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双甲子本命年，建校120周年。

1898年北京大学诞生。20年后，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五四”运动是北大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五四”运动是学生爱国运动，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是请来了两位大名鼎鼎的洋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所谓民主和科学。这两位洋先生来到中国，确实帮了很大的忙，做了很大的贡献，帮助中国发展了物质文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可谓功德无量。

但是，我们今天或说百年来都应该而一直不能不做的一种思考，那就是：只有这两位先生够不够，他能不能满足中华民族，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原因非常简明，因为两位洋先生的共同指向，只是人的外在构成——身体，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充其量是人类的外在行为。而无关乎人的内在构成：心灵、情感、道德、教养，甚至还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发生负面作用。一句话，正如大思想家康德所揭示的：“科学并没有使人性得以完善”。这也正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科学只能服务，不能领导”的原因所在。

《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先圣先贤见识非常深刻、到位。浩浩宇宙，大到星球，小到细菌病毒，山川河流，飞禽走兽，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但看穿看透了，无非两大构成：“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形而下的“器”之于人类，固然不可或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形而上的超社会、甚至超自然的，“圣而不可知之”（孟子语）的“神”和人类内在的心、灵（性、命），则更为重要。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好像是没有祭坛的神庙。”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形而上的本体论，一个民族就没有主心骨，就没有精神支持力，就没有发展绵延的动力，就失去了发展的文化根基和命脉，就没有了灵魂。社会就没有了约束的机制，没有了制衡的力量，而必然走向无序，走向疯狂，走向罪恶；这个民族的成员就如同精神浪子，无所皈依，无从着落，没有精神寄托，没有精神家园，没有信仰，就必然走向平庸，走向物质，走向功利，而诚信必然流失，道德必然滑坡，悲哀一定发生。

其实，在五四时期，在引进两位洋先生的同时，这种思考和讨论就已经开始。当时就有一部分人就主张把第三位洋先生，把西方的形而上学，洋宗教等一块请来。结果有识之士异口同声不同意。原因很简明，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是长期处于靠天吃饭状态的自然农业文明。“靠天吃饭”的自然农业就是我们的国情，是中华文明赖以生长发育的天然根基和生态基础。既然靠天吃饭，那人类和上天，和大自然的关系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人在天底下活着就心安理得，不感觉恐惧、寂寞和无助。因此宗教意识就无从发生，中华民族就没有发育出任何一种真正意义的宗教。既然没有宗教，不需要宗教，那么洋宗教来了必然无济于事，这也已被历史所证明。

既然只有德先生赛先生不够，没有形而上学不行，洋宗教来了也于事无补，那怎么办？于是，一场更深入的大讨论就在北大展开。今天，在庆祝北大120年华诞之际，我们回顾一下这次讨论非常有意义。

这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先生率先发言，他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鲜、先进的观点：“以科学代宗教”，主张用形而下的赛先生取代形而上的宗教，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蔡元培校长不同意，蔡先生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于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以美育代宗教”。蔡校长的观点也很新鲜，前无古人，但同样不成立。科学是真，艺术是美，宗教则属善。真、善、美都为人类所必须。所以三者只能相互融合，不能相互取代。因此陈、蔡二先生观点显然是有其想而无其能。

这时侯，担任北大讲师，教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先生说话了。梁先生说，中华洋洋大国，绵绵五千年文明，难道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我们何苦何必一味地外请，一味地舍己从人。于是提出：“以礼乐代宗教”。显然，梁先生相对高明，对我们民族文化的认知相对深刻。中国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她是一种典型的礼乐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是道德型文化。礼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和乐的最后根据，则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宗白华）所以“一个理想的人，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朱光潜）。

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乃是以“天赋本能的和谐”为其基础。中国人“对于人类尊严的最高理想，是顺天而为，是顺着自然而生活，而做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林语堂语）。而绝不是灵肉分离，幻想到彼岸世界去寻找解脱，寻求快乐。这就是白居易所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苏东坡所说：“吾心安处是吾乡。”而此心安就是快乐的基础。而欲求心安，欲求快乐，便需要艺术，需要诗书画等。因为诗书画等是美的产物，是情感而不是智能的产物，是把生活，把生命本身审美化的产物。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的典型产品，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中国艺术的形象代表。“书，心画也”，“书法即心法”，是形式美与情感因素的直接结合；而画则“文之极也”，是“天地无声之诗”。书画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天性，恢复本来的“新鲜感觉”，恢复并丰富我们感情的吸引力，培育和健全我们的人生意识。我们可以从书画，体会艺术家敏锐的感觉、美妙的情感反应和新奇动人的想像，“进而维护我们道德上的良知，使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像、紧张而近乎枯竭的神经活起来，给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活沉的思想和不自然或机械的生活提一个醒，敲一个警钟，使人们保持朴实的真挚。我们的理性和本有的天性发生联系（林语堂语）。”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先生其实和蔡校长并无本质分歧。礼乐本身就包含艺术以至指向艺术，中国文化就是乐感文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人类不是神，也做不得神，故不能到彼岸世界寻找解脱；人类不是物，既不是动物，也不是器物，故人生目的不是物的满足或富裕。人类是人，人心是人类的主要构成，故心的愉悦是人生的基本和最终目的。艺术即心的愉悦，“乐之”的产物。而艺术的基本功能是欣赏，亦即审美。

而蔡校长认为宗教本身即属于道德范畴，只是与美育有所不同：“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进而认为，如欲“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这样就可以使国人的感情免受污染和刺激，使其受艺术熏陶而纯正，满足了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

同时蔡先生不反对宗教。他如此发言就是由王国维先生《去毒篇》的观点：“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所引发。蔡先生认为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元素，“有超出尘世的感想，是美育”，他看到了宗教与艺术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尤其是它们在表达人类情感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蔡先生甚至认为社会的混乱、罪恶和战争等，是人类过于“文明”，科学过于发达、宗教过于衰落的结果。

在如是大讨论中，固然梁先生相对高明，但三位先生的共同点是：只有德先生、赛先生不够，没有形而上学不行。这是英雄所见略同，这是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

然而，如此重要讨论今天却不见了，忘却了。文件中看不到，教科书中没有，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不知道。于是我们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不可能不出一些问题。于是德先生、赛先生被捧到了天上去。解放后战天斗地，文革破坏旧世界，改革开放后，全社会、全民族继而都奔向一个字：“物”。于是我们在享受今天我国经济获得强势发展，物质文明获得空前发达繁荣的同时不得不为付出的惨痛代价：情感的代价，道德的代价和生态的代价而扼腕叹息。

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蔡元培校长“以美育代宗教”思想推动下，北大艺术教育开启先河，北大书法研究会以及画法研究会应运而生，并成长了沈尹默，诞生了徐悲鸿。 60年后，我国改革开放，百废复兴。书法家李志敏先生等恢复成立燕园书画会，并任第一届会长，一时北大艺术教育东风吹水，生机一片。燕园书画会正是当年北大书法、画法研究会的直接承续。1996年6月罗荣渠教授主会时改今名为北京大学书画协会。进入新世纪，张辛教授继陈玉龙教授之后，出任第四任会长。承前启后，开始新征程，并正在编纂《北京大学书学文萃》等。

北大著名教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晚年曾经手书一副集联表达心志，联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讲他的学术追求，下联讲学术渊源和他所期望的精神境界。很显然，冯先生与其一生过从甚密的梁漱溟先生心心相印。”“旧邦”、“新命”，乃引变《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而来。冯先生曾反复解释：所谓“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新命”指的是新中国建设及现代化。他认为，“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永久而主要的营养基。

下联“极高明而道中庸” 乃集《礼记·中庸》句，而意义深远。极者，则也；高明者，上天也。而主语是什么，或者说由谁极？当然是祖先。是我们的人文祖先以上天，以天道为依据，为准则，规划并引领后代走出来一条中华文明之道，一条绵绵不绝五千年的康庄大道。而这条道就被孔子称之为：中庸之道。把中国礼乐文化传承下去，把人文祖先开辟的中华文明之道继续走下去无疑是国人神圣的民族天职。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旨在尊重先哲，敬畏传统，回归本体，提升境界，并感恩时代，感恩诸多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为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洋先生”，为北大未来，为祖国改革开放大业，继续想我们所应想，做我们所该做。

十年前，我们举办了庆祝北京大学110年华诞全国书法邀请展。今天，我们纪念、庆祝北京大学120年华诞，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举办如是规格的中国书画艺术邀请展。我们衷心希望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关注北大，并期待携手共创北大，共创祖国美好未来的艺术家，竭智尽心，倾情赞襄，书画联璧，用隆其盛。

谨合十祈祝“旧邦新命——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全国书画邀请展”举办成功！

谨衷心感谢安徽美术出版社、内蒙古《大众书法》杂志等的鼎力支持。

是序。

（作者张辛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120周年纪念全国书画邀请展作品集》，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12

相关链接：“旧邦新命——北京大学120周年纪念全国书画邀请展”在北京大学开幕

编辑：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