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重读毛泽东〡“父老”与“子弟兵”(一)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将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学党史:重读毛泽东〡“父老”与“子弟兵”(一)

文/韩毓海

从文家市到三湾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他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作为中央特派员,去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被称为“毛委员”,而这里所指的就是党中央特派员一职。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任新的省委书记)。但自创立工农红军之后,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委员,他的“官”却越做越小。后来,他在井冈山时代所遭受的处分和整肃,竟然主要都是他曾经领导下的湖南省委做出的。

而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依然不重视也不熟悉军事工作,而对于工农红军的情况,则十分不了解。

郑超麟后来回忆说,无论是共产国际、斯大林还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他们所支持的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的暴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工农革命军”存在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工农革命军”乃至“工农红军”这种想法,纯粹是毛泽东一人的独创,八七会议固然提出进行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暴动,但却并没有做出成立工农革命军的决议。所以,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时,也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

郑超麟同样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随后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派。

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的第一次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起义失败,可以到湘赣边界去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有枪支人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人说起井冈山这个地方,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这个叫井冈山的地方,会是秋收起义部队最后的落脚点。

按照中央的部署,秋收起义既定的计划是:在江西修水、安源、铜鼓三路同时起事,取道平江、浏阳,会师长沙。在张家湾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余洒度——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余洒度很快就将成为叛徒。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有5000人,号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起义的指挥部为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前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在军中担任前委书记,当年的毛泽东34岁,卢德铭只有23岁。

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缺乏经验,起义遭受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率领从铜鼓出发的第三团攻至浏阳上坪,在上坪,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放弃进攻省城长沙的既定方针,指示各路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集结于浏阳文家市。文家市这个地方,处于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之间,当时各路部队集结后清点人数,结果只剩下1500人了。

当晚,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占领浏阳直取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

9月20日清晨,在文家市里仁中学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打气鼓劲,当时他幽默地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据说,那些刚刚脱离了死亡线的造反者们,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当时高兴得欢呼起来——不过,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明白,在中国,一旦扯旗造反,那就是犯下了“死罪”,从此也便再无退路。

里仁中学的名字,取自《论语》。但这支集中在文家市里仁中学的只有千人的队伍却不是来祭孔的。千百年来,孔子教诲中国人说:蔑视皇帝、老师和长者的命令,就是蔑视人间秩序,就必须受到严厉惩罚。而今,正是为了蔑视这样的人间秩序,这些造反者们以开会和集体表决的方式决定:必须逃离这样的人间、背离这样的秩序,他们决心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既然进攻长沙已经不可能,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支队伍要往哪里去,退路究竟在哪里。

在文家市里仁中学,毛泽东找到了一张江西省地图。当时,他只是指着罗霄山脉的中段说:“这个地图上‘眉毛最粗的地方’,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大体方向。”

1972年年底,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斯诺访问这里时,不禁浮想联翩。在她看来,曾经是书生和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那一刻已经走投无路,或者说,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用武力去捍卫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传统,特别是儒教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他们却并没有触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济基础——地主制度,孔夫子的思想当然不都是错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与地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则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自宋代以来,儒教作为中国的国教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海伦·斯诺别出心裁地把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美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她说:正像英国清教徒以武力反抗国教(圣公会)一样,毛泽东以武力反抗儒教的基础——地主制度。

她说:

就是在这个古老的儒家祠堂里,毛泽东曾经宣布蔑视世界上一切上帝和地主。

针扎不入、水泼不进的崇祖制度,使一切新思想都成为禁忌;背离长者言训和国教者,均被视为不肖子孙。这种制度,把一切新的思想,拒之于中华国门之外——谁接受新思想,谁的头就得落地。如果毛泽东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被捉住,那么,他也会像他的其他朋友那样被杀掉。蒋介石不会使新思想合法,谁要当共产党,或者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就是犯了杀头罪。

在西方国家,获得思想的自由,也只是到了近代才成为可能。皮特勒斯·拉姆斯因在几乎所有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中传播“异端邪说”而在巴黎被处决。正是英国清教徒,第一次用武力捍卫了这一思想,进行了从1642年至1660年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次著名的民主革命。

他们在一个新的大陆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美国。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实际上扮演了拉姆斯、克伦威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角色。

正是在湖南浏阳这所古老的宗祠里,毛泽东于1927年向1000名英勇的青少年讲话,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和“红缨枪思想”。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必须继续革命,必须毫不妥协地继续蔑视一切上帝、祖宗、所有的压迫和反革命势力,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向着客家人聚居的绿林——井冈山根据地进军。

我以渴望的目光,看了看那条新修的主路,经过里仁学校,进入江西境内10公里,沿着井冈山山脉蜿蜒而去,而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文家市。

但是,奔向井冈山的道路,绝没有海伦所设想的那样平坦,因为在文家市,毛泽东依然还是没有决定要上井冈山,那时,毛泽东决定的退却方向是萍乡。

22日,起义部队到达萍乡上栗,原本打算从那里去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安源,但随后却发现安源有敌军重兵把守,于是,部队不得不踯躅于萍乡与安源之间。23日拂晓,部队在芦溪遭遇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就这样,秋收起义爆发十余天之后,工农革命军便失去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

卢德铭牺牲后第二天,即9月25日,这支走投无路的哀兵一鼓作气,攻占了莲花县城。莲花是文家市退却之后,工农革命军攻占的第一个县城,但追兵顷刻而至。9月27日,部队便不得不撤离莲花,遂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

三湾,处在永新与茶陵、莲花、宁冈交界处,部队再往前走,就只能进入罗霄山了。

秋收起义部队原为5000人,到文家市集结时还有1500人,而到了三湾,却只有不到1000人了。这个时候,在红军队伍里,第一次出现了枪多人少、官多兵少的现象。

在三湾村的“协盛和”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根据现实情况,他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整编”。

因为队伍已经不到1000人,所以会议首先决定:把原来的一个师改成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皓——当时,毛泽东绝不会想到,陈皓在不久后也会叛变投敌,他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亲自下令处决了这个叛徒。

工农革命军为一个师的兵力的时候,当时的党支部是建在团上的。但是,如今部队只有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了,于是,毛泽东在三湾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这就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项根本制度。

前委会议同时决定建立士兵委员会,全团每十人推举一人参加士兵委员会,除了在军事工作上没有决定权之外,士兵委员会在经济、纪律、政治教育和部队管理各个方面负有治军之责。

会议还决定,由党代表直接领导各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这就确立了前委书记—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体系——正是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宁冈与遂川之间,有一座大山,因为山间平地号称“五井”,兼取宁冈与五井之意,故此山名为“井冈山”。当时,袁文才的队伍以宁冈的茅坪为据点,而另一支绿林队伍,则以五井之间的茨坪为据点,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王佐。

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三湾,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进入了井冈山的门户。

袁文才,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茅坪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小毛泽东五岁。袁文才少年时代读过私塾,成年后,因为新婚妻子被土豪霸占,从此与土豪劣绅结下深仇大恨。在永新上中学时,他结识了进步青年贺学敏(贺子珍的哥哥)等人,回乡后,他的母亲又被土豪打死,怀着夺妻杀母之恨,袁文才上山加入绿林“马刀队”,做了山大王。

王佐与袁文才同年生,因为袁文才曾经帮助王佐摆平了队伍的内讧,所以,二人结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

当年,袁文才和王佐,分别雄踞于宁冈的茅坪和遂川的茨坪,把守着进入井冈山的门户。

在三湾会议上,就有人曾经提议部队进山去打掉袁文才和王佐,但是毛泽东却说:“你们不知江湖之大,肚量实在也太小了。何况全中国有多少江湖?未必你们都能打掉?”

当听到来三湾开会的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介绍,说袁文才已经是共产党员时,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袁文才是党员,那就是革命同志了,那就正好一起革命谋大业,我们岂有打掉人家的道理?

龙超清是江西参议会会长的儿子,他非常注意做袁文才的工作。在龙超清发动下,1926年10月,袁文才率军占领宁冈县城;11月,袁文才加入共产党。而在袁文才的影响下,王佐也下山成立了遂川农民自卫军。当时,他们各有60支枪——虽然他们的枪都是破枪。

于是,在三湾,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希望与袁文才精诚合作,共谋大业。随后,毛泽东便率领三湾改编后的部队,进入了宁冈的古城。

当接到毛泽东热情洋溢的信,并得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宁冈时,袁文才起初也是有疑虑的。于是,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回信给毛泽东:“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这封以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行的《四书》里,幸运地保存下来,后在湖南株洲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

袁文才的回信,就是由龙超清带到了三湾,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信后说:“百闻不如一见,凡事都是见面后才好商量,大家都说袁文才是英雄,不知他这个英雄是否愿意与我毛泽东见上一面呢?”

袁文才的手下陈慕平再把毛泽东的回信带了回去,因为陈慕平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演讲,他向袁文才报告了毛泽东的经历,更称赞毛泽东是“中央才”,于是,袁文才便爽快地答应与毛泽东见面。

作者简介:

韩毓海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

原文链接学党史:重读毛泽东〡“父老”与“子弟兵”(一)(《中国青年》杂志 2021年04月06日)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