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祚:在死亡之点考察心理

北京科技报12月1日文章 (周燕)   目前,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正在中山站进行考察。此次他们还将冲击南极最后一个战略极点———堪比“死亡之点”的南极海拔最高点“冰穹A点”。从80年代中国在南极建立考察站以来,众多科考队员在冰封雪冻的南极艰苦奋战。他们中,在南极越冬的队员尤为艰苦。   北京大学薛祚紘教授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到南极考察的心理学家。他两次被派往南极,是中国历史上到南极越冬队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越冬队员在严寒的南极生存环境怎样?人在无人区内的极端环境里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许,他的亲身经历会给我们揭开谜底。   这一刻,惊心动魄,令人胆寒。   冰裂了。   “全趴下!”船长给在冰上的所有队员下达了命令。接下来,每个人一点一点往“极地”号考察船边爬去。这是1991年中国南极考察队到达南极中山站前的一幕。当时,苏联的直升机被请来帮忙运队员的行李,拉到第四次时,一下子把冰压碎了。薛祚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得很,没有赶上冰碎的时刻。但心有余悸的他第一次领教了南极的严酷无情。   尽管如此,他第一眼看到中山站时,仍是激动得难以形容,60岁的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人生重要的时刻。这一辈子终于可以做一件自己想要做的工作了。得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早晨别人起床前,他必须去测量脉搏、血压,收集尿,一遇大风只能抱着仪器趴在地上。   刚来南极的人,会有一阵子新鲜感,但时间一长就被单调寂寞所代替了。八个月的冬季,日子更是难熬。中山站寒冷干燥,冬季可达零下33.6℃。大风天数在174天以上,最大风速可达每秒43.6米。而越冬队员到达南极之后的一年半中,只能通信一次,剩下和文明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无线电通讯,还经常模糊不清。在中山站四周看不到一棵树。   在考察站外,气温极低。一次,为了看极光,薛祚穿着棉毛裤冲到外面几秒钟,结果回来躺在床上哆嗦了半个小时。而在站内,餐厅里拿拖把一擦,湿的地方马上就结冰。   在第二年返回前,他打开箱子一看,里面结的冰近一厘米厚,拿起衣服来都喳啦喳啦直响。他的屋子是一个集装箱,既当卧室又当实验室。大风时,墙剧烈震动就像地震一样。夜里脚冷,他只能把脚垫起来工作。   早上碰到暴风雪是他最困难的时候。由于考察课题需要收集队员的生理数据。早上别人没起之前,他必须跑到他们房里去测脉搏,量血压,收集尿。如果不去,数据就丢掉了,所以不能不去。有时风特别大,根本站不稳,薛祚就抱着仪器趴在地上,等到风稍微停一点,赶紧往前冲。他还要特别留意仪器不能丢。这时,大家都在睡觉,即使是他被风吹跑了,也没人知道。 好在薛祚生在湖南农村,是从小一直苦过来的。小学时家里没钱,经常饿着肚子去上学。还干过体力活,所以苦一点觉得没什么。虽然他年龄已经六十岁了,但他一样扛东西上船,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他说:“要人照顾,我就不去(南极)。”   有一次出去做观察,外面下大雪,可见距离只有两米左右。雪上雪橇翻到一米多的坑中,一个副队长把挡风玻璃都撞碎了。当时薛祚神智还清醒,就大叫:“老二,老二,你怎么了?”扒开一看,血从副队长头上呼呼直流。在南极,薛祚对生死相对看得淡了,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一切只能从工作出发。他知道去南极就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他发现在南极一个人掩盖性格缺陷的机会是零,考察队员们也失去了掩饰的愿望。   艰苦的生活没让薛祚忘记去南极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使命,他细心观察着这一群不寻常的人的心理变化。他们中有无线电接线员和机械师,有飞机领航员和地勤成员,有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有厨师和医生等等,几乎清一色成为结了婚却没有女伴的“假光棍”。这使站上的男人感到性方面紊乱。但最要紧的还不是性爱的剥夺,而是缺乏女性的友谊。   脱离每天与大量不同人的交往的社会环境,一个人的逃避途径被限制了,掩盖性格缺陷的机会几乎是零,甚至大家都失去了做这种掩饰的愿望。所有人的本来面目都被暴露无疑。微小的个人怪癖可能激起极大的愤怒,一点小事则可能招致大打出手。   站上每天除了吃饭,一天都见不到几个人。刚一开始大家你讲你的故事,我讲我的故事。后来该说的都说完了,就自己干自己的,全变得面无表情了。等到新来的队员接他们到极地号船上去吃饭时再一看,这些老队员怎么一个一个都面目发呆呀!   从1990年到2001年,他参加了10次中国选拔南极考察队员的工作,极地的切身体验和观察研究让他发现越冬队员所必备的几种素质。   除去身体健壮,薛祚认为最重要的是热爱自己的工作,这样他在南极就永不枯燥。第二要无私,经常想到他人。在一个每个人都依靠他人而存在的团体里,自私和高傲在南极站是不受欢迎的。第三是队员要有忍耐力,接受别人的观点、癖好和失败。这种宽容和善的人对任何集体都是安定因素。另外,一定程度的冒险精神和好奇感很必要,但也有很多不错的队员不具备这种素质。最后,坚韧不拔至关重要,因为在越冬的一年多中,人们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南极的科考团队之间有一种文明社会不可能获得的单纯,相互援助从不讨价还价。   在南极考察站越冬当然也有乐趣。严峻的生存环境,使大家相依为命。南极的团体有着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不可能获得的单纯。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兜里揣一分钱,回来时可能还在兜里。没有金钱,当然也就没有对金钱的渴望。   所有国家的队员过的都是共产主义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真诚互助,畅所欲言。国际主义援助从不讨价还价,都是无条件的。中国医生得疟疾,就曾被澳大利亚戴维斯站治海豹疟疾的药治好过。中国站也曾无偿给苏联队员大米酿酒喝。在南极一个人的困难等于大家的困难。大家信奉的是“只要你需要,我有,绝对给你”。   1991年,薛祚所在的中山站的那个队过得非常愉快。队员都团结一致,克服难关。如果有人摔伤,大家会齐心协力,尽快将他治好。如果一个人出去,同事会提醒:“快戴上眼镜,别让紫外线伤了眼睛。”考察站上有一些娱乐设施,其中最有趣也是最能鼓舞士气的就是电影录像。它是集体的欢乐源泉。为了对付孤独,队员们没完没了地开玩笑,有时过点头也没关系。如果一个同事有一点进展,大家都会分享快乐。薛祚说:“自己要寻找快乐,别让快乐从自己眼前溜过去。”   1995年,他再次去南极越冬考察。这次是作为站长去长城站。65岁的他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在南极越冬队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回想极地科考的日子,薛祚最大的感想就是,人的一生,不可能完全为自己而活着,要能享受他人的快乐,分担他人的忧伤。采访时,他不断地说:“人不可能脱离别人生存。为了自己,就太狭小了。人总要有点追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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