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瑞典学者安特生1921年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算起，现代考古学扎根中国大地已历百年。雄关漫道真如铁，回望中国考古学的世纪历程，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考古发现取得丰硕成果。而今迈步从头越，展望中国考古学的新百年，新时代的考古人要赓续前贤，继往开来，不断提升学科能力建设，努力开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新局面。

增强“用学术讲政治”的能力

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要不断增强“用学术讲政治”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新时代中国考古学要积极弘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增强考古学科用学术讲政治的能力。

一是立足百年变局。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古学以“通古今之变”为鹄的，是一门从大历史的视野研究人类文明史“变”与“常”的学科，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围绕不同类型文明的盛衰演变、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经验等重大问题开展新时代的考古学研究。

二是突出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进入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既要弘扬中国史学“垂鉴资治”的传统，研究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更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雄心，凝练重大学术课题，讲清楚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讲清楚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的当代价值。

三是构建学派话语。“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她是延续五千多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完全不能对此做出正确的理解。文明话语权的核心在于文明阐释权，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学术范式和学术霸权在中华文明史研究领域的蔓延，要努力搭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框架，既避免出现政治话语因为缺少学术支撑而缺乏科学性，又从中找到可资借鉴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更加全面、立体、科学、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加快构建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中华文明的阐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提高学术成果转化与普及的能力

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要迅速提高学术成果转化与普及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生动地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有利于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民族精神，铭记乡愁记忆，凝聚发展力量。考古学是承担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桥梁，必须坚持“科学发掘—保护利用—展示阐释”三位一体，切实提高学术成果转化与普及的能力。广大考古工作者既要“挖得好”，也要“讲得好”，让社会大众对考古成果和文化遗产“听得懂”“看得明”“护得严”。

一是推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深度融合。坚持“考古优先”，对已明确的遗存实施有效保护，选择一批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重点遗址确立为中华文明标识地，结合国家考古公园建设，打造具有遗产保护、文化体验、特色景观等功能的城乡文化空间场所“金名片”。

二是推动公众考古与考古理论研究视域融合。考古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考古工作者既要秉持科学精神，又要转换思维，注重运用公众易于理解的方式，普及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真正将考古成果转化为社会知识，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考古成果与民共享。如可以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中华文明读本”、“文物中的中国”系列，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向广大青少年普及正确的历史观和文明观；也可借鉴“中国诗词大会”的模式，举办“中华文明瑰宝”一类的电视节目，让广大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领略中华文物之美。

三是推动文物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互动融合。文物是文明的载体，更是提升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超级IP”。考古学科发展要积极顺应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趋势，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面，加强与大数据、创意设计与新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融合，助推文物资源与数字技术的深度合作，创新线上线下相融通的文物价值传播体系，多角度传播文物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充分发挥文物滋养社会、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社会功能。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借鉴“数字敦煌”的成功经验，充分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融通古今，激活历史，让古老文明“活”起来，让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永续流传。

增强学科交叉与整合能力

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要持续增强学科交叉与整合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当代科学的发展和重大学术成就的取得，越来越依赖于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一是探索打破现有专业课程体系界限，建立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完整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新模式。当前，全国高校考古文博院系大体都是设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等专业，应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推进通专融合，优化修订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大纲教材，不只是简单筛选出相关学科之间的课程进行讲授，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高质量交叉学科深度融合课程，拓宽学生的科学和人文交融的视野，增强创新思考和研究分析能力。

二是聚焦重大考古科研项目，推动搭建跨学科研究合作平台。考古学以全方位再现和理解古代人类文明为目的之一，人文为体，科学为用，是典型的交叉学科，需要以跨学科平台、重点实验室为纽带，推进重大项目攻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迄今仍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平台。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正在积极筹集“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这一跨学科平台，搭建知识和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学科充分交叉，全方位、多视角、高技术地提取文物信息，融文物典藏、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三大基本功能于一体，深入提取揭示中华文明的物质基因。

三是整合科研机构资源，建立跨学科跨区域互动渠道和激励机制。文物资源和资料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基础，目前我国地方考古研究机构掌握了大量的文物资源，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高校考古院系与地方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完善兼职双聘教授制度，优化学科资源分配和学科交叉评议机制，给跨学科跨区域研究人员创造更多的自由空间。

提升多层次考古人才培养的能力

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要努力提升多层次考古人才培养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中国高校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从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研究室成立起，已有近百年历史，但考古专业一向被认为是“冷门”专业，专业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就业面较窄，工作条件艰苦，待遇水平偏低，与其他行业缺乏良好互动，对考古人才培养产生了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全国高校中设考古或文博专业的高校不足百所，正常招生的考古专业高校不足30家，每年的考古文博类毕业生总数仅在千人左右，这样的人才培养规模与我国辽阔的国土面积、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极不相称的，亟需多管齐下，大力提升考古人才的培养能力。

一是创新中国特色考古学学科体系设置，培养高端学术型研究人才。要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把握考古学前沿人才培养规律，优化专业培养目标，创新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注重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加强与海外高校的联合培养，提升本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素养，带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质量内涵式发展。

二是推进人才供给端改革，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深度推进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教育改革，充分吸纳社会文博单位力量多样化办学，培养一批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文物修复、文物鉴定、博物馆设计与陈列、文化遗产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型应用人才，进一步促进考古学科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三是秉持“把论文写作在祖国的大地上”的精神要求，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专业考古人才队伍。考古学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要大力发扬学科优良传统和“大国工匠”精神，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提升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国家有关部门加强顶层设计，支持若干所高校在重点遗址建设永久性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将重大科研与田野考古发掘、考古人才培养相结合，为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与时代共进步，与国家共发展。步入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不断提升学科能力建设，也必将在民族复兴大业中再创学科新辉煌。

原文链接：中国考古百年 | 孙庆伟：考古学新百年亟需加强四种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