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摘2004年第十一期文章（余玮）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夕，黄宗良以《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为题，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报告。通过电视和报纸新闻他的名字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的黄宗良早在二○○二年就提出了执政党需要认识执政规律，并从历史角度系统总结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在理论界和政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怀仁堂同中央领导畅谈敏感话题     在讲解中，黄宗良还发现一个小“细节”，当天的集体学习，领导人到会很整齐、准时。     集体学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自下午3时开始，5时多结束。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黄宗良首先作了1个小时的讲解，随后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卢先福作了40分钟讲解。黄宗良介绍的是国外共产党和其他类型政党的执政经验和特点，卢先福讲解的是中共对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启示，以及理论界对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体会与建议。     黄宗良谈到，在执政方法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有其经验与特点值得借鉴。“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权亡党，甚至人头落地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出自一个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苏联建党模式，他们是怎么丧权亡党的，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事实上，苏东剧变一开始，中共就非常敏锐，组织理论工作者观察研究，2001年，中共党建专家黄苇町曾撰文《苏共亡党十年祭》，此文很快便被列为党建理论教材。     黄宗良将当时总结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归结为5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创新问题。苏东共产党丧权亡党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教条主义禁锢了理论创新，理论没有跟着实践发展，几十年一贯制。表面上看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实际上脱离了现实，阵地就很难守得住。第二是发展经济问题。国强民富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经济停滞，不发展，人民就会失去信心。第三是干部和领导体制出了问题，这是外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联剧变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到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苏共拥有1800万党员，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时，几乎没有人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普通党员在执政时期没有发言权，在丧权亡党之际自然不会为这个政党奔走呼号。第四是苏东各党的党内民主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党内始终没有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机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党一旦成为特权利益的代表，就会失去执政基础。第五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如果缺乏危机处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决矛盾，以为依靠强压就能够长治久安，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     黄宗良分析说，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党的领导人缺乏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苏东剧变中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事件，政局已经非常不稳，党的领导人却得不到任何信号，仍然正常出访、休假，不能在事态萌芽阶段果断处理好危机。“苏联的国家专政机器不可谓不完善，但从历史演进过程看，高压和缺乏政治警觉性都不能维持长治久安。”     黄宗良发现，中央高层领导都在认真、诚恳地听。采访中，他回忆说：“尽管每人手中都有早已印发的讲稿，我有时看稿有时不看稿，在讲述时发现每当我翻到讲稿的下一页时，听到与会者都齐刷刷地在翻阅下页。可见，中央领导决不是在走形式，而是实实在在地学习。”在讲解中，黄宗良还发现一个小“细节”，当天的集体学习，领导人到会很整齐、准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曾庆红和李长春同志出访在外都到齐了，只是吴邦国和温家宝同志在自己讲解完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会场。第二天，黄宗良从有关报纸报道中才知：吴邦国和温家宝“早退”是因为还有其他的重要国务活动。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在一点点空暇中还抽身学习。     黄宗良透露：集体学习之后，胡锦涛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     与社会主义政治学结缘     苏联剧变的那一年，在莫斯科大学访问的黄宗良，目睹了“8·19”事变。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中国怎么办？     黄宗良认为，人们所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苏联模式那种我们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那种社会主义的弊端。     高中毕业后，黄宗良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从此，黄宗良与社会主义政治学结缘。本来就对政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到北大这个人文荟萃的著名学府，黄宗良宛若撞进了大观园，一切感到新奇与惊喜。于是，他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一头扎进了政治学广博的书海之中。     1965年7月，作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首届毕业生毕业时，黄宗良特别想到某个地方去搞政策研究，学校却看中他的学习功底与专业兴趣，“强行”让他留校任教，从事国际共运史教学，后来才逐步集中到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     苏联剧变的那一年（1991年），黄宗良正在莫斯科大学访问。“8·19”事变时，他独自一人背着书包，打着雨伞到“重兵包围”的克里姆林宫周围察看形势。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给半生研究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黄宗良以极大的震撼。目睹到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分崩离析，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他的面前：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建设？中国怎么办？黄宗良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苏联剧变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弊端引发的，尽管这个“政治”有其深刻的经济和历史、文化根源。这样，近十几年来，黄宗良的学术兴奋点就基本集中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上。     苏东剧变，对黄宗良思想触动很大，他大量的书或论文是在这时期写的。“当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全面深入地研究共产党执政的经验和规律、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于是，黄宗良开始分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原因，总结其重要经验和教训。     让黄宗良欣慰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政治民主程度比之于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有了不可比拟的进步，特别是跨进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保护人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都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黄宗良说，这种进步表现在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认识到权力是必须受到监督的，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建立制约体制和机制上。黄宗良认为，人们所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苏联模式那种我们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那种社会主义的弊端；人们所反感的“政治”，实际上是违背科学的政治，是极“左”的政治。他高兴地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百姓的愿望，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推动力量，中国高层领导为这种趋势作了合理的选择。     发展经济要保持健康心态     黄宗良认为，前苏联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离开了以人为本，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种制度的体制和机制，削弱了这种制度对人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黄宗良的理论兴趣，主要聚焦到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建设和改革问题上，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方面成果显著。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态势，他敏锐地认识社会发展主流，广泛参与重要学术和政策性活动，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科学论证。其独到见解和新颖的研究方法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黄宗良在接受采访时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也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特别是从1989年到2003年的15年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非典”的影响下，经济增长率仍平均达到8.8％，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奇迹”。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这个具有里程碑式的“经济成长门槛”，从而跨入了一个将可能更加高速发展时期。然而，科学看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理性分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强调发展是党的第一要务，发展是执政能力的物质基础，必须确立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点是经济发展，重点在农村，而难点在社会发展方面。     黄宗良指出，中国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苏联的影响，有些方面还是照搬的。“前苏联发展观的最大的也是影响全局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黄宗良认为，前苏联的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离开了以人为本，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种制度的体制和机制，削弱了这种制度对人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断定，前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偏颇和错误是导致苏联剧变、制度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受到前苏联很大的影响，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方面，中国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前苏联极其相似。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强调效率优先，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和政策，在中国的飞速增长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平置于被“兼顾”的地位，而与“先富”并提的“共富”的措施是什么，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难题。GDP的增长为社会公正创造经济基础，但却不会自然导致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     黄宗良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大事。“如果我们光注意经济建设，忽视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也不会持久。”“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黄宗良说，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曾几何时，对一些官员来说，GDP是图腾，是一切，是发展的全部，是政绩，也是他们晋升的“硬杠杠”。“欲速则不达”。今天，树立科学发展观，不仅仅以GDP论英雄，全国许多地方提倡“绿色GDP”考核的口号，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等综合考核因素，一场变革在中国大地悄然进行。     （摘自《中华儿女》）     黄宗良，著名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家。1940年3月出生于广东潮安，196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