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人类的创造，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体现，是精神自觉的产物。她“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计程碑”（朱光潜《谈读书》）。她可以突破时空局限，与古人把谈，与外国人对话；她可以联系古今，“保存国粹，保存我们”（鲁迅《热风·三十五》）。

《说文解字》：“书，箸也。从聿，者声。”《释名·释书契》：“书，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广雅·释言》：“书，记也。”简言之，书者，用笔记事、用笔说话也。记事在先而说话在后。文字之发明首先用于记事，最早记事是“史官”用笔（聿）书于简册，是谓“策书”、文书。这就是史书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书·顾命》：“太史秉书，御王册命”。此书即记事，记载前事之册书。大册为典。而所谓大册，就是庄子所谓“先王之陈迹”，就是《尚书》所载“典、诰、誓、命、训、谟”之属，《诗经》之“大雅”及“颂”等。《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开始用简记事，或者说我国以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至少是商代开始的。

春秋以降，人文发育，精神自觉之后，人类开始用笔说话，用笔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书由此诞生。孔子师生集团把左史右史们所记“先王之陈迹”编辑（“论”、“次”、“修起”）为“经”，以开化，指导后人。他们把左史即太史所记占筮档案编为《易经》；把右史即内史所记先王之“事”，之“志”，之“行”，分别编为《书经》、《诗经》和《礼经》。孔子等为什么从不可计数的简册或曰原始记录、原始档案中选择出此四种，进行编辑，即“论”、“次”、“修起”，进而把它们上升为经典呢？

原因很简明：《易》旨在追寻生命的由来，探索“性命之理”，“幽（阴）明（阳）之故”，旨在明“天道”，预知天意，以期得到上天的帮忙护佑。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天道可知”。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庄子·天下》），我们了解了氏族先王（圣人）之“事”，之“志”，之“行”，就可以启迪智慧，提高修养，像“先王”圣人那样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圣人能及”。又何以证明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孔子在“论”、“次”、“修起”三项工作基础上，又做了第四项工作：“作”，作《春秋》，孔子以他所居鲁国的史实为《易》、《书》、《诗》、《礼》四者成经，即为“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八字提供事例史证。于是中华原典：“五经”，中国最早的书终于诞生。五经的诞生是孔子师生集团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她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由之产生，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由之逐渐形成。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随之解释“经”的“传”和实践、落实“经”的“子”相继相次问世。“传”者即《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者即《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之属。而“子”以孔子为首，为代表，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仲舒、淮南子之流，释（佛）子最后参入，于是构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大体系，中国经书的大体系，成为国学的核心构成。

与孔子同时或稍晚，印度次大陆、东地中海沿岸进入所谓“轴心”时期，印度《奥义书》，波斯《古圣书》，希伯来《圣经》的《旧约全书》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较晚的伊斯兰教《古兰经》等也应时应运而生。

而随着人文的演进，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多元化，先哲先贤又创作出无数好的具有经典意义的书，蔡伦造纸以后我国更早早地出现了纸的书。比如可比配经书而被称作“亚经”的《庄子》、《离骚》、《文选》、《史记》、《汉书》、《说文》、《通典》、《通考》、《通鉴》、杜诗、韩文等；比如《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苏东坡全集》、《花间集》、姚姬传《古文辞类纂》、王渔洋《古今诗选》、张惠言《词选》、《西厢记》、《琵琶记》、《桃花扇》及《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以至从汉代《仓颉篇》、《急就章》，到南朝周兴嗣《千字文》，宋王应麟《三字经》，以至明清《治家格言》、《幼学琼林》及《笠翁对句》、《弟子规》、《声律启蒙》等一些蒙学经典。再比如海外先哲《罗兰之歌》、《亚瑟王传》、但丁《神曲》、薄卡丘《十日谈》、塞万提斯《唐吉坷德》和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起源》、弗雷泽《金枝》以及莎士比亚的剧本，莫里哀的喜剧，歌德的诗文集，易卜生的剧本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等等。还有当代巴金、鲁迅、冰心、叶圣陶等的书以及一些红色经典。代有精华，满天星斗，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可谓“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子夏语）。就像“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送给一代又一代”（《培根论说文集》）。于是使人类真正成为“宇宙的主人”（巴甫连科语）。

人类是万物之灵，其灵性开化表现无非有二：智慧和教养。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二哲所言非常到位。书籍是使人开化的要津，是人们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获取知识，愉悦心灵，启迪智慧，培养素质，提升生命境界的重要途径。

作为“四书”最后一书的《中庸》的开篇词是三个“之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上天大自然只是赋予了我们每一人的性命，并没有赋予每一个人完成这一性命的才能和本事。那此才能和本事，亦即智慧和教养从哪来？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做好一个人？孔子明确教导我们要“学”，甚至“学而不厌”。那学什么？“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学而》）实即“文”和“献”。所谓“献”，即人物、文物之类；所谓”文”，即书、典籍。故学文首先就是读书。所以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莫先于读书。”王夫之说：“（读书）辨其大义，以修治人之体；察其微言，以养精义入神之用也。”所以爱默生把“人们对于永恒的领悟归功于”读书。

于是读书自古被先哲们视为雅事乐事，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视为一种生命方式，以至于须臾不离，终生乐在其中。孙中山先生说：“我一生最大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就不能够生活。”宋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西晋张华为寻求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竟幻想寄情于一种神仙梦境“琅缳福地”。

那读书读什么？结论当然十分明确：读好书，读理想的书，读“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一句话，读先圣先贤智士仁人所创作的好书，也就是我们以上所揭诸书之类。爱默生有一句话可以视为读书真谛：“直接阅读上帝。”就是说不要看照片，读拷贝，要直接观照上帝本身。用我们传统话语表述就是三个字：读经典。

陈寅恪先生讲过一件事。说当年他游学归国，他的老师夏曾佑先生对他说，你们很了不起，能读外国书，我不成，而中国的书我都读完了。当时寅恪先生不以为然，以为夏老糊涂了。可当他到了夏老先生的岁数时豁然醒悟，原来先生是对的，中国的书看似如汗牛充栋，实际并没有多少，作为个中精粹、精华、核心之经书也就那么有数的几种几十种，也就是区区几万，几十万言。而所谓“史”、“子”、“集”之类无非是其衍生品，无非是“经”这个主干上的分枝而已。

人们常讲开卷有益，其实开卷未必有益。人们常讲多多益善，其实多多未必益善。一切一切都应以适中为出发点，以适中为终结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庸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开卷读书的关键首先是开什么卷，其次是怎么开卷。适中的答案无非有二：1、则善从之，“欲精不欲博”；2、“用心欲专不欲杂”（黄庭坚语），读书要用心，要有中心，“每一次作一意求之”（朱熹语）。

当年罗素到中国考察了几个月，有感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意义，回国后向全世界青少年发起一个号召：“读无用之书”。何谓无用之书？简言之，即文史哲美之属。2300多年前孟子把人划分为身和心两部分，而“心”是人类的主要构成，是“大体”，这是高明而到位的见解，而至今为全世界思想界所认同。凡指向或服务于人的外在的“身”的学术和知识，即“有用之学”，比如物质的、功利的、机械的、技术的、科学的等等；凡指向人的内在的心灵、情感、精神和教养的学问即“无用之学”，这就是先哲所谓“形而上”学，今人所谓文、史、哲、美。人生是情感，不是智能，故无用之学看似无用，实际无用而有大用，无用而有永恒之用。因此我们在“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朱光潜语），有用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该而必须了解、通晓“无用之学”，必须读“无用之书”。

前些日子，我所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举行系列茶话会，邀老教授和他们对话。北大新闻网“德赛论坛”发表了我的专场发言。不妨转引如下：

“知识无穷无尽，人类认识和获得知识的过程是无限的。因为宇宙无边无际，宇宙的运行有始无终，人类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个时刻把所有知识一网打尽，和盘托出。同时知识也绝非今人所认为的是万能的，高尚的，知识决定高度。培根说的对：“知识给人力量。”知识的功能只是给人力量。它给予好人就成为好的力量，给予坏人就成为坏的力量。因此知识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人生不是智能，而是情感，人类固然需要知识，需要智慧，但更需要教养，教养才是第一位的，最高尚的。中国文化是智慧+教养的文化。道家偏智慧，儒家偏教养。孔子明言自己“无知”，其意义正在于此。因此知识可多可少，甚至无关紧要，多多未必益善，先进的也未必合适。人类行为最终都要落实到合适，合适才是终极追求。

然而当今世界却是那样不如人意，人类在物化。蔽于用，役于物，迷于客成为当今人类的基本特征:一切被实用所蒙蔽，一切被物质所奴役，一切被客观所迷惑。于是世界走向了平庸，走向功利，没有了贵族，没有了高尚，走失了人的精神的高贵性。”

于是读书这等“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林语堂《论读书》），或由文凭、职称、谋职所迫，或由利益、情绪、境遇所驱使，只是读一些应急应用，应时应景，简单刺激的“一时的书”（美·罗斯金语），所谓有用的书。或以读书为负担，视读书为畏途，一味舍难取易，求变求新，唯时尚是从。这对于涉世未深，正处于汲取知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时期的青少年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和悲哀。

其实人生所需知识在当今日常正规教学中所得已能基本满足。何况当今国民教育体系正日趋西化，已基本伦为一种知识性专业化的体系，今天的课堂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因此我们所要做或急需调整的就是加强人文修养教育，而首当其冲就是应该而必须把国学请进国民教育体系。因为国学是民族的根基，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结晶。没有了根，养分就无法保障。我们中华国民靠洋养分养活，那是极度不正常的事情！

总之，开什么卷，读什么书的问题事关重大。书籍固然各有意义，但有些书可读可不读。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有些书甚至不能读。正如章学诚所言：“读书如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疾病。”尤其是在今天如此功利、浮躁的时代，在一个写书人比读书人都要多的时代，更要当心。对于人生刚刚起步的的孩子们，我们更要尽其天职：“诲人不倦”。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只能浏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这里就讲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如何开卷？也就是如何读书？选得精，开什么卷固然重要，但如何开卷，怎么读书更为重要。

关于读书方法，前贤无不重视，多有论及，各有心得，各有教益。然最基本和重要的还是如黄庭坚所说“用心欲专不欲杂”，朱熹所说“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如何用心读书？简单说来就是朱子所谓“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今天我们还要加一“到”：笔到。如再具体一点，那就要推广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经验：“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须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及你自己的意见。”其他恕不再缕述。最终还是在于自己的领悟，找到适合自己的合适的方法。要减少盲目性，尽早进入自觉状态。要善于读书，养成读书的习惯。

然而毋庸置疑，无论则善从之，还是“欲专不欲杂”，对于成年做学问的人来讲可能是适合的，必要的，但对于尚处于朦胧不觉状态的中小学生而言显然不切实际，要求过高。我们今天只能依靠常规教学，必需我们的教师加以适当引导。因此国家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课外读物作了具体规划和进一步调整。我们出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就是根据“新课标”的规定和精神，本着经典性，权威性，多样性以及课程内外的衔接和互补诸原则，携手国内语文教育专家慎重选择，精心筹划的。我们的基本目的只有两点：“启发兴趣”和“指点门径”。我们期待它成为提高中小学生阅读水平，“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视见，养性灵”（林语堂《论读书》），一步步走向生命理想境界的一种“阶梯”。

唐代文学家、教育家韩愈先生说：“读书必先识其字。”汉字是中华经典的主要载体，是记录和表达中国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的书写符号体系。不识字何以读书？不读书何以明白道理、道义，不明白道理道义何以做人？所以识字不仅是读书的前提，同时是做人的前提，是自觉生命开始的前提。然而今天国人识字出了大问题：汉字改革了。汉字改革造成一个不能否认的结果就是中国人认不得中国字，中国人读不了中国经。于是中华经典日以走出我们国人的生活，日以走出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因为五经诸子无不是改革以前的文字，即繁体字记载，无不是文言文体。因此我们郑重建议，在进行日常语文教学的同时，尽可能地加强一些繁体字和文言文的识读训练。

2500多年前孔子教导他的弟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显然孔子提倡“为己之学”。“为己之学”乃“君子之学”，在修身，在“美其身”；为人之学则“小人之学”，是做秀，显摆，是“务以悦人”。“为己之学”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行乎动静”；“为人之学”是“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只四寸”（以上荀子语）。读书是心灵的事，是个人行为。“为己”才是读书之正道。二程说，为己者“‘因心以会道’，其终至于成物（成就自我和事业）”；为人者“‘冯（凭）誉以显扬’，其终至于丧失（迷失自我）”。

《论语》开篇词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宪问》）这里孔子明确指出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获得生命乐趣，最终做君子。读书是人生多么快乐的事情，我们一生只有坚持学习，善于读书，不断实践，互相切磋，才能愉悦心灵，增强才智和修养，最终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

让我们共勉！敬畏经典，学而不厌，向先哲讨教，向时贤学习。

让我们开阔眼界，崇德广智，向内用力，做好自己。

编辑：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