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学者的理性言说

1984年,丁学良先生离开故土,前往美国求学。就在第二年,中国恢复建立了“教师节”。在当时高等学校教师那样一个群体里,教授和硕士生导师都是相当稀缺的职位,而博士生导师这个职位,即便用“凤毛麟角”这个词也不带有夸张的意味。   21年过去了,丁先生早已从哈佛大学毕业。人们看到,21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呈现出一种繁荣态势,而中国的博导和教授,增长更过于迅猛,简直用得上“太好了,以至不像是真的”这句话。也就在这样一个年代,“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提出了。   然而,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21年前,这同样是丁学良的问题,21年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它变成了丁学良的书名。有一些因缘际会和刻骨的内在的原因,让丁学良成为这样一个主题的极佳诠释者。   丁学良在美国哈佛大学受业,饱受艰辛的七年蓄养,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迥异于中国内地的知识体系、教育方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人和留学生,都促成甚至刺激了他对于哈佛的深入了解。从哈佛毕业以来,丁学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尤其在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和任教,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十余年以来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一所年轻大学的蓬勃。多年以来,他从事环太平洋地区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并作为一个“国际非盲流”和关心大学问题的有心人,既了解到了这一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这使他能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也掌握了国际间著名大学的一些运作状况。   丁学良深爱中国,深切关心这个我们民族的所有人歌哭于斯的大国如何实现其真正的振兴。他关注大学问题,恰好也在于他把大学和大国的兴衰联系起来。他说:“从公元11世纪到现在,哪里有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兴旺。”   丁学良先生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从宏观层面,叙述了大学的理念、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大学兴衰与大国兴衰之关系。   在“从行政主导到学术主导———一个关于大学制度演变的故事”中,丁学良仔细讲述了他所服务的香港科技大学体制演变的诸多制度性特点,尤其是重点介绍了它的学术评审制度。他特别强调:对教员晋升和聘任的评审机制,是研究型大学教员整体素质的核心保障。   在由北京大学改革而被激起的国人对于大学改革以及“创世界一流大学”热闹争论的背景下,丁学良以开放心胸为主调,针对人所关心的问题在理念、制度、措施等各个层面探讨了大学改革的重要问题。他对北京大学情有独钟,北大在改革,于是他也关心改革。不但关心改革,还有力地声援了那场改革。   北大确乎应当改革,中国教育界中那些见怪不怪的现状,北大并不例外。在行政主导、超行政力量的主导之下,尽管从好的方面来说,北大的教授数量也许并没有明显的“非理性膨胀”,北大录用的教师尽管不是人人身出“世界一流大学”那样非常优秀,但这所大学确乎存在诸多问题。在北大的身上,既具备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潜质,却也同样缩影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切弊端。北大改革,也像一切改革,蕴含着成功的希望,又被它所侵犯了利益的人士以各种形式反对或阻挠。   人们太过喜欢用《双城记》里边的那段话形容今天的这个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一种歧路的局势,在战国思想家的言说里,杨朱面对歧路,戚然变容。这里又有沉重的问题,在贾谊的论述里,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我想中国高等教育以及被它深重影响着的中国,在坏与好共生的情境里,还需奋起!而丁学良先生的思想———《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是一部不能不翻开的书。 (董彦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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