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12月23日文章（李政道） 题：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杰出的科技帅才——有感于朱光亚在中国“两弹”事业中的贡献 　 　(一) 　这次回国正赶上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纪念日，使我不禁回忆起许多往事。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震惊了全世界。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想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他请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商量。三位教授建议在理、化、数三个领域各选两位年轻学者，与他们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经蒋同意后，吴大猷先生挑选了朱光亚和我，曾昭抡先生挑选了唐敖庆、王瑞酰，华罗庚先生挑选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选了徐贤修)。然而，1946年夏，我们赴美国后被告知，美国不会向任何其他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我们这个考察组只好解散。国民政府制造原子弹的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旧中国不可能搞出自己的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立掌握先进核科学技术的国家。正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上述旧中国这段特别的历史，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激动和钦佩。我非常赞成邓小平先生的观点，“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不但为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开始从落后走向强盛、走向复兴，这是所有炎黄子孙的荣耀与骄傲。 　　中国从1959年决定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用了5年时间，尔后，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展速度令全世界惊诧不已。中国原来的科技、经济都非常落后，为什么“两弹”技术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呢？当年，我与许多人一样对此迷惑不解。 　　我知道研制原子弹、氢弹是国家的秘密，因此，尽管1972年以后我与国内的物理学家们来往密切，但我从没有私下了解这方面的事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内情的公开，我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若干原因。中国“两弹”技术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从大的方面讲，是因为国家最高层的果断决策、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因为全国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集中使用和大力协作；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因为组织了一支很了不起的科学家团队，是他们完成了“两弹”科学技术的攻关。 　　这支科学家团队之所以“了不起”，既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这个团队整体效率很高、整体创造力发挥得特别好。记得曾经有人对比过中国、美国、前苏联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团队，论名气，中国科学家团队的组成人员远不如美国、前苏联，但在团队的整体效率上，中国却毫不逊色于两个超级大国甚至还要好。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的。 　　从公开的资料中，我才知道，光亚在这个科学家团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钱三强先生称赞他是“有本事的人”；王淦昌先生称赞他“真了不起”；彭桓武先生称赞他“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程开甲先生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他的上级领导刘杰、李觉则说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见《朱光亚院士八十华诞文集》)。 　　(二) 　　我和光亚早在西南联大时就相识，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了解很深。大学时期，他扎实的理论知识，出色的研究能力，严谨稳健的学风，深受吴大猷等老师们的赏识。1946年，我和光亚跟随吴大猷先生去美国考察原子弹技术时，他刚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到美国后考察组解散，光亚随吴大猷先生去安亚堡(AnnArbor)密歇根大学的物理系作研究生，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不久便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b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科学里留下了自己探索的足迹。1949年秋，25岁的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1950年春他就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中。 　　后来，从公开的资料中我又知道，光亚回国后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他先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了他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可能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光亚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1955年中国决定发展核科技工业时，光亚应召参与组建了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核物理专业人才；1957年他奉调参与组织了苏联援建的研究性核反应堆建设并领导开展了堆物理实验；1959年，年仅35岁的光亚，由钱三强先生提名推荐担任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发展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1972年以后，我每次回到祖国都能见到光亚，但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他总是在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做事。我听说国内宣传科学家成就时，他经常列举别人，从不说自己。科技界的朋友们都说他作风严谨、求实，为人谦虚、低调，从不迎合别人说大话、空话；说他善于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善于在复杂的局面中抓住关键，善于综合大家的各种建议形成正确意见，善于引导大家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科学技术稳步、快速、创新发展，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钱三强先生1983年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文章中，专门举了当年推荐光亚担任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的例子，称赞光亚：“第一，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既与年长的科学家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钱先生评价说：“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作出了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在当今科技界也应该“立德、立功、立言”。光亚身上的优秀品质，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精神与传统美德的结合。他有高水平的现代科技知识，又具有民主、协作、求实、创新、谦虚的作风，对于形成科学家团队的强大凝聚力、创造力是很重要的。正如古时诸葛亮所说：“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好的领袖人才政绩斐然而不自以为是，循循善诱而不发号施令。光亚确实是科技界难得的优秀领袖人才。他十分精心地组织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陆祖荫等等，成千上万的祖国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弹研制。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 　　(三)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家正在制定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如何实现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迅速跨到世界前列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现在中国科技人才的总量已处于世界的前列，这里面不乏优秀的科学家，关键是怎样才能把他们组织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觉得既要给他们提供必须的工作、生活条件，更要提倡一些高尚的精神，形成良好的风气。我希望年轻一代科技人才能像光亚那样，将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美德结合起来，谦虚谨慎、求真务实，远离浮躁、浮夸，少说些大话、空话，多做些扎扎实实创新发展的工作。我还希望能够发现和培养许多像光亚那样杰出的科技帅才，以便能在各个领域引领一支支优秀的科学家团队，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