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出身不好，生在有几亩田地的“地主”家。她的父亲是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每个村定了地主的指标。当时的昆明马街农村，普遍都穷。家户间区别不大，大不过平日多几口饭吃、过年多几件衣服穿。比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祖母家算很“富裕”。因了她父亲的身份，最后成分划定为“工商业兼地主”。帽子扣得很大，惩罚定得很重——所有家产一律充公。祖母清楚地记得，是当地的赤贫和流氓带着家伙来抄家的。他们卷起袖子，扬言要把恶霸地主砸个稀巴烂。围观的有大人和小孩。小孩念着“恶霸地主敲洋鼓”的顺口溜。据说，老祖公有逃去台湾的机会，终于因为舍不得田产和故土，留下了，被抓走枪毙了。老祖婆当场气得口吐白沫，晕厥了过去。醒来，哭着喊着要上吊，要随老祖公一起去。后来，老祖婆没有死成，也不想死了，她要活着。想到膝下儿女，她要纳鞋底、缝衣服，要养着这个不成样子的家，要把孩子拉扯大。她一直很坚强。

在家道中落之前，祖母一家过着寻常人家的日子。父亲去衙署上班，母亲在家务农。老祖婆一如其他农村妇女，勤劳能干：在地里插秧、浇水、施肥、收割；在家里烧火做饭、刷锅洗碗、缝缝补补、奶孩子、带孩子。逢了播种收获的农忙时节，家里才会雇短工，工钱一分不少，从不拖欠。老祖婆待短工很好，有时邀短工一起吃饭，收罗了家里的旧衣服给他们。老祖公为人和善，没有架子。到了过年，老祖公会给上门的乞丐一大把米、一小把铜板。所以，祖母家口碑很好。没有人想过有一天他们家会被打成“坏人”。老祖公和老祖婆更是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们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祖母是家里的小囡，上面尽是哥哥，很得宠。老祖公下班，常捎带了鱼肝油和蛋糕给她。她因此被催得胖嘟嘟的，很健康。她穿小旗袍，每年都缝一件。她上教会小学，每天跟着念“ABC”。

家里发生变故那年，祖母十岁。每次提起，祖母总会食指交叉成十字状，感慨地说：“那年我才十岁，才十岁啊！老父亲死得冤枉啊！”日子一落千丈。没有了田，没有了房，没有了耕牛，没有了家里顶梁的男人……什么都没有了。老祖婆只好领着孩子到各路亲戚家借住，帮着干活，讨口粮吃。寄人篱下总不是滋味。老祖婆便开始纳鞋底、缝衣服，撑起这个家。一回，祖母看上了表姐的花布鞋，表姐答应过些日子缝一双送来，却食言了。祖母很难过。老祖婆说：“妹妹，不要仰仗别人，要什么就靠自己的手。”祖母记住了。

后来，祖母上了寄宿学校。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待遇好，受重视。她只得了一床破棉被，很受歧视。她就拼命读书，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后来，她上了卫生学校，学了医。五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祖母响应号召，下乡当赤脚医生，背着医药箱走南闯北，见过血吸虫，治过病，救过命。再后来，她进了个旧市人民医院，成了大夫，多次被派出学习。因为性子直，脾气倔，不服软，和领导对着干，她没评上高职。祖母一气之下提前退休，只身到昆明马街老家附近，开了个小诊所，主要是扎针灸、拔火罐，用的是中医疗法。祖母医术好、负责任，和病人关系很好。有的感恩戴德，送来“救死扶伤”“妙手回春”一类的锦旗，有的送来自家养的土鸡和土鸡下的蛋，有的干脆成了家里的座上常客。短短几年，在马街一带，祖母成了小有名气的好医官儿。

到了六十来岁，祖母终于干不动了，关了小诊所。回家后闲不住，祖母开始发挥她的兴趣爱好。她爱跳舞，就订了舞票，和一帮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一起，到舞厅跳舞。大舞池，旋转灯，跳迪斯科，蹦擦擦，蹦擦擦。祖母精神好，一天能跳上好几场。我小时候常跟了去。我个子小，只看得见各式舞鞋和各色裙摆交织。回想起来，就是“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的氛围。祖母买了很多摆摆裙，黑丝网兜着卷发，穿肉色丝袜，很漂亮。有人对祖父打趣说：“你家老伴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跳舞，你就不担心啊？”祖父笑呵呵地说：“各人的兴趣爱好嘛！让她出去放放风，玩一玩，每天到时间就会回来了。”

说起祖父和祖母的姻缘，多少有点传奇的味道。想当年，在马街，祖父的父亲是茶馆老板，有点积蓄；祖母的父亲是县里的官员，有点身份。两家向来交好，就给小儿子和小囡订了娃娃亲。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家庭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老的老，小的小，下乡的下乡，出远门的出远门，从此断了联系。直到工作后，到了婚嫁年龄，祖母的一封信才使得两家人又恢复了联系。祖母听说祖父还活着，托了很多人打听地址。信寄到了。当时，祖母念了大学，在市区医院工作；祖父是初中生，在郊区当学徒工。祖母说，她是为了圆老祖婆临终的心愿。况且，信件往来多了，觉得合适，见了面，后来就成了一家人。

祖母爱跳舞，自然也就爱音乐。她收藏了很多老唱片。好多是祖父出差专门带回来的。我耐心数了数，有一两百片。有红黄蓝绿五颜六色，有中国歌曲有外国歌曲，有革命歌曲有“靡靡之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泉水叮咚响》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一个老式唱片机，一搭上唱针，唱片沙沙转起来，机子呜呜唱起来。喇叭形的留声机没见过，祖父说抄家时被抄去了。现在用的是箱形，内嵌喇叭。青歌赛红火的时候，我们祖孙两人也模仿比赛流程，轮替着跳舞和打分。跳得很认真，分评得也很认真。一场下来，换了无数条裙子，配了无数条丝巾。“老摩登和小摩登！”祖父哈哈大笑着说。

听说我要到北京念书，祖母很高兴。“年轻时就要出去闯闯，见见世面。不懂的要多问，记住‘鼻子底下通北京’。”祖母回忆起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他们医生一行去北京旅游，在一家纪念品商店时，被飞扬跋扈的老板扣住，说是不买就不让走。情急之下，祖母夺步而上，一手压着裤腰做拔刀状，一手指着老板，说道：“我们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有民族脾气。你再不讲理，我就拔出刀来了！”老板吓得脚瘫手软。一行人顺利离开。结末的教训是：胆子大，敢作敢为，就不怕人欺负。

我每年回去都要去探望祖母。她眼巴巴盼着我回去。提前好几天就打扫好卫生，铺好床铺。我常给她带去我写的文章。她很喜欢，每次都是第一时间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又过年了，我打算把这篇文章拿给她看，希望她能喜欢。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