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的前夜，是需要新文化这把利剑刺破黑暗迎接曙光、创造中国光明的时刻。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建党的维经斯基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指的也是中国需要文化和思想的启蒙。这样“有学问的人”，有一批就集中在北京大学——这个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里。在这个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时代，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领导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起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了新的时代的播火者。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北京大学之所以被浓墨重书，正是因为觉醒年代的北京大学站在了那个年代的前列。

《觉醒年代》中因北京大学的人物、场景、建筑、故事占据的篇幅之多，被观众惊呼为是“一部北京大学的校史”，是“北京大学最好的宣传片”。虽然这是自媒体惯常使用的夸张性的表述，但剧作者阐释和表现中国新文化运动到建党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对北京大学校史材料的挖掘和使用，确实颇费功夫，颇具匠心。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合乎历史逻辑和艺术规律的创作，被称为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电视剧为了叙事的推进节奏、人物的典型意义以及戏剧的冲突，对历史材料精心地做了一些影响不大的基本历史逻辑的时空挪移和剪裁。通过回顾和检视剧中呈现的北京大学的人物、故事以及原型，既是再次重温北京大学的历史和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是对北京大学校史的一次“科普”。

北大的三个校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场景

电视剧中，1917年北京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前门外那个叫中西旅馆的小客栈，因为两个文化巨人的相见和拥抱显得异常温馨浪漫。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三顾茅庐来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因放不下编辑部设在上海的《新青年》，一再推辞。但当蔡元培说出“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时，陈独秀再没有任何理由推辞了。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如此完美的结合，成就了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

这时北大红楼还没建成。新文化运动初期活动的场景主要发生在经过修缮改造扩建的“和嘉公主府”的马神庙校区。1898年清廷将曾是乾隆皇帝四女儿和嘉公主的空闲府第批给大学堂用作校址。在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四处奔走下内务府拨款修复了府中的正殿、配殿、公主梳妆楼等340余间房间、新建130余间后，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12月31正式开学。

1900年后校舍进行了扩建，1904年还在校区西侧新建了斋舍（宿舍）14排；1905-1906年在校区东侧建起了二层木质洋楼，先作为公共教室，后又做过文科大楼和理科大楼。这些建筑群和院落基本就构成了1918年红楼落成以前、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北京大学马神庙校区（今天沙滩后街55号和59号）。在这个校区内，既有传统的王府式院落和建筑，也有中西合璧的清式平房，还有西式的“大洋楼”。

恐怕很多人是第一次知道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曾经是在这样一所中西杂糅的校园中。电视剧对这个校园第一次做了充分的展示。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李大钊就任图书馆主任、胡适回国受聘北大教授都是在这个校园发生的；蔡元培著名的就职演说，胡适、陈独秀、辜鸿铭的演讲就是在这个校园的大礼堂即公主府正殿进行的。

“亢慕义斋”设在马神庙校区西斋的排房中。公主府的二层后罩楼（即院落或府第中的最后一排建筑），曾改作理科的实验室。这个已经不存在了的二层后罩楼在电视剧中出现了好几次，补充了人们对北大马神庙校区的想象和认识。特别是剧中李大钊带着一群热情高涨的学生讨论怎么走向工农走向大众进行宣传时，透过后罩楼的窗子，一排排烧杯器皿和各种仪器作为虚化的前景镜头依次晃过，那应该是在实验室里继续做实验的学生。这个镜头隐晦地表现了当时学生的政治态度和热情的多样性。当然，这个电视剧对这个校园也做了美好的想象和艺术加工：著名的教授评议会常常在一个雕梁画栋的开放式的大殿中召开，外面游廊环绕、小桥流水，还有大片的水域和游弋的水禽，穿着长衫或制服的青年学生匆匆走过，笛声琴声不时飘来……多希望北京大学曾经就是这样一个能与皇家花园相媲美的校园。但关于马神庙校区有如江南一样的水域和弯桥的记载至今还没有发现。

马神庙校区

红楼的出现是电视剧走向高潮的开始，也是当年新文化运动走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开始。1916年，为了缓解学生住宿、上课空间的紧张，北京大学向比利时的一家仪品公司订立借款合同贷款20万银元，拟在汉花园旧址（今天沙滩五四大街）上新建一座大楼以作学生寄宿舍之用，计划建可容1300人住宿的300余间宿舍，每人每月拟收宿费2元，用以归还贷款本息。大楼由中法实业公司和比利时仪品公司共同负责承建，原定1917年8月30日完工，但因施工不久发现工地下方有两处古池，必须修改地基方案，故拖至1918年8月31日竣工。这座建筑主体用赭红色的砖砌成，青砖窗套，红瓦铺顶。这样风格和色调的建筑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并不止这一座，但在沙滩一带却是醒目别致的。虽然现在考证不出大楼建成后是谁最早将之称为“红楼”的，但承建者和最早称它为红楼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巧合”，即“红色”后来在中国的特殊寓意和象征。红楼建成后改用作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地下室部分用作印刷厂等，被称为“北大一院”，马神庙校区则被称为“北大二院”了。

曾做过“文科大楼”“理科大楼”的“大洋楼”

1918年，新文化运动中心逐渐移到了北京大学红楼。《觉醒年代》精心搭建的比例1：1.2的红楼，逼真地表现了红楼的庄严持重和文化格调。文科教室、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教员休息室以及几次出现的长长的走廊，都见证了新文化运动中心吹起的波澜、刮起的风暴。电视剧中有两段重要的情节都发生在红楼二楼的楼道。第一次是陈独秀和胡适在楼道的一端关于北大南迁的争论。陈独秀坚决反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候把北大迁到南方的建议，胡适或许觉得理亏，或许是出于对恩师的尊敬，强压着情绪同意撤回北大南迁倡议。这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歧公开的开始，胡适红着眼圈遗憾地转身离去，陈独秀也是遗憾地目送着胡适一袭长衫的身影离开。还是在红楼楼道，这次是李大钊和胡适因《新青年》“五一劳动节专号”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辩。这次，他们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然后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决然地离去，李大钊的神情这时已经不是遗憾而满是痛惜了。他们的分歧现在可见诸各种史料，但他们的争吵不一定是发生在红楼的二楼楼道，但是电视剧安排在楼道的两次“分手”却符合逻辑：这里有文科教室，有文科教员休息室，他们在这里相见相遇的几率最大，而且长长的楼道也特别适合表现他们的渐行渐远。

电视剧的最后，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红楼一层东南角那间李大钊办公室里庄严地成立，他们默念的誓言和内心的激动，仿佛可以透过红楼的窗户传向遥远的南方和广袤的中国大地。今天这间办公室基本保留着原样。

“北大三院”是指北大的北河沿校区，原为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所在地。1913年译学馆停办后，北大法科迁入，后称“北大三院”。位于北河沿的法科北大三院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且没留下任何痕迹，因此知道的人就更少。但这里曾是五四运动重要的场景之一。现在能找到北大三院法科的大门、教学楼、操场、教室和礼堂的少量照片，但没有校区整体的细致影像记录。还是《觉醒年代》这部剧让“北大三院”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1918年红楼落成后，北大法科学生的主要课程改在红楼上了，但法科学生宿舍仍在北大三院，法科大礼堂仍然供学校文科使用。1919年5月3日五四运动的前夜，就是在北大三院法科大礼堂，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召开了决定第二天5月4日去天安门游行的重要会议。用手指写下血书、用菜刀企图自杀以表悲愤的场景就出现在这个会场内。法科大礼堂还成为北京军警在1919年6月关押各地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关心学生的各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各界人士，都曾到这里看望过被捕学生。

三院法科大门

三院法科大礼堂

五四运动期间不幸去世学生的追悼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电视剧中，三院的宿舍、教室、礼堂的建筑上都悬挂有鲁迅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这个细节还有待资料证明，但其他镜头中所涉及的三院大门、礼堂、操场等大部分场景的搭建还原，与仅有的珍贵照片资料非常接近。

北京大学曾经的这三个校区，交替并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剧中，每个校区都有许多故事发生。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全方位平台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也为北京大学学生和观众补上了北京大学校园发展历史的一课。

鲜为人知的北大那些人和事

北京大学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部分，电视剧中他们基本都是真名实姓的出现。除了著名的蔡元培校长外，《新青年》同人编辑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高一涵、刘半农、鲁迅、沈尹默等都是实名的北京大学教授或兼职教师，其他诸如章士钊、辜鸿铭、黄侃、夏元塛等也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电视剧对他们的事迹以及特点和性格做了基本准确的刻画。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群体在剧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如实名出现的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高君宇、傅斯年等等。除了这些真名实姓的学生之外，有两个学生在剧中不仅戏份多，而且是两类学生的典型代表，则恰恰是过去较少被人提起的，即剧中的爱国学生郭心刚和学生“密探”张丰载。他们虽用了化名，但化名却保留了他们原型的一些信息。剧中来自山东的郭心刚因痛恨巴黎和会的不公平和北洋政府的不作为，愤怒地切腕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后因在五四游行中过度劳累肺病复发而去世。这个学生的原型应该主要是郭钦光（在名字上保留了近似的发音），但综合了谢绍敏的一些事迹。1919年五四前夜在北大三院法科大礼堂的学生大会上，从四川合江考入北大法科本科的大二学生谢绍敏（北大学生名册上是四川合江，不是网传的贵州）曾当场将中指咬破血书“还我青岛”；从海南文昌考入北大文科预科的二年级学生郭钦光，拖着患有肺病的虚弱身体参加了五四当天的游行，回校后吐血不止继而昏迷，被送到法国医院救治。他清醒过来时仍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拖至5月7日不治身亡。5月18日，北京大学在法科大礼堂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北京各校五千多学生参加，会场上悬挂着各界送来的上千副挽联，郭钦光的遗像两边是“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字。这次追悼会实际上也成了第二天举行总罢课的誓师大会。电视剧对此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将写血书和游行过劳去世的几个学生的事迹融合成名叫“郭心刚”的一个学生，同时将他的籍贯设计为山东，这也应该有来自山东的傅斯年等一批积极参加游行的山东学生的影子。这一“融合”，不仅可以集中表现更多北大学生的态度和故事，还更能表现作为山东学生的那种特别的出奇的愤怒，使得郭心刚一夜白头的激愤更有理由。

剧中唯一“反面”学生张丰载的原型应为政治门本科四年级学生张厚载。“丰”和“厚”是近义，这一化名的指向性比较强。剧中张丰载是一个由“公子哥”学生到告密和挑拨事端直至沦为警察厅特务的负面学生形象。因事关北大学生的形象和历史真实，因此有必要对其原型张厚载做一些了解。与剧中人物张丰载很相似，真实的张厚载于1915年由北大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门本科，先为旁听生，后转为正式生。他学习成绩良好，在读书期间，兼任《申报》《神州日报》等报纸的特约通讯员和特约记者，喜爱传统戏剧，发表过大量剧评，还以一个本科生的身份在同人刊物《新青年》上发表关于戏曲改革的《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我的中国旧戏观》等文章，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老师辈的大人物同框辩论，引起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新旧戏曲的讨论。他惹出的更大风波是为帮助自己曾经的中学老师林纾表达对新文化的不满，将林纾的两篇带有恶意影射、攻击新文化领军人物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的小说《荆生》与《妖梦》投到《申报》发表，后又在报纸上散布北大将开除陈独秀（实则是北大内部裁撤学长制的教学改革）的谣言，因损毁了北大荣誉，受到了北大退学的处分。至此，张厚载和剧中的张丰载都还相似。但接下来的历史是校长蔡元培念其即将毕业，因此在给他退学处分时介绍他到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希望他能继续完成学业。只不过张厚载经此打击已经无心再读，由朋友介绍先后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机构工作，并自办戏剧期刊，演戏、评戏，成一代剧评专家，与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私交甚好。解放后还在上海政协文史馆工作过，直至1955年病逝。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有没有像剧中张丰载那样堕落为军阀政府“帮凶”的学生？应该说大浪淘沙，即使出现一个两个也不足为奇。但就北京大学来说，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记载，至少张厚载同学并没有如此堕落。电视剧出于艺术的处理，用了张丰载这个形象，算是给后人一个警醒，青年学生，即便是有才华的青年学生，更要站在时代进步的行列。

由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是北大人引以为荣和自豪的，今天的北大人都说，我们会永远戴下去。鲁迅先生在设计校徽前后，曾与蔡元培校长有过几封重要的通信，但可惜已经散失，因此无法确切知道鲁迅先生设计的初衷和细节。电视剧用北大老师和学生对校徽讨论的桥段，艺术化地将北大历代相传的对校徽的精神解读进行了传播。剧中沈尹默说，这枚徽章超凡脱俗，以“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反映了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重任的蕴意。高一涵说，依我看，这“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周先生把“北”和“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是想表达北大人应该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的意思。邓中夏则从学生角度进行了解读，他说，这三个人的排列，上面两个人是背靠背的学生，下面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师，老师用肩部托起两个学生，甘为人梯；学生志存高远，北大薪火相传。相信北大师生会从这个讨论中，再次获得它的含义和意义，并传下去。

电视剧中，北大解聘外教事件和国会质询事件掀起了故事高潮，但这是过去较少提及的事情，甚至一些校史爱好者也不清楚。北大史料记载，1917年3月，蔡元培上任不久即开始整顿北大教学秩序，包括辞退一批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不认真、私德与北大规矩不符以及聘期已过的外国教员，其中就包括了几名英籍教员。聘请外籍教员是京师大学堂建立时期就开始的加强西学的举措之一，但一些国家却倚仗近代史上外国对中国内政干涉的先例，通过驻中国公使馆强塞进了一些教员，也存下了一些遗留问题。根据北大职员薪俸册的记录，外教普遍比中国教授薪水高、待遇好。预科英籍教员克德莱（Cartwright）月薪450大洋，比北大本科最高级别中国教授的280大洋薪水高出很多。他讲授世界历史，但上课效果不好，还粗暴地对待校役。另一个被辞的北大预科英文教员燕瑞博（Robert W. Swallow），在北大的合同期满后未与北大签合同，便私下为另一个请假的英籍教员伊文思（Evans）代课。接到北大辞退通知后，克德莱等人不服气，确实如电视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们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中国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对北大解聘教员一事进行干涉。蔡元培坚决拒绝外国干涉北大聘任教授的内部事务，不怕诉诸法庭，表示“若由教员涉讼，则情愿以鄙人为被告”。《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17年5月9日，蔡元培就“辞退或期满不再续聘的外国教员克德莱、燕瑞博、纽伦（Newland）等”一事，再次复教育部和外交部查询函，申明北大完全是“照章办事”，而且准备一旦诉诸法庭就请北大法科兼任教授、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来做法庭辩护。最终，这些不合格的外籍教员在中国法律和北大规章制度面前，悻悻地离开。北大辞退外籍教员的风波是今天鲜为人知的事情，《觉醒年代》主创颇为用心地挖掘和选择了这个历史材料，用来表现蔡元培及北大教授在涉及中国主权尊严、学校自主办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让步的底线和原则立场。在表现手法上，则艺术地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三位新文化运动主将与保守的辜鸿铭戏剧性组合在了一起。因为有辞退外教风波这一真实事件的背景，所以，让学术立场不同的四个主要人物同框作战，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大学的尊严，这个视觉震撼力和感染力是极其强烈的，是历史和艺术的自洽，既合乎人物逻辑和人设，也合乎北京大学的角色和立场，而当时真的是否有教授组团，特别是由这四位风格迥异的教授组团而不是别人去英国公使馆谈判交涉，在陈独秀“我们北大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的台词面前，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情节赢得了观众的一片赞扬。

1919年3月底，为打压北京大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和一些教授对新思潮的传播和讨论，文化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国会议员张元奇等上告教育部，要求对北京大学严加管束。1919年3月30日和4月1日的《申报》连续发表“专电”称，“参议院耆老派拟对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弹劾案”，“如教育总长无相当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氏，而尤集矢于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云云。据多种资料记载，实际上在舆论的压力下，弹劾只是少数守旧派的“拟议”和“动议”而已，最后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实际发生。但在电视剧中，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北大师生真的走进了“弹劾”案的国会小会场。看到北京大学，特别是我们敬重的校长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坐在“被告”席上，是有些难以接受的场景。当然，剧中由于提出弹劾动议的另一个议员没有到场，最终也是没有实现弹劾。但编剧顺势“安排”了陈独秀把在1919年1月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在国会的讲坛上大声地向新闻界和旁听的人们念出来，把原本的“弹劾”会议，变成了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辩护、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一次演讲。因为确实有过拟弹劾的动议，陈独秀也确实写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这里我们就接受这一编剧“安排”。但历史上北京大学和蔡校长是没有被传讯接受质询和弹劾的。

《新青年》杂志

众所周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酝酿和起源于北大。五四运动之前，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有可能通过如下渠道传入北大：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从在巴黎的梁启超那里获知而向新闻界披露，由邵飘萍传到北大；北京大学的外籍教员通过自己的渠道获知透露给学生；蔡元培从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任汪大燮那里直接得知。无论哪种渠道，这个消息传到北大，都成了北大学生最早行动的主要原因和条件。剧中，时任外交委员会主任的汪大燮在自己无力回天时将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告诉了蔡元培。蔡元培说，那我能做些什么？汪大燮说“你蔡孑民有北大，北大后面有个中国”！这虽不是汪大燮的原话，但他向蔡元培透露消息并期望于北大是真的。“北大后面有个中国”这句台词设计的最大根据，便是当时国人对北京大学的普遍期望，是历史赋予北京大学的地位和责任。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这一严肃的学术话题，在这部剧中得到了特别的彰显。

这是《觉醒年代》中的北京大学！这也是觉醒年代的北京大学！艺术的提炼和演绎，给了我们重温北京大学为之骄傲的历史的机会，也更促使我们思考北京大学在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原载于第1576期《北京大学校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