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和谐社会”还是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口号,但举国上下对它的幻想就如同在阅读一本描绘未来大同世界的科幻小说,其中可能还不乏诸如“蓝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之类的直观画面。 　　更多的具体场景现在还很模糊,不过许多学者都肯定,和谐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以人为本”。这与本届中国政府广受赞誉的执政理念完全相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是已经参加过6次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位有一只眼睛几近失明的年逾7旬的经济学家也在勾勒和谐社会的美丽画卷。在他的理念中,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概念是中共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又对它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现在,“和谐社会”这4个字已和“三农”一样,成为中国近期出现频率最高的热门词汇。 　　所有这些词汇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但其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诸如：贫富之间收入悬殊、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土地流失相当严重、下岗失业人员数量巨大、社会保障不普遍。 　　萧灼基说：“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预测,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1200美元,而未来15年内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的时期,各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当,经济就会顺利地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社会动荡、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经济徘徊的局面。” 　　围绕和谐社会,萧灼基为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准备了两份提案,一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向高消费者征收特别消费税。他希望以此缩小贫富差距,消除社会的“不和谐音”。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卞晋平在总结1年多来委员的提案后认为,今年的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除了宏观经济调控、三农问题等自去年就在延续的热点问题以外,和谐社会的问题定会议论较多,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面前了。 　　但和谐社会究竟什么样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萧灼基描绘的理想的和谐社会的5大景观：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富裕型社会,其间经历从收入差距较大到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从存在大量失业人员到充分就业、从仍有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众生活贫困到消灭贫困的过程。 　　——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互相尊重、平等、友爱、融洽。劳动、知识、人才、技术和资本都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素,而无论用哪种要素参加社会生产,都是对社会的贡献,都会受到尊重,都可获得收益。国家既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也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实行和谐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协调各方利益。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收入水平之间、社会与经济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因此合理保护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必将给予特别关注。 　　——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民素质大大提高。塑造这一景观的前提是重视发展教育,尤其是保障义务教育。萧灼基说,中央新近实施的到2007年对全国592个贫困县的贫困家庭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两免一补”政策应该扩大到全国农村家庭和城镇低保户。“两免一补”政策的内容是免收学杂费和教材费,对住校生适当给予补贴。 　　——法制逐步健全,社会管理规范有序。在和谐社会中,市场竞争有序,市场管理严格,市场行为规范。 　　包括萧灼基在内,一些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坚持依法治国。萧灼基为此特别关注非公有制经济,并强调应该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非公有制经济以国民待遇,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视同仁,平等友爱。 　　不过在这方面将来可能不会存在什么障碍了。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在“两会”前夕得到进一步松绑。新的政策是,非公有制资本可以投资任何一个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 　　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失业显然是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稳定的因素,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却是中国的一个特点。这是一对矛盾。因此,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增加工作岗位、缓解就业压力被认为是一项长期任务。另外,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覆盖面也不够广且水平较低,这使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养老保障都不很充分。 　　虽然中国现在还并不富裕,但贫富悬殊却已成为公众反响最强烈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阻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看法似乎都不太一样。就像为患者看病一样,萧灼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在不降低高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关键是政府,”他说,“因为扶贫帮困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报记者 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