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

(该文是作者主编的《国学启蒙金典》一书的序言,《语言文字报》于2013年10月25日在头版头条转载,转载时做了修改,题为《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并加了编者按。)



有两个日子很有意义:一个是1988年1月28日;一个是2009年10月28日。在20年前的那个日子,诺贝尔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他们非常忧虑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提出人类在新世纪要生存下去,需要到2530年前“汲取孔子智慧”,达成所谓“巴黎共识”;去年的10月28日,美国有40多个众议员院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个议案,议案的题目是: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为什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国际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孔子,投向孔子智慧?原因非常清楚,这就是人类在异化!人类异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朝“物”异化,这就是通常所谓“物化”:要么器物化,要么动物化。所谓器物化,就是人类日益向器物方面发展,人类生命和生活日趋机械化,工具化,模式化、虚假化;所谓动物化,就是人类向动物方向堕落,就是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你争我抢,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一味竞争。总之,当今人类社会已走入一种非常状态:蔽于用,役于物,迷于客——被实用所蒙蔽,被物质所奴役,被客观所迷惑。美的东西(艺术欣赏)和善的东西(宗教情怀)实际已渐渐远离人的生活和生命,人的胆量越来越大。在当今中国,情况更是不容乐观。究其主要原因,就是九十多年前五四运动的打到孔家店,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的民族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这就是一味西化,一味专业化,把教室、课堂变成了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用当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话说,就是没有把人当人一样来培养。

那么,为国际有识之士所关注的孔子智慧究竟是什么?国学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只有两个字:人本。所谓国学的定义只是两个字:人学。当然这是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而言的。基督教文化基本说来是神学;佛教文化基本说来是鬼学;科学文化基本说来是天学,中国文化,中国国学基本说来是人学。人本、人学的基本意义是,一切从人性观照出发,最后落实到人性关照。孔子主要是“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理会”(梁漱溟语);国学,人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的生命应如何开展,什么样的世界才是人的应然和理想的世界。什么样的活法才是人的应然和理想的活法。因此人类社会运行到一定阶段,每个个体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国学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必然需求。

那么人是什么?我们先圣先贤有非常高明的见识。基本说来有二。其一,身+心,人由身和心两部分构成。这是孟子最早作出的划分。孟子为何做如此划分?目的有两个:一是区别人和禽兽;二是区别小人和君子。因此如此划分意义重大;其二,人是有限的存在。认知能力有限,行为能力有限。所以《中庸》在其第一段就讲:“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就是说人的有限性是客观存在,而只有人类才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只有人类才有所恐惧,有所戒慎,才有敬畏之心。而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这种有限性更为突出:无知、无力、无助、无奈。因此总幻想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来支持他,辅助他。于是神便被人类创造了出来。于是神就成为了人类社会的起点。于是神便帮助人类走过了他最蒙昧、最困难、最黑暗、最同时也是最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康德划分的所谓“神权时期”。

那么神靠什么帮助人类开启了社会,走到了今天?神或宗教的基本功能是什么?神或宗教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给人类提供了希望和慰藉,稳定了人生;二是给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认知中心,借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神”功德无量,没有神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人类的的今天。但是,有一个基本思考不能不进行,这就是唯“神”行不行?也就是永远听命于神,人类永远生存在神的世界可不可以?回答是否定的。人类不能唯神,原因很简单:其一神是人的生命之外者;其二神有局限性,只指向人的灵魂。什么是灵魂?就是死后的心。因此神有不可否认的先天缺陷:出世。正如加拿大一个谚语所说,人人都想见上帝,但是人不死怎么见上帝。所以“神”不能使人最终得到完整的安顿。如果唯神,其结果必然是人的理性不能发育或丧失,必然导致精神迷信,乃至全社会的宗教迷狂。果不其然,中世纪终于来临了,人类终于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危机和黑暗。什么危机?唯神的危机;什么黑暗?唯神的黑暗。神终于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

面对如此危机,人类不能不做出新的选择。于是人类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走入了第二个世界:“物”的世界。时间1760年。从此瓦特的技术革命,牛顿的科学革命出现了,工业时代来临了,科学发育了,物质文明发达了,人类社会获得了加速度大发展。因此我们说“物”功德无量。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物,不能没有科学。没有物人类不能存活,没有科学人类的物质生活就不可能越来越方便和舒适。

但是同样有一个基本思考不能不进行。这就是唯“物”行不行?也就是说人类只是生活在“物”的世界,永远听命于“物”,像动物一样圈养或散养,像机器一样构造和运转可不可以?回答自然也是否定的。原因同样简单:其一物是人的生命之外者,即先人所谓“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其二物只指向人的身体,或曰只对人的物质生活负责。所以“物”同样不可能使人生最终得以完整的安顿。如果唯物,其结果必然是理性丧失,必然是物的迷狂,必然导致物的危机。果不其然,一战爆发了,二战爆发了,越战、朝战、伊拉克之战此起彼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了,资源枯竭了,该黑时不黑,该冷时不冷,该静时不静,该下雪的地方不下,不该下雪的地方乱下;人的生命也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艾滋、萨斯、疯牛病,最近英国人震怒了,餐桌上竟然出现了克隆畜肉,宇宙的生物链正在或已经在改变!人类越来越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吃的、穿的、用的越来越假。连人的本能:生育都即将虚假化,即将被机械、工具所取代,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从机器里走出了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来,克隆人嘛!人都可以批量生产了。多么可怕!科技和资本这两个庞然大物的无情运作,已日益超出人和人的组织驾驭能力之外,已几近失控!人类面临重大生存危机。怎么办?世界有识之士在思考。于是就有了上世纪末诺贝尔获得者的巴黎共识:到2530多年前汲取孔子智慧。

孔子智慧是什么?不是别的,孔子的智慧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曾经做出的最伟大贡献。这就是孔子揭示了人类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心的世界。道理很显明,首先人不是神,所以不能唯神,不能永远听命于神,生活在神世界;其次人不是物,既不是器物,也不是动物,所以不能唯物,永远听命于物,生活在物的世界。人是人,因此只能生活在人的世界,心是人的主要构成,因此只能生活在心的世界。心的世界才是人类的应然世界和理想世界。

然而人类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世界是唯心的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人是身和心的共同体。要安顿身体离不开物,要安顿心灵离不开神。因此孔子所揭示的属于人类的世界是神、物、心三位一体,以心为主宰的世界。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如何生存?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如何开展,什么样的活法才是人类的应然的理想的活法?可以肯定说,不是神的生活,不是物的生活。而只能是心的生活。心的生活才是人类有资格、有能力过的,属于人类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五四时期北大教授辜鸿铭先生所谓的“心灵化的生活”。而这种心灵化的生活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

具体说来就是,其一,不是到彼岸世界寻找解脱,而是在现实世界好好活着,做好人,做君子。从小活到老,被人养,养别人,再被人养,三个阶段都用心度过,享受生命的全过程。也就是庄子所谓“尽其天年而不中道夭”;其二,人生绝不是追求物的最大满足,而只能是追求心的尽可能的愉悦。吃好穿好,身体健康不是目的。吃好穿好,身体健康的目的是心的愉悦。心的愉悦才是人生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所在。以心的愉悦为目的的生活就是心的生活,就是身心合一的生活。这就是庄子所谓“善生而善死”。从生到死才是一个完整生命。人生在世所能做,所必须做的就是打点好自己的小生命,做好一个自己。只要每一个人都打点好了自己的小生命,做好了一个自己,那就会实现人类大生命的良性循环。

这就是孔子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智慧——生命的大智慧、大教养、大见识。这就是国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而如此智慧、精神、价值如何得以具体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打点好生命,做好人,做君子,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我们只能向先圣先贤讨教,向我们中华经典讨教。或曰其唯一指向就是中华经典,就是五经和诸子,包括宋儒所辑定而倡为人生必修课的所谓“四书”之属。

庄子说,五经者,“先王之陈迹也”。经典是我们的人文祖先社会活动最有价值部分的追述和记录,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都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都是从这个根上生发和确立的。《尚书•序》说,三皇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五帝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中华经典昭示着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涵寓着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道。中国文化绵绵不断五千年,就是从这条道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因此何其神圣,何其重要!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自“五四”以来,五零后汉字改革以来,尤其是六零后文革以来,我们民族的经典被束之高阁了,日以走出了国人的生活,日以远离了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于是造成了一个直接的社会结果:中国人不认得中国字,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不读自己的经典。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现象:盲目舍己从人,一味追从西方强势文化,从而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失去了文化的自信。国人日渐丢失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优质”信仰,没有了敬畏之心,没有了宗教情怀,没有了精神支持力,没有了精神家园,没有了高尚,没有了贵族。于是诚信流失,道德滑坡,走向浅薄,走向功利,甚至走向疯狂,走向罪恶。

怎么办?要启蒙,要重新启蒙。不仅要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娃娃们启蒙,同时很重要的是对成年人也要启蒙。国人需要启蒙,亟待启蒙。启蒙当然也完全可行,因为国学有着无以伦比的强大生命力。国学虽然遭遇到三次严重打击:五四、文革、改革开放,但并没有灭绝,依然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保留在民族的基因里。于是就有了时下日益加温的国学复兴热。于是一批批成功的企业家,一批批在岗干部走向国学研习班。于是也就有了这部摆在大家面前的《国学启蒙金典》。我们整合和集中了国内一批有人文情怀、国学热情和一定国学修养的中青年学者,倾力尽心编辑了这套小书奉献给大家,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时代。

唐代韩愈先生说:“读书必先识其字。”人生为什么要读书?因为《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的性命是上天大自然赋予的。但上天只是给了每一个人的性命,并没有赋予每个人完成这个性命的才能和本事。这种才能和本事从哪来,只有学。所以孔子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而乐以好学者自居。那学什么?一是文,二是献。所谓献,就是有形的事物或人物。所谓文,就是书。所以读书对于人生来说至关重要,读书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然而读书则必须以识字为前提。而韩愈所谓“识字”的基本含义是:识古字,知本义。这对于我们当代只认得文字改革后的字,即简化字而不认识繁体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困难,甚至难上加难的事情。为此我们特意为每部经典的每个字标注了字音,但望为大家的国学研习提供更多的帮助。

爱默生说:“直接阅读上帝。”就是说我们不必看祂的照片,看祂的复印件,而要直接看祂上帝本人。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读书要读文本,要读经典。我们不要为图一时方便省力而读所谓译文,读白话译本,甚至读译文节选本,即使详注本也最好不读。因为诸如此类都只能拉大与文本,与元典的距离,都不可避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臆解、曲解、偏失,乃至误解。更何况我们处在一个写书人比读书人要多的时代。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有君子小人之分。荀子说:“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为人之学是“见知于外”,为己之学则是“欲得之己”,“君子之学在修身”。所以读书是个人行为,不必像某些媒体人物那样作秀、显摆、演戏。读书也并不主要是要获取什么知识。而是要“玩味”,要领会,要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思考,“要变化气质”,读前是一个样,读后则是另一个样。也就是一定要走当年梁启超先生给我们指出的学国学的第二条道路:德性实践。

当代国人习惯于用西人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找差异的方法、定性定量的方法来读书做学问,这大有问题。要知道中华经典,五经和诸子是人文,不是科学。所以只能作以人文关照,只能用联系的、综合的和形而上的方法去读。用分析的、科学的方法只能造就所谓“专家”。那些各读各经、各说各话的所谓“歪嘴和尚”,即所谓老子专家、庄子专家、孙子专家就是这样“炼”成的。殊不知不管老子、庄子、孙子都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差异呢?!所以我本人一贯主张“老装孙子”,老子、庄子、孙子都要通。而且不仅如此,文、史、哲都要通。

眼前这部小书正是基于如上认识而编辑的,我们希望广大读者用心于此。

让我们共勉!让我们共同担当传承并弘扬中国文化之大任!是为序。

此夫张辛于北大卜彝堂

2010.11.2凌晨


(作者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国学启蒙金典》,青岛出版社,2010年12月。)

 

编辑: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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