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日本经济腾飞到“四小龙”、“亚洲小老虎”和“中国奇迹”出现，亚洲经济以“雁阵”模式取得了飞速发展，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在此过程中，各国的金融体系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不过，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现有的亚洲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逐渐凸显暴露。如何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转型，促进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金融领域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也考验着亚洲各国监管者的智慧。

在历经六年精心打磨由Routledge今年3月出版的新著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亚洲金融：制度、监管和政策》）一书中，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刘俏教授与其他两位合作者——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规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Paul Lejot、香港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系主任Douglas W. Arner教授——针对亚洲金融制度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并对构建科学的金融体系提出了建议。

刘俏教授

刘俏教授认为，亚洲的第一代金融体系基本是移植自欧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亚洲经济的崛起。但在经历1997-1998年和2008年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后，许多亚洲国家发现，这套金融体系已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一味照搬欧美经验走到了尽头，亚洲必须自己寻找转型的路径，建立第二代金融体系。

在书中，刘俏教授展望未来的亚洲第二代金融体系将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 由于地域、文化、人口、资源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亚洲各国的金融体系与监管不可能采取类似欧盟的统一范式；2. 亚洲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还是创新不足，商业模式单一，同质性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存在效率不足，覆盖面窄等问题。未来的金融机构如果在寻找创新商业模式独树一帜，将有更大的成长机会；3. 政府和监管机构将在亚洲金融体系的重新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欧美国家的金融体系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4. 亚洲的区域金融合作将比较有限，所谓“亚元”的亚洲统一货币出现的概率极低。

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

基于这样的预测，刘俏教授建议，亚洲未来的金融体系应当回归金融的本质——使资金以有效率的方式从多余方传递给需求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亚洲各国要构建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破除制度层面上的阻碍，如加强私有产权保护，培育诚信体系、建立社会认证体系等。

刘俏现任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教授在公司财务，实证资产定价、金融市场和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并对亚洲金融有深入的研究。此前，由刘俏教授编撰的关于亚洲债券市场的专著 Asia’s Debt Markets: Prospects and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已于2006年由国际著名出版商New York: Springer出版。

附：本书的导言部分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