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钟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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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钟南山,1936年10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抗击“非典”中,他不顾生命危险救治危重病人,奔赴疫区指导医疗救治工作,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主动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为夺取应对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改革先锋、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白求恩奖章。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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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

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症有可能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获得和钟南山一对一的至少半小时。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名声最盛时,约他看病的人甚至排到两年后。

门诊被钟南山视为“必要的事情”,同样必要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教授张挪富回忆,1992年刚到医院时,大查房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未曾间断过。“他主要是看一些诊断和治疗有困难的疑难病人,解决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自认是“临床医学家”,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研究的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他已经82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了。“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6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是钟南山人生众多转折点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2003年,“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来袭,在疾病最先爆发的广东,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原本只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

2003年2月16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英东广州重症监护医学中心,钟南山(右)与其他专家在医治一位非典病人图/纪粤鸣

在这次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疫情危机中,当疫情一度被瞒报、人心惶惶时,拥有准确的信息、有依据的治疗措施,主张无隐瞒披露的钟南山迅速成了抗击非典的“领头人”,他的每一句发言都能占据媒体醒目的版面,他的一举一动成了非典疫情的风向标。他被贴上“敢说真话”的标签,同时也成了非典时期医疗工作者的最佳代表。有关他的传记《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排在非典时期畅销书前列。

对于钟南山所展示的形象,媒体多用“斗士”或“战士”来描述,《人民日报》形容他拥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

非典之后,钟南山头衔与声名齐飞,先后当选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华医师学会会长等等。“敢说真话”的性格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选,参加两会时一段被记者长枪短炮封锁的50米路段,他要走半小时,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他都会说点什么。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南山说”。他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延续了非典时期的风格。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立刻飙升。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也在论坛上批评广州的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他每一次发言,几乎都会引发广泛讨论。2011年至2012年,他多次呼吁检测公布PM2.5数值。 2013年1月,环保部公布全国各城市PM2.5数值,而非按原计划到2015年在重点地区进行防控。

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变化。每周三周四,查房问诊雷打不动。下午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双杠、仰卧起坐、单杠,一套流程下来大约一小时,每周三到四次。十年前的一次心脏手术让他告别了篮球场,“现在不太能做对抗性的运动”。球队并未忘记他,82岁生日那天,送了他一件所有队员签名的球服,上面写着“福如东海,寿比钟南山”。

这些年,他一直忙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动肺癌筛查居民健康服务,建成广东呼吸中心依然是他最大的追求。

遭遇非典

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收治了一位从广东河源转来的危重肺炎病人。由于呼研所一直研究呼吸类疾病,一开始没那么紧张。该病人一直发烧不退,病情渐渐恶化,给他做机械通气,只能小容量通气,做多了肺会破。当周周三钟南山查房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位病人。之后他得知,收治该病人两天后,河源救治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钟南山警觉到这是一例值得关注的特殊病例。

广医一院抗击非典全院动员大会 图/受访者提供

广东省内接连出现相同病例,截至2003年1月20日,中山发现28例此类病人。21日钟南山赶到中山,会同广东省卫生厅专家组,对病人进行会诊和抢救。22日,专家们起草了《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首次将这一怪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200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并提出了酌情使用皮质激素等治疗原则和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播的传播方式及通风换气等一系列预防措施。随后钟南山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程东海对媒体回忆,钟南山根据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感染,在大年二十九(那年没有年三十)晚上,连夜组建隔离病房,取消一线人员休假,同时采购物资。投建3天的呼吸危重症监护中心整建制投入,将优质资源全部投入了非典防治工作。

1月中旬到2月中旬,用于控制非典的物资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段。非典研究不足,珠三角一带病人越来越多,第一批收治的医院,大批医护人员也被感染,病情渐渐控制不住。钟南山急于弄清疾病来源,联络了香港大学的管轶和郑伯健教授,取下病人身上病毒样本,交给他们到香港检测,并签订协议:一方发现病原体,须共同协商,征得国家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

钟南山从上海开会回来,一下飞机就被专车接到广东迎宾馆开会。有消息称管轶会在第二天公布非典病原很可能是禽流感。为了解情况,钟南山凌晨3点赶去香港,与管轶确认后,将他和郑带回广州解释情况。

38小时未合眼的钟南山发烧了,左上肺有肺炎,全身乏力,但据他对非典患者症状及体征的大量观察体会,他认为自己不是非典。为不影响士气,他选择在家治疗,由于没地方挂吊瓶,他在走廊门框上钉了一根钉子,至今没拔掉。5天后,肺部阴影消失。休息了3天,他回到医院。当时除了家人和一名打点滴的护士,没人知道钟南山病了。

2月11日,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钟南山受命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他以院士声誉担保,称“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很长一段时间内,钟南山和攻关小组全力以赴钻研疾病的救治方法。他与肖正伦、陈荣昌等专家研究出了“无创通气”(与通常插管或切开气管通气不同,采用无创鼻部面罩通气),增加了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类固醇或皮质激素。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在医学界,用类固醇治疗病毒性感染是大忌,对病人使用皮质激素,也与传统治疗肺炎的方法相反。

钟南山将以上措施写入《广东省医院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3月9日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3月是广东非典最严酷时段,六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重负。3月17日,广东省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钟南山此时说出了至今仍被人们记住的话: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郑伯健回忆,钟南山那时要求把广东最重的非典病人都送到他那儿,“重症患者都是要把气管切开的,很危险。但后来的结果是,他那里重病号的死亡率得到了控制”。他的措施得到了证明,双管齐下,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

说出真相

疫情初期,钟南山压力颇大。2月18日,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专家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权威媒体的报道使他的结论被认为得到了官方认可。

广东医疗界人士并不认同这一结论。钟南山对每一个携带非典病毒的病人进行了检查,他让病人忍住不咳嗽,观察每个病人的口腔,发现这些病人的咽喉部没有症状,如果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伴有上呼吸道炎症。而且临床证明,大量使用应对衣原体的抗生素对非典病人均无效果。广东省决策层采纳了他的意见,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

2003年,广州,非典病原研究发布会 图 / 受访者提供

4月11日下午,呼研所拟在次日下午举行发布会,宣布非典病原和一个月前香港专家发现的一样,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12日,广东媒体刊载了这一消息。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钟南山的坚持再一次被印证。

2003年4月12日,北京召开了一场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会前,有关部门让他“不要讲太多”,关于病人的情况,可以说有的医院做了转移。第一天的发布会他按照要求做了。第二天,在记者的追问下,面对“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提问,钟南山忍不住大声说出:“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现场哗然。

“我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

钟南山坚持认为,信息公开是疫情防治的重中之重。在一次采访中,他称:“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的信息发布越是透明,公众就越是稳定,诚实永远是上策。”发布会之前的清明节,他循例祭拜父亲,正值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但权威声音说“已经得到控制”之时。思考良久,他决定说出真相。

发布会后,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这一天被外界称为“改写中国抗击非典的里程碑”。

2003年非典时期,钟南山与日本卫生部门人员在一起 图 / 受访者提供

4月26日,在央视播出的《面对面》中,钟南山对主持人王志“你关心政治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广为流传,他几乎脱口而出:“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

同年4月,他被时任总理温家宝点名一同参加“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那年,钟南山去了16个国家和地区,以一线医学研究者的身份讲解中国如何应对非典。程东海回忆:“他非常忙,很疲惫,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到国外演讲。国外的人都知道他在呼吸疾病领域是中国的权威,他实事求是把中国情况告诉国外专家和媒体,讲述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效。这种做法得到很多国外学者的认可。当时很多国家都把中国封闭起来了,广交会也不派人来了,他的行为为政府缓解了很大的压力。既消除了国际社会的误解,又证明了真实的重要性。”

首届全运会400米栏冠军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生于南京,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钟世藩为他取名“南山”。钟世藩是孤儿,9岁被带到上海做仆人,后来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成为40位入学者中最后成功毕业的8名学生之一,是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解放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问邻居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道大,就是他们家。”

钟南山儿时经常在医院里,耳闻目睹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那时候晚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受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的一个热爱的原因。”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大三那年,由于体育成绩突出,钟南山作为运动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获得400米跑第一名。1959年9月,他在首届全运会上获得400米兰冠军,并以以54.4秒打破全国纪录。之后,他拒绝了北京体委的邀请,留校从事放射医学教学。次年,他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年轻时的钟南山 图/受访者提供

钟南山(后排右三与广医篮球队友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1964—1966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后,钟南山家庭受到严重影响,母亲因不堪大字报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后自杀。1968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一次上级号召献血,他献出400毫升,昏倒在炉门口。次年,他参加下乡医疗队,来到河北宽城县,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作为医学院毕业生,他很自责。1971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通过部队调令离开北京,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后改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6岁了。

到医院不久,他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病人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跟着大夫余真学习怎么处理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做什么检查。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是否健康出了问题。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在澳大利亚考察时给袋鼠喂食 图/受访者提供

此时,医院“革委会”来要人去做慢性支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发病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这一群防群治。全国各地把这事当作医疗卫生问题来抓,更把它当作政治问题来抓,掀起了开展慢支炎防治与研究的高潮。“革委会”下令,在四医院成立慢支炎防治小组。钟南山因“没有专业、也没有专长”被指派,另两个成员是组长侯恕和大夫余真。在1974年和1975年,小组在《中华医学》和《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填补了广州地区多年来没有论文在国家一级医学刊物发表的空白。

打倒“四人帮”后,广东省卫生厅决定大力支持慢支炎气管炎防治小组成立研究所,专门拨了10万元作为所里的科研经费。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作为广东代表,钟南山参加了盛会。他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机会。

他花了3个多月时间,每天深夜整理白天实验取得的数据,最终以中医理论使英国同行信服。皇家医院呼吸系副主任瑟特罗教授说:“看来中国对呼吸衰竭疾病真有点研究呀!”

在英伦,他对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回国前,英国爱丁堡大学极力挽留他在皇家医院工作,被他拒绝。

1981年11月18日,钟南山从伦敦飞回祖国,一直在呼研所工作,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早诊早治,我们这种战略能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

在英国留学时,钟南山的研究方向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弗兰里教授计算红血蛋白接力曲线变化对组织利用氧气的影响时,钟南山拿自己做实验,吸入一氧化碳使血液碳氧血红蛋白达22%,相当于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连抽六七十支香烟。借助这次实验的数据,他证明导师的推算只有一半正确。

从1999年开始,钟南山带领团队提出对慢性阻塞性肺病进行早期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中国是人群死因前三位的一种疾病,是钟南山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非典之后,除去对公共事件发言,钟南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专业科研上。十多年过去,终于和研究小组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病,第一次发现两种含硫氢基的老药用于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安全有效。

针对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疗,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依然只针对有症状的人。钟南山研究发现,当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就医时,这些病人的肺功能已经损害50%以上,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我们发现早期控制血压、早期控制血糖就能够预防重症,但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医疗手段还是非常落后的,发现症状才治。我们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全国都增进了早期的干预。”

2018年8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诊室内查看X光片

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研究,很少人愿意做。这需要医生到社区将病人筛查出来,但因患者早期没有症状或极少症状,病人可能觉得没必要。“如果医者不做,这部分病人就成为‘没人管的孩子’。”钟南山和冉丕鑫与团队一同到广州市区,到连平、翁源等各乡镇社区发现病人。在对40周岁以上,有长期吸烟、职业粉尘暴露等危险因素接触,或咳嗽、咳痰等人员进行细致筛查后,最终为研究提供了841例个案。

“实验证明,早期少量的一些行动就会使肺功能有大大的改善,有一些恢复到正常,所以我们开辟了一条路,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疗战略应该和其他病症一样,早诊早治,我们的研究在去年发表了,我相信我们再做多一些工作,我们这种战略能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

2017年9月7日,钟南山、冉丕鑫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噻托溴铵的一组患者和使用安慰剂的一组患者相比,肺功能改善率明显提升,从一般的50-60ML提高至120-170ML。成果引发全球呼吸疾病领域的轰动,这被他视为非典后最满意的一件事情。

此前,钟南山及其团队相关成果被写进世卫组织编撰的新版慢性阻塞性肺病全球防治指南,其中两篇论文分别被评为《柳叶刀》2008年度最佳论文和2014年度国际环境与流行病研究领域最佳论文。

2017年,有感于肺癌患病率的增加,他开始推广肺癌筛查的居民健康服务。由于工作繁忙,这一实践只能在空余时间去做。82岁的他,又有多少时间是空余的呢?就在采访当日,他要做的事情就有与区领导见面、与呼和浩特市长见面、问诊……

有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老了。非典后,他的身体一直出现状况: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出现心房纤颤,逼得他告别篮球场;2008年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

但面前的钟南山头发依然乌黑,说话中气十足。他提起已经说过多次的三个追求:“第一个就是促进呼吸中心全方位建成,现在非常艰难,一定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想办法搞成;第二个,我已经研究了26年的抗癌药,我希望把它搞成,现在已经走过了大半路程;第三个,我希望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早诊早治形成一个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一个治疗思想。”

与呼和浩特市长约定的时间到了。他看了看表,起身,健步如飞,消失在走廊尽头。

原文链接:医者钟南山(转自《南方人物周刊2019 第37期 总第6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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