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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的政治》 从戏曲史窥见清代社会日常
日期: 2018-05-25  信息来源: 新京报

《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卷》绢本之“游殿”,清代宫廷戏曲之一瞥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作者:(美)郭安瑞 译者:郭安瑞/朱星威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清代的戏曲就像一种文化黏合剂,提供了北京范围内跨越社会性别、阶级和族群差异的文化知识。

美国学者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教授的《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曾获2014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今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甫一面世,便引起戏曲研究界及其相关领域的关注。

该书中译本前有戏曲学者路应昆作序,言其在“戏曲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关联”有深入探讨,之后明清史学者巫仁恕为其撰写书评,言其“反映了跨领域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势”,并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进行介绍。可以说,在戏曲研究、文化史、社会史、清史等领域,这是一本正在得到重视和阅读的新著。

该书以晚清北京戏曲为切入口,考察清朝的社会和文化,将不同的学科领域巧妙地勾连在一起,叙事清晰,逻辑严谨。书中归纳与阐发的一些新概念,相当具有创造性和冲击力。

首创“商业昆剧”

戏里的道德、政治与美学

在郭著里,“戏园”(或“商业戏园”)是一个中心概念,作者将其作为类似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概念,既分析了“戏园”不同于“堂会”、“庙会”、“宫廷”等场所,因其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分析了“戏园”里存在多种力量的角逐,来自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力量的博弈塑造了“戏园”这一空间。但“戏园”又并不具备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独立性。这些论述,大致应用了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方法,正如郭著书名“文化中的政治”,这种分析方法,使晚清北京戏曲混沌不清的面貌得到较为清晰的勾勒。

由“商业戏园”而来的“商业昆剧”(“一种混合性的商业性昆剧”),则是郭著提供的一个新概念。书中关于“花谱”以及作者、“戏园”等主题的探讨,这些年来,已有一些较为深入的成果,如么书仪、吴新苗的著作。但“商业昆剧”之说,就我所见,还是第一次提出,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在第二部分提出和分析“商业昆剧”,在第三部分用实例来论证。

从郭著的论述来看,启发她“发明”这一概念的契机,一方面是对戏园的商业性的论述的展开,戏园作为一个不同于宫廷、堂会、庙会等地的空间(郭著将宫廷演出涵盖在堂会内,实际上应有所区分),正是在于它是商业性的,而在这一空间里在场或不在场的诸多成分,朝廷、观众、文人、伶人等,则是围绕着舞台表演,这决定了在戏园里上演的剧目具有很强的商业性,但也是多种力量形塑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得益于戏曲史家陆萼庭的“折子戏的光芒”的启发,陆萼庭将昆剧史的发展描述为从“全本戏”到“折子戏”,尽管这一描述近些年来被质疑,但目前仍然是公众对于昆剧史的基本认知。郭著从流行的“折子戏”选本及观剧日记、花谱这类文献,发现在“折子戏的时代”里,戏园里常演的折子戏,无论是独立演出的折子,抑或串折演出,往往改变了“全本戏”的本来面貌及意图。

路应昆在序里也以《长生殿》里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被当作才子佳人为例,提及“全本戏”和“折子戏”之间的变化重塑了原文本中的人物形象。郭著则通过《义侠记》《水浒记》等传奇,在戏园里留存与上演的折子戏,来探讨这种“商业昆剧”的具体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道德、政治与美学上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陆萼庭提出昆剧从“全本戏”到“折子戏”的变化,关注点在于昆剧艺术本体的发展,譬如各种行当的表演艺术的提升等。而郭著则关心在这一变化中蕴含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高雅的通俗版

花雅之争的新视角

“嫂子我”戏是郭著在第三部分提出的另一个新概念,《水浒记》《义侠记》等传奇本来以水浒英雄如宋江、武松为主角,阐扬忠义观念。但在戏园里流行和上演的折子戏,却以原本中的次要角色如阎婆惜、潘金莲为主角,甚至出现模仿这一类角色而重新编剧的皮黄折子戏。

民国时剧评家陈墨香提出的“嫂子我”戏的命名,这一类折子戏在昆曲里被命名为“刺杀旦”戏,应是属于“三刺三杀”里的“三杀”,“刺杀旦”戏的命名更侧重于行当和表演艺术,而“嫂子我”戏更侧重于这一类形象的色情与戏谑的微妙情感。郭著分析了“嫂子我”戏在传奇原本、宫廷大戏、戏园流行选本里的状况,从而以实例展示“商业昆剧”的实存面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嫂子我”戏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也有所变化。

有趣的是,最近在北京上演了两版《义侠记》,一版是4月10日在北大讲堂演出的苏州昆剧院的新版《义侠记》,以现存的有关潘金莲的折子戏为主,再进行少量的修补,如补上关于潘金莲的前情叙述等,使其成为一个以潘金莲为主角的本戏。另一版是4月11日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的北方昆曲剧院的《义侠记》,该版是由串折构成,也即由留存的《义侠记》折子戏串演而成,除以潘金莲为主角的折子戏外,还有以武松为主角的折子戏,如《打虎游街》等。这一点似乎也可提醒我们,即使是“商业昆剧”,亦有着不同的趣向与形态。

郭著中所提出的“商业昆剧”,对于解决戏曲史,尤其是晚清民国戏曲里的一些难题,可以成为一种应对方案。譬如,在对于昆曲衰落的叙述上,自民国以来的通常观点是自乾隆晚期徽班进京,此后形成皮黄,标志着昆曲的衰落。但也有人认为,昆曲的衰落期要晚得多,直至嘉庆或光绪末年才走向衰落。郭著关于“商业昆剧”的提法,实际上在昆曲与皮黄之间找到了一个过渡,也即昆曲(高雅)——商业昆剧(高雅的通俗版)——昆剧剧目被翻成的皮黄或花部戏曲(通俗),如此一来,既给花雅之争找到了一个“中间物”,也给戏曲史里的昆曲与皮黄之间的更替,找到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过渡状态。

路应昆在序里也提到,郭著阐发的“19世纪初杂糅的商业昆剧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戏园里的“商业昆剧”的存在,给戏曲史里的花雅之争的辨析提供了新的视角。除此之外,在堂会、庙台、宫廷等空间,昆曲作为一种“大戏”(礼仪性剧目)的存在,实际上也使得昆曲的衰落期比以往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晚很多。这些现象汇集起来,可能给现在的戏曲史尤其是昆曲史的叙述造成颠覆。

美中不足

时代感的缺失与史料的滞后

尽管郭著是一本戏曲研究及相关领域的佳作,但读完后仍有些遗憾,在此也提出,以就教于作者及方家。

其一,与戏曲相关的时代感略有缺失。作者虽收集了较为详尽的原始材料,但对于戏曲及其变迁似乎并不那么敏感,其中最典型的是“剧种”一词的使用。在郭著中,“剧种”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其中有出现在章节题目上,如“第三章 戏曲剧种、雅俗排位和朝廷供奉”,正文中更是比比皆是。“剧种”一词如今被广为使用,用于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戏曲。但是这一概念及区分方式得到普遍使用是在1949年以后,而在此之前,尤其是明清时期及民国,多用“声腔”表示。也即,在郭著所论述的晚清北京戏曲里,戏园里上演的是多种声腔,这些声腔之间的关系,有些较为接近,有些则差异较大。因之,作者所描述的“昆剧-商业昆剧-花部戏曲”这一模式里,情况则千差万别,譬如徽班,容纳了包括昆曲在内的多种声腔,早期亦以昆曲为主,通过吸收、改造诸种声腔,最后形成皮黄。郭著对“剧种”概念的使用,导致其在论证中简化了此种复杂状态。

其二,从参考文献来看,作者所引用的中国大陆的戏曲研究著作基本上是在2010年前,这当然和本书的写作周期相关,在自序里,作者已说明此书写于2011-2012年。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清代宫廷戏曲档案的几次大规模影印(如国图、故宫所藏昇平署档案戏本的影印),宫廷戏曲研究也有很大程度的拓展,郭著中引为主要论述依据的朱家溍、范丽敏的撰述固然很重要,但已经不够,或其论断被更新。举例来说,郭著在论述“清廷供奉与1860年后的规定”时,谈及“有关在宫廷搬演花部戏剧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1802年”,作者依据的是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里的记述和辨析。朱家溍根据昇平署档案,将侉戏的记载定为道光五年(1825年)。其后王政尧则据档案将之提前到嘉庆七年(1802年)。实际上,在清宫中出现“侉戏”的时间,现今已提前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是研究者通过一份《乾隆添减底账》中关于黑炭、红罗炭的使用记载而发现的。《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一书是朱家溍和丁汝芹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手抄昇平署档案所撰。如今昇平署档案的大量影印,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发现”的便利。

对于中国大陆的戏曲研究及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来说,郭著在理论方法上有很高的借鉴性,其对晚清北京戏曲的“细描”,也给逐渐热门的相关议题提供了更多讨论的可能,当然也存在一些为“理论”而削足就履的情况。限于篇幅,在此也就不赘述了。

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陈均

原文链接:《新京报》(2018年05月20月B09)

编辑:麦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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