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2020年11月26日，北京大学与国家文物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建设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通过真实文物展现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的建设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考古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对接的重要举措之一，适应并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北京大学校报》记者采访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负责该项目的副院长张海教授，了解更多关于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所承担的使命以及建设进展等情况。

聚沙成塔，体系化建设项目开新篇

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有现代化的文化作支撑。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要考虑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入解读，是考古学科研究的重点，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张海说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我们要立足考古，保护中华遗产，阐释文明价值，传承文明基因。”考古研究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如何使研究成果更加规范化、体系化？这不仅是考古学科一直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所承担的使命。

“基因”这个词汇，不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在该项目的名称中，它更形象地揭示了考古工作的特点。按张海的话来说，基因“虽然小但是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这和考古学科研究对象的特征是紧密契合的”。他笑谈道：“考古工作许多都是在挖过去的‘垃圾’。”人类活动的遗留散布在各个遗址，类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且往往比较细小零碎。考古工作者努力在繁芜丛杂的人类遗存中探究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的信息，并将它们一点点地缀合起来，从而形成能够展现中华文明的特质的独特史料。这是考古学家讲历史故事的方式。

一条河流不足以反映大海的波澜壮阔，一棵树苗不足以说明森林的茂密葱郁，一两件文物也不足以道尽整个中华文明的特质。但是千万条河流汇入海洋，千万棵树苗长成森林，随着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建设的推进，千千万万的文物研究成果纳入到中华文明的体系之中，能够更好地支撑考古学进一步体系化的研究，提升利用文物材料来展示中华文明的能力。

那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的具体建设到底是怎样的呢？文物信息录入基因库的基本流程又有哪些呢？张海告诉记者，这主要分为前期硬件的准备工作和后期具体录入工作两部分。

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建立考古大数据中心、提供场地设备以及制定录入规范和数据库标准三部分。其中，考古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田野考古数字化建设平台作为基础支撑，能够实现更优质的平台建设。

关于场地设备，学校初步选定昌平新校区作为建设地点。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建设项目将第二批入驻昌平新校区。北大会在场地、装修、设备等方面给予基本支持。同时，考古文博学院也会根据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建设需要来适时调整教学、科研和相关人才培养的安排。“我们的大部分专业硕士生和一部分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到时也会入驻昌平新校区。”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后期则主要是文物入库和信息采集、录入的具体工作。这是一个细致、有序、可追溯的过程。张海介绍道：“我们会对文物进行修复和信息采集工作，如年代、三维模型、残留物分析、成分检测等；在完成信息采集后，大数据中心会为每一件文物生成身份标识码，再进行入库处理。同时，每件文物的相关数据都能够在大数据中心的显示屏上进行显示，便于随时调取文物的信息，研究文物之间的相关性。”

示范引领，规范化建设北大担重任

北大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家文物局选择北大作为合作对象的原因，张海充满自信地讲道：“北大扛起领衔之任，是当之无愧的。”不管是从学科建设，还是从人才、文物等资源角度来说，北大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基础，也一直引领着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

北大的考古专业在全国高等学府当中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善、实力最强劲。早在1922年，北京大学就成立了国内最早的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系。北大考古素有考古学界的“黄埔”之称：许多考古大家、名师都是从北大毕业的。悠久的历史造就了雄厚的学科建设经验与实力：考古教学的“北大模式”，在全国不断复制和推广；北大积累的许多考古实物，都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北大还拥有丰富的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经验，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校史馆、生物标本馆、地质博物馆等构成了北大博物馆体系，标本征集和研究、管理经验丰富；北大还具有文物基因库建设不可或缺的文理医农工多学科交叉研究体系。

不仅如此，张海还提到，北大牵头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行业标准，弥补了考古学科发展的多个短板。比如，国家文物局委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修订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碳十四年代测定考古样品采集规范》等。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考古科研项目的顶层设计单位和重要参与单位，在国内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教学科研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北大是堪当大任的”。由北大来牵头进一步完善文物考古资料库建设、田野考古、文物数字化信息采集等一系列技术标准和规范，并形成国家级的行业技术标准体系，为国家文物考古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基础支撑，真正做到“让文物活起来”。

同时，项目的建设也离不开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张海告诉记者：“北大与国家文物局秉持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赢发展’的原则，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国家文物局在文物标本调拨、跨区域合作协调和考古综合研究这三个方面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在文物标本方面，国家文物局支持北大丰富完善已经成体系的考古教学标本。对于建设过程中缺少的文物标本，能够进行调取以作及时的补充。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北大能够更加便捷地与各个省、市的考古研究院、所展开合作，从而汇集全国优势，提高项目建设效率，把中华文明完整的实物资料展示出来。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已经成立了“国家考古研究中心”，并与北大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联合实验室，将在科技考古方面与文物基因库建设有所交叉。

科研教学，多层次建设项目“两手抓”

据张海透露，该项目进一步整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已有的田野考古基地、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遗产保护监测实验室、考古大数据中心和虚拟仿真考古中心等资源条件，建成共享研究服务平台，面向教学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发挥教育功能，进行考古学基础普及，以及整合全国资源，加强国际交流等多项作用。

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全面建成后，既可以面向专业化的考古学教学，北京甚至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可以到现场来观摩；又可以弥补以往的教科书和课件只有图片和文字资料的遗憾和不足，丰富了学生学习考古的途径，加深学生们对历史的体验，从而激发起他们学习和研究历史、考古的兴趣。

对社会公众来说，可以通过查找网上数据检索和预约现场参观的方式来利用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获取知识，甚至可以到现场参与到信息采集、文物修复等过程中来，从而激发公众的兴趣与文物保护的责任心，同时又学到了文化知识和文物保护修复的技能。张海强调说：“只有让更多群众都参与到关注文物、保护文物的序列当中来，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完成‘让文物活起来’的任务。”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也可以利用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来做研究，获得新思路，找到新课题。一个地方的科研院所文物数量也许是有限的，但是借助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文物基因库平台，他们就能够把自己的材料与全国各地的材料进行比对，贡献已有的，获取未知的。取长补短，一起来进行相关项目的合作。

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也将极大地便利国际交流。张海对国际交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物研究是无国界的，但是文物本身是有国界的。”除了文物本身的安全之外，一些文物蕴涵的重要信息可能还会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如古代人种、粮食作物、家畜产品的古DNA等。这些实物资料不宜出国。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该项目的实施能够为考古资料的国际合作研究提供平台，吸引更多的国际团队来到中国，加强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核心数据和关键技术也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应该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并且融入世界。

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的建设还将促进考古学科的转型。张海提到，科学考古的发展阶段正处于第三阶段，即大数据信息的利用时期。“中国大致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我们不能落后，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抓住机遇，走在前列。”该项目的建设无疑是一个助推器，能够助推中国的考古学向着世界一流水平继续发展。

采访的最后，张海也对现在或者未来有志于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学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鼓励。一是要“坚守初心，坚定信心”。文物永恒，信息常新——技术进步为考古注入源头活水，“希望同学们能够看到考古学科发展的潜力，考古学是一门常新的学问”。二是要潜心深耕，坐得住“冷板凳”。“考古与其他热门专业相比，可能更加的慢热，研究周期更长”，张海说，“因此，希望大家都能够耐得住寂寞。”潜心深耕，方有未来更加出彩的收获。三是要有扎实的基础积累。大学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与目标。考古学学习没有捷径，唯有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勤勤恳恳过好每一天，才能够成就大器。

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联合建设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展示中心（效果图）

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联合建设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体系化的文物标本库（效果图）

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联合建设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文物保护中心和实验室考古（效果图）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3期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