办，“大家干劲冲天，挺有意思”。

除了白天在深圳大学授课之外，章必功还被同事介绍去夜校兼职上课，每个星期周一到周五，每个晚上三小时。八九十年代，正是深圳人学习知识热情最高的时候，各种大公司都办夜校，而“夜大生上课比本科生来的都带劲儿”，几乎从不缺席，态度虔诚。

在这样的氛围里，深圳大学的中文系也慢慢开始发展。深大中文系，始建于1984年，根据章必功以其笔名“夜行船”在深大论坛上发表的《两个中文系》，“深大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乐黛云女士，首席副系主任是北大中文的教授胡经之先生。当时，和乐胡前后脚到深大效力的北大高足有张卫东、郁龙余、刘丽川、钱学烈、钟嘉陵，紧随乐胡南下的弟子辈有章必功、倪钟鸣、刘小枫、景海峰。济济一堂，煞是热闹，号称‘北大帮’。”在“北大帮”的操持下，深大中文系蓬勃发展。尽管后来北大诸人或先或后都离开了深大中文系，但深大中文系终归是依靠北大中文系起家的。在担任深大校长期间，章必功就曾经邀请过如陈平原、葛兆光、黄子平等北大校友到深大担任兼职教授。而今，双方仍然在教学科研方面来往频繁。

但不同于北大中文系近百年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吾道自足，不假外求”，深大中文系自创立以来，几易其名，从中国语言文学系到国际文化系，后又与大众传播系合并叫文化传播系，最后又与之分离，回归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叫法。这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般大学中文系在市场经济的撞击下左冲右突的标记，“其实质，是吾道不足，须假外求”。因此，章必功形容，当时的很多研究都是出于教学需要。比如，90年代初为顺应深圳旅游业的发展，深大中文系开设旅游文化专业，他便写了一部《中国旅游史》给学生作教材，详细介绍了中国旅游发展的历史线索。他的导师评价：“由此证明，北大中文是攻无不克的，一通百通。”在北大研究生期间所打下的文学史功底，使得章必功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为教而学”上游刃有余。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深圳大学副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之后，2005年，章必功担任了深圳大学校长。北大中文系出身的他，向来坚持大学应当做到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重。“教育是协助受教育者成才的，学校不能按照国家的意志制造人才，而是要根据每个学生自己的特点，帮助他找到自己成才的方向。”因此，他在任期内重点发展深大本科教育，通过校长信箱与学生群体无缝交流，使得深圳大学成为一个民主开放的大学。

章必功与学生们

就任之初，章必功就认识到，深大是新学校，本科是立校之本。本科教育不好，缺少教学基础。为了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章必功建立了学生网上测评系统，将其与教师评职称直接挂钩。这并不是深大独创的制度，但“深大搞得很认真，不会把这个测评放在抽屉里，而是直接拿给职称评审委员会”。与此同时，章必功也开创了许多制度，使得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教授能够同其他人有所区分。他深信“一个老师能不能开选修课正是衡量他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他鼓励老师开经典精读课程，任选一本经典著作带领学生精读讲解，同时提倡孔夫子聚徒讲学的教学方式，鼓励教师开设全校自由报名的课程，不给学生学分，但给教师记课时量。

当然，要抓本科教育，仅仅抓老师一头是不够的。以生为本，并不是一味讨好学生，而要追求大众化基础上的因材施教。深大所有的必修课考试都分为两张卷子，一个基本卷，保障大众化，一个提高卷，作为优秀学生评奖学金的依据。另外，深大通过电脑排位，杜绝了学生“团体”作弊的可能。

但更关键的，是要重建深大在深圳街头巷尾舆论中的形象。过去，深圳普遍流传一种说法，考不上大学的人才考深大。填志愿的时候，深大往往被填在最后，当做保底。“1个学生10个观众，1万个学生就10万观众。”而那时候，深圳大学已经有了3万名学生，3万学生30万观众，深大毁誉决定于此。“我说老师要有一个口号，叫我的学校，我的学生，我的声誉。学生也要出一个口号，叫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前途，双方互相去想。”

为了拉近与学生群体之间的距离，为学生提供实实在在的福利，章必功建立了领导信箱系统。在他担任深大校长的7年间，他回了5万多封邮件，平均每天都要处理二三十封邮件。

2011年章必功在未名湖边传递大运火炬

深大校园里有一大片荔枝林，章必功上任后，决定把荔枝分发给学生，这一新政很受学生欢迎。有学生担心政策会变，于是给校长信箱发了一首小诗：“荔枝青青满梢头，一万学子已翘首。闻得亲和以治校，今年还分荔枝否？”章必功回诗道：“去年六月时，荔枝分到手。笑问岭南人，细数三百否？今年六月时，荔枝分如旧。人约绿荫下，红果盈怀袖。”还有一次，有同学向章校长提问，怎么看待同性恋？章必功回道：“造物无常，不喜不憎；无性为性，既怜且悯。”或有学生抱怨找不着足球场，章签复：“大象无形”。

每年11月3日，章必功的生日，校长信箱里总是会被祝贺的信件刷屏，一些在外实习的学生也不忘登录信箱，为“老章”送去祝福，并落款“章鱼”——那是老章的粉丝们的自称。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章必功认为，深圳大学如同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样，也应该成为高校改革的排头兵。

对高校内部老化的人事制度，章必功于上任之初就开始酝酿改革。他并不使用“大学应当去行政化”的口号，而是提出“大学无官”。学校不是一个政权，做行政工作的人也不应该被视作官员，“有些老师喜欢称我们为‘校方’，与他们‘教师方’泾渭分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也是教授我也是教授，工资都是政府财政，我们都是一伙的”。因此，他坚持深大内部行政领导任命是党委讨论决定，校长盖章、签名。此外，他也特别反感那种“欢迎 XXX 领导莅临指导”的大红标语，认为学校里不应该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知识分子多少要清高一点”。深大一年只挂四次标语，除庆祝重大节日之外，其他的一概不准挂。除此之外，2009年，深大开始设立教授人事与财经工作委员会，由26个“布衣”的教授轮流坐庄，执掌学校的人事调配，经费分配。

针对高校内泡沫学术抬头的现象，章必功曾对本校教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上不研究国家政策，下不研究深圳实际，这样的科研有什么用？”他表示，自己并非不重视科研，而是着眼点不同。在他的推动下，深大改革了学术评奖制度，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发的篇数再多没有用”。此外，针对以往在科研评奖方面，艺术创作总是受人忽视的现象，他还特别设立了文艺创作奖，“科研的本质就是创新，艺术创作也是创新。既然是创新，为什么不能得奖？”

三十余年，章必功见证了深圳从一座小渔村渐渐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也亲身参与了深圳大学的建设、进步与改革。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正是深圳这个城市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这个城市文化逐渐走向深厚的标志。无论是对城市文化还是对城市人才队伍的聚集，以及对深圳重教好学风气的形成，高等教育的发展都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2016年，章必功在市民文化大讲堂

近几年，深圳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力图缩小与北京、上海、香港的差距，先后引进了北大、清华等国内高校，并与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高校合作建立校区。章必功认为：“深圳所有的这些大学，合作关系的也好，或者像清华、北大办分校的也好，对深圳市的现代化，都有它的贡献。”回溯中国古代历史，章必功得出一个结论：国家越发达，就越重视人才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越不发达，就越重视人才受教育的质量，但是权利永远优先于质量。要做到教育平等，保护每个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应该大力发展大众化教育，在此基础上再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味地提倡精英式教育。

2012年，章必功卸任深圳大学校长，有了更多的时间潜心学术，整理自己在深大的学术成果，并着手整理研究慈善史，说文解字，以史鉴今。而深圳大学的教育改革，也交由后来者渐进式地推进着。（文/陈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