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悦读：敦煌学研究的旨趣何在？

荣新江：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书籍和文书，为20世纪初叶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不仅有中国学者所关心的经史子集，如六朝和唐代初年所抄写的《古文尚书》，两种久佚的《毛诗音》，还有已佚的《孝经郑氏解》、《论语郑氏注》，以及小学类早已失传的陆法言《切韵》抄本、唐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等，可以解决从宋到清代学者一直弄不清楚的问题。同时，藏经洞中有许多俗文学作品，提供了研究中国小说的新途径。因此，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见到这些古佚经典，可以想见他们应当有多么振奋。敦煌藏经洞写本以佛典为大宗，其中除了传统大藏经所收的六朝、隋唐抄本之外，还有许多已佚的北朝经疏、三阶教经典、南北禅籍、疑伪经等等，此外还有佛寺所收藏的道教经书，多是开元道藏的遗迹。因此，具有佛教研究素养的陈寅恪、季羡林、饶宗颐诸位先生，则更加关注佛典、道书中的学术资料，并与同时在敦煌、西域发现的梵本、胡本佛典相印证。因此，藏经洞文献为20世纪新旧学术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包括大量旧史家所没有见过的文书档案，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来从原始文书撰写归义军史。这是另外一番敦煌研究的旨趣。

敦煌汉简 图片选自《敦煌学十八讲》

光明悦读：在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您曾说，敦煌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敦煌”，怎么理解？

荣新江：敦煌文献虽然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壁画虽然绘制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壁上，但其中的文献和图像都不仅仅属于敦煌。我们知道，敦煌写本中有许多长安的“宫廷写经”，还有很多“开元道藏”的写本，都是从长安颁送到敦煌，或者和唐朝的律令格式一样，经凉州转抄到沙州。敦煌文献中还有由于各种原因从中原带过去的文本，也有沙州士子在中原抄回去的写卷，比如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写本，就是后来的求法僧作为出行指南而带到敦煌的；还有如唐人诗集，也是带在手边吟诵的文本，最后留在敦煌；还有一些表状笺启类的“书仪”，也是随军的掌书记或文秘人员带在身上，随时备用的写信范本；大量变文、药方、占卜书等，都是各类技术人员随身之物。敦煌还有少量的印本，包括从长安和成都传过来的具注历，还有佛经。敦煌壁画上描绘净土世界的城池有五个门道，这不可能是敦煌城的写照，而是长安的宫城正门朱雀门、丹凤门和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的写照，敦煌壁画上很多的甲第、亭台楼阁，许多精美的器皿和珠宝，虽然画的是天国的理想世界，或菩萨身上的璎珞，但其实是唐朝物质文化的表征，因此它们反映的是整个唐朝文化，而不仅仅是敦煌。

光明悦读：您新近出版的《从学与追念》一书，是对敦煌学研究领域大家们学术成果的梳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荣新江：如前所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不仅仅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还有很多已佚的佛典、道书，同时藏经洞中留存了大量的官私文书，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佛教社会、民间组织、民众信仰、不同阶层的文化，提供了远远超出传世文献的资料。与此同时，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大量反映丝绸之路的文献，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东传的记录，中原文化西传的记载，还有市场物价表、旅行者的书信、买卖契约等直接印证丝绸之路的文书，而且发现了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藏人、于阗人、回鹘人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所写的文献，更真切地反映了丝路的面貌。我在《从学与追念》一书中记录过一些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的伟大功绩，借助对他们著作之外的故事，来表彰他们对阐述敦煌文献的价值，弘扬敦煌学的贡献。

光明悦读：敦煌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哪些面向？

荣新江：敦煌从汉武帝时期，就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汉朝“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成为河西走廊中最西的边郡，而以敦煌西面的玉门关、阳关为界，又与西域地区紧密相连。敦煌一方面是中原王朝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临近西域的边陲重镇。因此，敦煌传承的文化主体，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敦煌文化中又具有边境人民的坚强的韧劲、勇敢的精神，还有就是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是一座丝路重镇，因此敦煌文化中又包含着开放的性格、进取的精神。这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清楚地看出，构成敦煌文献的无疑以中原的传统为主体，即便是外来的佛教，已经是纯粹的汉化佛教、汉文经典为主体。与此同时，又有很多反映边地文化的特殊文本，比如大量的非汉文的边境民族文献，还有汉文文书中反映边地文化生活的诗歌（如边塞诗）、书仪（如河西或朔方书仪）、俗文学作品（如李陵、王昭君变文），以及当地的地志图经、求法僧的旅行记（《慧超传》《西天路竟》）等等，表现了具有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光明悦读：未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研究中将担任怎样的角色？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于清末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加上当地官僚的昏庸，所以大量写本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奥登堡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攫取到手，转运出国，现藏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的国家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以后敦煌散出的写本，又通过劫取、倒卖、馈赠、交换等方式，分散到全世界的许多城镇的公私收藏者手中。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宝藏流失的伤心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文献的外流却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因为敦煌文献内涵的丰富，也就促进了各国对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敦煌学的研究者一般来说是海外对中国友好的汉学家，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很多贡献。我从1984年以来多次在欧美、日本走访敦煌文献的收藏单位，与各国敦煌学研究者广泛接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我一直主张敦煌学需要国际合作，中国的敦煌学也需要“国际视野”，在历年来的敦煌学研究中，也一直奉行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理念。

但是，由于中国学者在处理汉语文献方面的突出能力，而且有大量研究力量的投入，因此目前来看，敦煌学中的汉语文献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无疑在许多领域都走在前面。但敦煌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汉文文献中有大量宗教文献，敦煌写本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如藏语、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有的还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有一定的难度。同时敦煌是一个艺术宝库，对于壁画和塑像的研究，又需要艺术学的理论和美术史的训练。在宗教、胡语、美术等方面，欧美、日本学者由于学术积累雄厚，图书资料储备充分，所以还是走在前头。因此，敦煌学需要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各国学者的共同推进。在敦煌学领域里，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包括共建数字化的国际共享平台，召开跨学科的真正国际会议，共同组建一些研究课题的攻坚团队，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敦煌学组织，等等。在今天，我们更期望敦煌学具有“国际视野”，来共同推进对敦煌这一世界文化宝藏的研究。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敦煌里的中国 敦煌里的世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新书访谈”，访谈由光明日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荣新江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原文链接：不仅仅是敦煌（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9日 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