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及其历史困境

中国的封建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崩溃了。短短53年之后的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自东汉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大姓郡望制度，随着唐的崩溃一同解体了。从制度的顶层设计看，宋代以三司、二府（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代替了唐类似于“门阀贵族与皇权分权”的“三省”制，而实质上，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官僚士大夫阶级代替贵族阶级，成为国家的治理者。

从基层看，唐的均田、府兵制度也随之瓦解了，而代替它的则是募役、募兵制度。秦、汉、唐以来“兵农合一”的基层组织，从此不复存在；统治基层的，从此成为家族、乡绅和胥吏——乃至毛泽东后来所谓“土豪劣绅”。

在历史的“螺旋式发展”中，中国所特有的“封建制度”由此走向成熟。而历史的“进步”却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

什么是“中国的封建”呢？

与建立在“上帝赠土”基础上、与“农奴制”相联系的西欧“封建制”不同，中国自汉以来，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就是可以买卖的，土地生产资料的商品化，标志着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极大发展与成熟，遂造就以家庭为单位，包纳种植、手工业、商业和信贷的“小生产”——这是“中国的封建”不同于欧洲封建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马克思承认：中国的这种小生产，极大地节约了经济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率，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产生于西欧的“社会化大生产”，造成了持久、顽强而有效的抵抗。

宋代更是“封建时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提道：“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同时，非常重要的差别在于，那个时候的伦敦、巴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已经是武装起来的城市，与宋以来领导着中国的文官官僚集团不同，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武装起来的阶级；从那个时候起，欧洲的社会结构，就是以城市武装资产阶级对抗土地贵族的城堡，进而，便是通过武装城市主导的殖民贸易，去武力剥夺世界——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是靠一系列的、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达成的；比较而言，宋代的城市缺乏暴力革命的基础与手段，那些繁华的城市则是不设防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背后的中国，不过是官商勾结的城市与一盘散沙的农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炸开”旧的生产关系的“外壳”。但那时，世界性的、由资产阶级暴力所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世界图景，还远远没有展开，而与商品经济联系着的中国小生产，就这样持续地对一切革命的因素加以有效地、持续地抵抗；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逐步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土豪劣绅联合统治的治理体系。随着中国治理体系的衰败和治理能力的下降，中国的经济水平不断下降，直到1840年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击溃。

1913年，严复曾经一语中的指出：“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且不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这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极为透辟的结论。

因此，要了解传统中国何以衰落，现代中国何以兴起，就必须重视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

宋之弊政：脱离“富强”，空谈“王道”

魏源有一名言曰：“天下有无王道之富强，而无不富强之王道。”在宋人看来，秦汉唐千年以来之大偏失，就在于不讲王道，而只是追求“富强”，至于纠正之法，本是兼顾“富强”与“王道”之间的平衡。但是，自宋以来的中国，却从此沿着这条“纠偏”的道路顺流而下，终于走向倡言性理、内卷扯皮、“弃富强而不讲”的“不富强之王道”。

宋于唐制，本也有相因与继承之处。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承继唐“永贞革新”以来的改革精神，变唐初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类似“三权分立”）之贵族制度，而为具有经济色彩的“三司”（户部、度支和盐铁）制度，即欲使国之一统与国家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于资源和资本的支配与有效利用之上。

但是，这项关键的现代转变并没有完成，而这就是因为：从经济上说，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的生产力还在发展，它的“潜力”还没有“耗尽”，它依然能够对迈向“社会化大生产”的努力产生“持续性抵抗”；而从政治上说，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已经日渐成熟，任何欲求挑战此制度的改革，均违背了宋朝立国的“纲纪”，因此便没有强有力的干部政策支持。

而宋的“纲纪”，也就是“祖宗之法”的核心就在于“制约与平衡”。对于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的要求，并不是立德立功，而是听话、守规矩，乃至于袖手不作为。于是，那个“纲纪”，说白了，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的治理之道。司马迁说，治国理政，“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人”固然不能办事，但也不至于生事。

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

……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

“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这千古一叹，是对宋王朝的质问，也是对历史的质问。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以矫失为得”，因为惧“乱”、怕“生事”，以至于把选拔“愚人”当作干部任用标准，而宋朝矫枉过正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就是历史的讽刺：“唐之失在于强，宋之失在于弱。”

宋，与其说是一个自觉地否定历史的王朝，不如说它造成了对一切“社会革命”加以有效约束的制度。它使“王道”空谈脱离了“富强”，使“制约与平衡”压制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如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以“主观主义”的空谈学风，造成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

宋朝的立国之本，概而言之，就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其基本制度设计，便是建立在“矫失以为得”这个“大纲大纪”的基础之上。于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对于宋朝来说，隋唐光辉灿烂的326年，就只剩下了8年的“安史之乱”；而为三百余年王朝治理者所念念不忘的，也大概只有这样一件事：汲取“安史之乱”深刻的历史教训。

宋的官吏队伍，在规模上远超历代。宋代军队的统领者，不是将，而是官。宋代的官僚制，又是“官吏”二分制：宋代的“官”是读书人，而“吏” 则是基层的豪强。将不识兵，兵不识官；官有名无实，吏有实无名，彼此牵制糊弄——举凡王安石所痛陈的人才之“教、养、取、任”皆不得法，即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阶级的不会干事、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举凡叶适所揭露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即官无所作为，吏胡作非为，使社会分裂为两张皮，并使社会乃至军队最终堕入一盘散沙——大宋这些“创制”的起因和用意，究其实质与根源，皆不过在“矫唐之往，纠唐之过”。

与小生产的商品经济相联系，宋代的一统乃是“小一统”，即它统一的不过是五代十国的那个区域，其周边始终有辽、金、西夏、蒙古环伺。故宋代士人的情绪是（内）忧（外）患，其开国基调则在“保守”二字：其所保者，祖宗之家法规矩；其所守者，则为小一统之疆域。

而自宋朝以来的千年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光绪帝在1901年的《变法上谕》中迟到的觉悟：“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太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

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便是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

日本京都史学派曾经提出——“唐宋之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但我以为，那也是中国走向积贫积弱、走向落后挨打、窝里斗式“内卷”的开端。由于领导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级堕入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陷阱，社会革命、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被压制了——就是从那时起，历史变成了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无关的“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运气”。

王夫之《宋论》开篇即指出：“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而宋之大弊则在于：其以弱势取天下，上位全凭运气和偶然——乃至“窝里斗”，“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于是，“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宋之亡，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宋之软弱无能，代表着三代与汉、唐传统之中断。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

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

大翻盘

为什么有宋千年以降，中国的改革总是不能成功，而最终逼出了近代以来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大革命？

这里的一个简单原因就在于：与地主制度相联系的小生产的“韧性”和“惰性”，以及与官僚制度相联系的制度的僵化。

宋代以来作为治理者的官僚士大夫阶级倡言“立德”，但总起来说，他们对于经济问题和推动大规模经济变革缺乏兴趣，无人敢于“立功”，甚至无人敢于说真话。所剩绝大多数，无非就是沿着既成的规则，内卷扯皮、奴颜婢膝、吹牛拍马、想方设法往上爬——而这就是叶适所谓：“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而随着士大夫阶级从根本上的腐败，中国这种扭曲的治理体系造成的只能是治理能力的崩溃。

反思“中国封建”的历史，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极为深刻地指出：如果说到腐败，小生产的惰性、韧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这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腐败。

当然，千年历史，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大势”，运筹帷幄，力图翻盘。前有王安石、叶适上下呼号，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魏源尚在奋笔疾书《圣武记》。

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所谓鞠躬尽瘁、前赴后继者，正构成了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

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魏源指出：所谓“王道”者无他，就是指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制度完善这三者的统一。离开了这三者的统一，也就谈不上什么“王道大一统”。他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

使其口心性，躬礼仪，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尚不足以治国用，外不足以靖疆域，下不足以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以效之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

外靖疆域，下苏民困，上治国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制度完善——这就是中国之“王道”。反过来说，倘若国家积弱，人民积贫，制度腐败，即使口中念诵一万遍王道，即使圣贤语录不离口，其所证明者，那便是对于中华文明的真髓——“王道大一统”的背离；其所证明者，无非就是王道的失落。

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也就在此处。

192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这样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离开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离开了为中华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那也就离开了王道。

“大历史”视野里的党、军队和人民

全新起点：“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14人创立新民学会，并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宗旨。这个宗旨本身，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个真正的起点。

这个起点预示、包纳着三个方面：一、沿着“小生产”的商品经济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同理，通过中国封建道路的“改良”，中国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二、西方的资本主义绝不是出路，因为帝国主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三、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同时也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帝国主义。

简而言之，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蔡和森看来，“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资本主义”都不是出路。

这就是24岁的毛泽东所说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今天看来，许多“毛泽东的反对者们”的悲哀在于——他们并没有达到毛泽东24岁时所站立的那个“起点”。首先，他们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因为在他们那里，中国的“封建”并不是西方的“封建”，中国的小生产中包含着商品经济因素，因此，不必采取“革命”的方式，而通过如日本“明治维新”的改良方式，中国就可以走向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唐宋之变”论的实质就在于此，他们认为：西方、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经济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二、政治的理性化。当然，所谓“唐宋之变”论对于宋代制度的肯定，依据的就是这两个标准。

这样的论断不能回答：一、宋代开启的“近代化”之路为什么没有持续、没有走通；二、它没有进一步思考——由西方开启、日本接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可以走通。

同时，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反封建”的前途，也就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而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孙中山的革命，也绝不是照搬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革命的前途，也不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早在1925年冬，经过了半年多沉潜，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里指出，中国的革命与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后者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种革命，简而言之是“发财的革命”。“发财的革命”之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之后，运用国家的力量，对内压迫劳动者，对外剥夺世界——这就是帝国主义。

于是，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推翻了封建主义、得到了资本主义，推翻了小生产、建立了大生产，然后，就像帝国主义那样去剥夺世界，就像资产阶级那样剥夺中国劳动者；而中国革命还有另一个前途，那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是全世界受苦人的革命。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的，是人民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救苦的革命”，而不是“发财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进行两场革命，一场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场革命，基本上是不触及私有制的革命；而我们还要进行更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把土地、资源、资本、政权尽可能地集中在人民手中的革命，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革命，我们才能真正依赖最广大的劳动者，建立社会化大生产，使中国的生产力空前地发展起来，使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并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果。

如果只进行第一种革命，那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则更漫长。因此，我们决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也就是在那一天，《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道路》，正式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始终认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程中，具有漫长传统的封建势力，有着长期执政经验的资产阶级——这两个反动势力，总是会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以对抗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时代，同样还是如此。他说过：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败思想，将渗入战斗的共产党。

伟大斗争须有革命的政党、人民的军队

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起点出发，毛泽东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就在于，他第一个揭示出：在人类现代进程中，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与对立，更存在着“对立的统一”，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结合、转化为新的形式。

这个新的形式首先表现为僵化的官僚制——无论宋以来确立的士大夫政治，还是西方、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其实质与其说是“政治的理性化”，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官僚化”。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痼疾——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八股作风。同时，他更为深刻地指出：这种痼疾，同样地存在于五四新文化之中，存在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之中，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布尔什维克”之中。

其次，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在中国首倡社会主义时就提出——当前世界的“大趋势”，乃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化。西方现代化发展已经证明——所谓商品经济，最终为资本垄断所代替，西方那些所谓“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最终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这样的现代国家，这样的现代方案，不但不代表其国内人民的利益，更在残酷地压制和掠夺世界。

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始终必须与世界上的一切“官僚党”“发财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要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就必须有革命的政党，就必须有人民的军队。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毛泽东指出：我们之所以要把党的小组建在班上，之所以要在红四军建立“宣传队”“宣传股”“士兵俱乐部”，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明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了使红军变成学习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大学校——以此彻底改变旧军队和西方军队中盛行的扎堆打牌喝酒、帮派倾轧的恶习。

通过“在政治上建军”，毛泽东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他使战士来自人民、信仰人民，他使战士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什么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他使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革命武装。

建立革命的政党、建立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工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艰苦细致的，而不是空洞的——“人民”不是停留在嘴上的标语和口号。

而无论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还是西方的“人民主权”，这里的“人民”，都是抽象的产物。

毛泽东说，矛盾是普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同时，世界上也不是只有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两大阶级的矛盾，中国社会存在“各阶级”，而不是只有两个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矛盾又是特殊的，因此，如果不能把作为“人民的各阶级”联合起来，所谓“人民”就是完全空洞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矛盾丛生的中国，也就只能在内卷中沦为“一盘散沙”。

毛泽东是“拧沙为绳”的人。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政党不能脱离“阶级”，甚至也不在于国家怎样才能不脱离人民，因为真正的困难在于：怎样将中国社会进步的各个阶级，组织为“中国人民”。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形成“中国人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缔造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担忧在于——如果工农一旦掌握了枪杆子，他们便像当年的黄克功那样，拔枪对向了小资产阶级，那将会如何？

“黄克功事件”之所以警钟长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才会理解毛泽东当年的话：“如果不杀黄克功，就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人民、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

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如果一旦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得意猖狂，他们不但看不起工农，且把劳动人民视为不能与之并立的“下等人”乃至渣滓，进而压迫之、驱使之，那又将怎样？

如果是那样，我们或许总有一天会幡然悔悟，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当年何以如此的激愤。

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是那样，就是法西斯上台，如果是那样，劳动人民就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如果是那样，我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白流了——我还活着呢！他们怎么就敢这样！

他说：“我看到中国人民受苦受难，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

于是，他以耄耋之身，巍然拍案：你们不跟我走，我就再上井冈山去找红军！

因为如果是那样，五星红旗上的围绕着大星的四颗星（象征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就会被分裂所替代；如果是那样，我们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就不牢稳了——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伟业是否会被动摇，也是晚年的毛泽东最为深刻担忧的。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我们以往的错误，往往在于不能去团结自己的朋友，而去打击真正的敌人。

对于真正的敌人，作为革命的政治家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抱有幻想，更不曾希望敌人的理解、敌人的同情、敌人的原谅，乃至希望敌人会说自己的好话。

他清醒地说：“打得粉碎，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他晚年清醒地说：“矛盾是普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矛盾。”

但是，他还更为清醒地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小生产”和封建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而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起码用了五百多年的时间。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这个光辉的历程，至今还不足一百年。因此，我们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就需要大历史的视野。

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曲折。

知所从来，明所去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只有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知道该往哪里去。

我想象着，毛泽东向我们走来的形象：

他从鸦片战争苦涩的海水中走来；他从井冈山“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的痛苦教训中走来；他从湘江战役无数红军战士的血水里走来；他从八角楼、长征路、延安窑洞彻夜不眠的争论中走来；他从九死一生的中国革命中，忧思如海、孤身一人地向我们走来。

他从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群众中走来；他从井冈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走来；他从古田建军的号角声中走来；他从洗心革面的延安整风中走来；他中流击水，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来；他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处，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

在这条九死一生的道路上，他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缔造了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缔造了如日出东方、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更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缔造了饱经沧桑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之所以要到嘉兴南湖去寻找“初心”，要到古田去寻找战斗意志，之所以要纪念长征，之所以要整顿党的作风，之所以要到西柏坡去重温“两个务必”，就是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持续的、漫长的、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思想是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思想的总结与集大成——这就是我的这本小书的主题。

如果这本书或许还有点价值，那么，其价值大概就在于此。

201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那一天，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王惠周同志，陪我去西柏坡还愿——因为这本书的初稿，那时刚刚完成。

当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下雪了。

仿佛是刹那间——大雪骤降，漫天皆白。

“梅花欢喜漫天雪”，北国的雪，那是毛泽东所喜爱的。

“泪飞顿作倾盆雨”，鲁迅说：“那是死去雨，是雨的精魂。”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七年之后再修订此书，我首先感谢本书的广大读者，感谢支持它出版发行，并把这本书翻译成外语，送给外国朋友。

我只能以拼命的劳动，来报效这种信任与厚爱。

4月21日晚，在开满鲜花的燕园，有一间会议室透出静谧的灯火——那是北大的研究生们在开毛泽东著作阅读会。

“改造中国与世界。”

遥望不灭的灯火，心生感动与欢喜，不知怎的，想起了毛泽东所喜爱的清人严遂成的七律：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

原文链接：掌上千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