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也非常感谢人大家书研究中心约我参加这个会议。这次论坛非常有意义，有一种奠基性意义。

既然讲家书，那家书是什么？其意义何在？今天早晨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我想讲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家”，第二个字是“书”。讲“家”字，是讲家书的文化意义和功能；讲“书”字，是讲家书的审美意义或文学价值。

基本说来，“家”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家”字由两部分构成：“宀”和“豕”，显然就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拥有共同财产和共同生活的所在。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因此家庭关系的处理是处理好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

所谓社会关系就是孟子所谓“五常”，就是五大社会伦理，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每个人、每个社会成员都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五常、五伦之中，非此即彼。你不是父亲就是儿子，不是哥就是弟，不是老公就是老婆，不是上级就是下级，朋友非此即彼，无一例外。在这五大关系面前，每个人都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是天经地义、天造地设。

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礼者何物？荀子说“礼别异” ，礼的基点或曰前提是别异，是分别、分理、分化。人类社会的生成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的地分理、分化的过程，人类社会一定首先分化混沌，然后告别愚昧，战胜野蛮，然后步入文明，走向自觉，获得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三大分理、分化的基础工程之上。这就是天人之分、人伦之分和个体生命的身心之分。这三大工程决定了人类群体的三大行为，即如何对待上天大自然；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个体生命。这三大行为就分别实现了人类的三大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那么，这三大关系如何处理，即三大行为如何实施？孔子教导我们：以礼相待。

那什么是礼？荀子说：“礼也者，人道之极也。”极者，则也。礼就是人的行为准则。而“礼本于仁”，是孔子讲的。中国文化就是“仁”文化。“仁”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理念，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仁”是处理天人、人伦和身心三大关系的最高准则、最有效途径和最适中的方式。

礼之本是“仁”，“仁”之主要内涵是敬，这就是仲弓问仁获得的孔子的答复：“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而“敬”之落实则是忠恕，就是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天（董仲舒所谓“崇本”）、互敬、自重才能分别处理好天人、人伦和身心三大关系。其原理非常简明：“敬”是“人道之本（二程语）”。

我们进一步思考。礼的基点是“分”，礼之本是“仁”。那礼的目的、礼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原来礼的基本价值或基本指向是“和”。人类只有对天、对人、对自己个体生命以礼相待，即有忠有恕才能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达到人类理想状态。

再从根上说。孔子说：“亲亲之谓仁。”仁导源于血缘、导源于亲情。我们每个人只有首先做个好的家人，然后才可能做个好的社会人。而家人关系最基本的就是你与父母的关系。与父母怎么处理？无疑就是孝。每个人只有首先做一个孝子，然后才可能做个君子。因此《论语·学而》第二章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于是我们又导出一个结论：仁之本是孝。而“孝者，德之本也”（《孝经》）。

家书实质上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层深刻的意义。家书是家人沟通，实现家和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家庭关系处理好了才能处理好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处理离不开外在的自然环境（天人关系），更离不开内在的个体生命依据（身心关系）。所以先哲告诉我们：“上至天子，下至布衣，一是以修身为本。”修身是每个人的毕生功课。因此冯友兰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标准”。

刚才苏叔阳先生讲到《诗经》“关关雎鸠”。“关关雎鸠”实际讲的是人伦关系中的核心关系即夫妇关系的处理问题。夫妇一伦是五伦的中心。以此为中心把五伦一分为二，其右边，即父子和兄弟是血缘的，其左边，即君臣和朋友是社会的。中间夫妇则既是血缘的又是社会的。而父子关系衍生就是君臣关系，兄弟关系衍生就是朋友关系。因此夫妇一伦是五伦中最重要的一伦。我们先圣先贤因此勾勒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然后有礼仪之所措”。《礼记》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夫妇关系怎么处理？《诗经》告诉我们，像关雎那样一唱一和，夫唱妇随。可是我们今天对此似已无所认识，甚至还要批判。刚才苏叔阳先生所讲某某先生鄙夷《诗经》“关关雎鸠”，说明人人都有盲点，说明此公对《诗经》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其主要的就是不懂诗何以成经的道理。要知道，读经，读五经必须要有两个前提，首先经是什么；其次何以成经。比如读《诗经》，必首先明白诗是什么，然后要明白诗何以成经。诗成经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传统。

要而言之，不懂五常、五伦就不懂人，就不懂人是什么，就不懂人的生命应该怎么开展。于是难逃一个社会结果：物化，要么动物化，要么器物化。所谓动物化，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把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原理应用推广到了人类社会。于是人际间你争我抢、你死我活、扭打撕咬。总之贯穿一个字，就是争：竞争、斗争、战争。所谓器物化，就是机械化、工具化、模式化，说到底就是科学化。要知道任何东西、任何文化产品都不是完美无缺，都不可能至高无上，都有功能的局限，科学自不例外，同样有局限性。要知道人类言行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生命本体的关照，就是首先要明白人是什么。我们先圣先贤有非常到位的认识。孟子告诉我们，人是身和心灵的共同体。科学呢，只是指向人的身体，指向人的物质生活，而无关乎人的心灵和情感。所以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服务，不能领导。康德说科学不能使人性走向完善。我们不能用科学来处理天人、人伦和身心三大关系，处理家庭关系。今天科学发展了，物质文明发达了，物质生活舒适了，但人情淡漠了，一切都作科学观，真切切，生硬硬，冷冰冰。这是人类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如果人们搞清楚了这些基本的道理，就会明白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家书的意义和功能，就会明白家书所体现的是什么，凸显的是什么，折射的是什么。我要说它不仅仅是一封书信，是家人之间情感沟通的必要工具或方式，而且是一个维系家庭，以至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的交接点，切不可小视。家书固然是家人所为，但家书所涵所示并不仅仅是家事家常，而关乎社会，关乎国是。因为如刚才所讲，人类三大行为中最主要和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而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是家人关系。人生在世必须首先做一个好的家人，才能最后做一个好的社会人。家人关系最基本的就是二人（仁）关系，即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与父母关系怎么处理？毋庸置疑是做孝子。人生在世必须首先做一个孝子，才能最后做一个君子，没有孝子也就没有君子。这是我们上面说过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从人生命本体关照出发，落实到人生命本体关照的一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基本说来是神学，佛教文化基本说来是鬼学，科学文化基本说来是天学，中国文化基本说来是人学，其特点非常突出，价值非常明显。人生在世，不能独立为生，不能离群索居，一定生活在二人关系里，生活在群体里，生活在社会里，这是非常简明的道理。这就是家书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所在。

下面我们说第二个字“书”。“书”字怎么写，两部分构成：“聿”和“曰”。“聿”就是笔。所以“书”的本义是执笔曰，就是用笔说话，简单说就是笔谈。那为什么要笔谈、要用笔说话？因为离开了家，不能晤谈、面谈。于是“书”这种行为就发生了，家书这种文化产品就产生了。魏晋南北朝时有句话叫“尺牍书疏，千里面目”（《颜氏家训》）。人们可以通过书信看到千里之外的家人、朋友等的样貌。还有我们都熟悉的杜甫的那句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见书信价值之特出，之不可或缺。

那么书信尤其是家书具体有什么价值？其审美意义在哪里？西人说，书信是温柔的艺术。我们先哲说，“书者，舒也，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这是《文心雕龙》给书信下的一个定义。这里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是“柔”，或温柔，或优柔。没有错，但我们认为还不止于此，让我们展开一点来说。

前面讲的是孔子“不知礼，无以立”。孔子还有下句话：“不学诗，无以言”。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明，孔子说，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就说话不好听，就没有办法感动人。

为什么孔子如此发言？其价值意义何在？我们必须要明白。那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诗是什么。诗是什么？先哲有明确定义：“志之所之”。也就是说诗是人生命意志、情感因素的着落之处、流露之所，是人内在情感真实的表达，或者说是表达人生命意志、情感因素的最适中的语言方式。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而嗟叹之，嗟叹知不足而咏歌之。”情感在心里发动起来了，就要表现。最基本的表现方法无疑是言，是说话。但往往言不达意，言不尽意。为什么？因为言稍失于理性。要弥补感性的不足，于是就咿呀哈呀嗟叹之，但嗟叹又过于感性，无法准确表达思想。于是人们就要寻找一种最合适的语言方式，于是诗就产生了。诗之所以合适，是因为它有三大优良特性：语音之和谐；语义之形象；语词之简要。

其次我们要明白诗何以成经。诗何以成经？孔子讲得清楚，其一，“无邪”，真情实感，不虚枉。“五四”时期，学术界的疑古派大张旗鼓，历史典籍无所不疑。而只有《诗经》却没有怀疑的。为什么？原因就是诗人只是在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写自己对生活，对一些人物、对一些景色的认识或感受，而不是像史官那样写历史，不是像官吏那样做记录、写文件。

其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有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功能：振奋情感，激扬热情；观民风，移风易俗；有效或更易于人际的交流沟通；益于或可以适中地表达人的不满情绪。诗何以成经？《礼记·经解》进一步给出答案：“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我们中华民族，黄河流域的农业民族的整体国民性格特点。《诗经》在培育这种优良国民性格方面发挥出了为其他经典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然而五四以来我们许多专家却说《诗经》是歌颂劳动人民纯真爱情的，简单地把《诗经》归类于文学。庶几可笑，可叹！这显然小孩化、幼稚化、西化了。如果只是爱，只是像西方人认为的文学功能是歌颂爱情，那还有成经的可能性吗？还有成经的必要和价值吗？爱只是人的天性，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本能，是感性的，是无师自通的，并不是成熟的、有教养的、高尚的行为，用爱是不可能处理好三大关系，实现人类的理想状态的。而只有由爱提升到敬，做到忠恕才能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和身心和谐。

中国散文学会有一次举办发奖仪式，请我出席，要我讲几句话。我首先发问，什么是散文？听者发懵，立刻静了下来。紧接着我说，当代只有杂文而没有了散文。听者更懵了。等我说出第三句话：散文者，诗之散也。掌声起来了。不学诗，没有诗性修养是不能写好文章的，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听，就感动不了人。现下流行的一些文件不就是这样嘛，能感动人吗？文件里多是些套话、大话、洋话，还有些假话、傻话。或者中国人不说中国话，用洋名词洋概念忽悠国人，居然创造出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我欣赏的话语系统，自己未必清楚，别人休想明白的话语系统。原因何在？其主要的就是这些作者缺乏诗性修养，缺乏中国语文的修养。

而所谓诗性修养是什么？无非是“诗六义”之赋、比、兴，进而论之，无非是真、简、柔。这些就是诗经的审美意义和文学价值所在。

我们认为家书同样具有如是意义和价值，并不亚于其它任何文学体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真。家书最可贵之处就在这里。老话说得好，是真佛只说家常。家书就如拉家常，说真话，说贴心话。不必造作，无须夸张，无所掩饰，用不着说套话、说大话，用不着玩名词、玩概念，直抒衷肠，径直而发，朴素无华，性情所致，信手为之。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诚恳可信；是内在志向的如实写照，亲切感人。因此家书有着一种天然的艺术性。当然或有例外，比如儿女报喜不报忧；比如父母总说“均好勿念”等等，但这些不过是“善意的谎言”。有人会说到情书是那样的花哨，口吐莲花，笔下层云。但情书毕竟不是家书，因为尚未成家。

其次，简。书信用不着复杂。和家人说话不必弯弯绕，费周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适中而止，笔谈尤其如是。这里有必要多说一句，文白本来有矛盾。文，书面语言求其简；白，口头语言则不厌其繁，更何况自古“洛阳纸贵”。然而五四以来竟一味推行白话文，于是哼呀哈呀都进了书里。于是“著作等身“了，却造成大量的自然资源浪费、大量的时间浪费，甚至体力浪费。可叹！

简是艺术的高境界。切中肯綮、直击要害、化繁为简、以简驭繁是中国艺术家表现生命、表现生活、表现世界的高妙手段。减迹象以增内涵，以尽量简单的形式表现尽量丰富的内容，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特色和最大价值。诗书画皆然。《周易》之易是三易：简易、变易、不易，而以简为第一易，其意义非凡。《周易》之所以被视为群经之首，就是因为它是探讨“幽明之故，性命之理”，生命由来的。简是生命的内核，是生命最精粹、最内在、最后的构成。我们把汗毛刮掉，把肉皮去掉，把肉、骨头和血液去掉，剩下的就是最干净、最简单的所谓基因，这已经由科学所证实。书信的基本特点恰恰是简，是平白，是朴素。由绚烂归于平淡是大境界，是高追求。平淡出真味，朴素见精神。书信的艺术价值、审美意义就在这里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柔。道家说，柔能生刚，柔能克刚，这是有绝对性意义的。我常说大老爷们再五大三粗、刚猛无比，也是你妈妈生的。这就是柔能生刚；水性柔，但刀劈不断，炮打不穿。这就是柔能克刚。因此柔性的力量才是最有力量的力量。中华文明是柔性文明，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文明，是“自胜”而不是“胜人”（老子：“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文明，是“下流”（老子：“大国者下流”）而不是逞强争胜、张皇使大的文明。于是乎，才有了五千年绵绵不绝的历史进程。然而五四以来，艺术界、文化界却是一边倒的“刚性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才渐渐有所变化，有所回归，才有了异样的声音。

柔即温和，温和的力量才是最感动人的力量，是从内部发出来的感动人的力量，是教养的力量。家书一般就像与家人谈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用不着疾言厉色，不必喊口号，用大词、洋话吓人。正像《文心雕龙》说的“散郁陶，托风采”“文明从容”。

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讲了“家”和“书”两个字。一个是说形而上的文化意义，一个是说具体的文学审美价值。要研究家书，应首先从字，由字源学入手。其实研究其它一些文化产品也一样。唐韩愈先生说“读书必先识其字”，这具有普遍的和根本性的意义。不识字就读不了书，不读书就明白不了做人的道理，不明白做人的道理就不能最终做一个理想的好人。可是今天识字出了大问题，有了大麻烦：汉字改革。于是造成一个直接结果：中国人不识中国字，中国人不读中国经！

(作者张辛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该文是作者在首届家书文化论坛上的发言，收录人民出版社《云中喜有锦书来》一书)

编辑：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