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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双璧汤一介乐黛云:信任成就60年婚姻
日期: 2014-09-11  信息来源: 腾讯网

解说:相濡以沫60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情感历程?

乐黛云: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有情趣,而且特别含蓄,又特别有学问,我当时就是很崇拜他。

解说:人生的跌宕起伏中,他们是如何互相扶持,共同走过那段灰色的岁月?

汤一介:当时我就把我的儿子抱起来了……我满眼含着眼泪。

解说:学术上的互帮互补,生活中的携手同行。欢迎继续收看汤一介和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下)

解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身,汤一介几乎每天都会和乐黛云出去散散步,绕着未名湖边走走,交流一些生活和学术上的问题,已经成为两位先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这两年,乐先生的腿脚有些不方便,汤先生就这样扶着她下楼梯,他们不要旁人的帮助。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一个把轮椅支起来,一个顶着门,熟练而自然。汤先生今年82岁,乐先生78岁,他们从1949年在北大第一次见面,到今天已经相扶相携走过了60年。

他把几根小草放到我的口袋里

晓虹:汤先生刚才说,你们是1949年认识的,到今年已经整整60年。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认识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汤一介:我认识她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在共青团工作,那时候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我们一起工作,而且我们俩都是全心全意积极投入到这样一个工作的。她的投入比我更有激情,我非常欣赏她,那是在1949年的暑假。

晓虹:乐先生还记得见汤先生第一面,对他是什么印象呢?

乐黛云: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俩到天坛去玩,那时候已经认识了,可是还没有什么太多印象。他就给我讲解天坛建筑的结构,告诉我什么叫“斗拱”,这个斗拱为什么不要钉子就能够结合在一起,我就奇怪怎么可能没有钉子能够连在一起,我认为是个匪夷所思的问题。他讲的那么透彻,这个斗拱是怎么来的,这个建筑历史……哎呀,我对这个人很崇拜,我说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所以通过这一点我就觉得对他印象很深。

然后我们一起做团的工作。他那时候是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有时候他就觉得我太张扬了,他也批评我。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劳动。那个时候常常会在夏天去农村义务劳动。有一次我们到南苑的一个水田去劳动,对没有种过水稻的人来说,这是很累人的。水田路边,有一块小小的草地。午间休息时,我们就躺在草地上休息,好几个人躺在一起。他在我旁边,揪了几根绿色的小草放在我胸前的口袋里,我们什么都没有说,我的心砰砰地跳,他的眼神使我感到一种新的关系也许就要开始了。

晓虹:是吗,让我想到了一部日本的电视片叫做《草戒指》。

乐黛云:我没有看过这个电视片。那时刚好是春夏之交,太阳暖融融的,嫩绿的小草很美,很香,我当时穿一条工裤,胸前有一个大口袋。

汤一介:我就摘了几根小草放在她的口袋里,心里藏着一些模糊的、美好的梦想。

乐黛云:他是一个含蓄的人,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爱你”这类的话,可是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情趣,而且特别内敛,又特别有学问,我当时就是很崇拜他。

汤一介:其实我是不值得崇拜的,我知道一点“斗拱”之类,不过是因为我学过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当然就可以讲“斗拱”,这并不是我自己有多大的学问。我非常欣赏她的原因,就是她对工作非常投入,做什么都充满激情。她那么动人,那么有激情。

解说:那时候,汤先生22岁,儒雅内敛,才华横溢;乐先生18岁,热情奔放,充满激情。共同的追求让他们彼此欣赏,性格上的反差却让他们相互吸引。在北大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写满了他们至今记忆犹新的片段。

汤一介:1950年在北京大学开营火晚会。

乐黛云:五四。

汤一介:五四,对,五四。1950年“五四”,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盛大的营火晚会,是由她一手策划和组织的。那时,我是宣传部长,她是群众文化部部长。亲自指挥这个活动,我觉得她怎么那么有才能,把这个晚会组织得那么好,那么美,那么有激情,那么感动人。我们所有的团委委员,包括书记张群玉,都坐在红楼二楼的窗前观看,也都很激动。

晓虹:那个时候您就对她印象特别深刻。

汤一介:是的,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乐黛云:那时,我们烧了一蓬很大的篝火,很大一团火,上千人围着火,跟着大喇叭震耳欲聋的节奏跳集体舞《团结就是力量》。跳了不知道多少遍,越跳越有劲,大家都很激动。那时候,大学生都很高兴,很热情。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也不追求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从来不会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晓虹:那个时代多么富有激情。

乐黛云:是啊,那时候,大家好像都非常奔放和自豪,非常热爱生活。

晓虹:在茫茫人海中,你们俩发现了彼此。

乐黛云:就是从革命的过程中来发现的,的确是那样的。

汤一介:还有我们可以说都是非常爱学习的人。旧北大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楼下有两个大的阅览室,我们常去那儿。她坐在一个阅览室,我坐在另外一个阅览室,我们从来不坐在一个阅览室。我们不想互相干扰,我们认真读书。在图书馆拥挤的时候,我们有时在阅览室找不到位置,就去学校旁边的景山,景山下面有一个图书馆,没有什么人,我们就在那儿读书。读完书就爬山,爬山我们不爱走正路,我们常常从后山往上爬。

乐黛云:最喜欢走那个没有路的路,很有意思。

晓虹:两个人一起去开创一条路出来。

乐黛云:是。

晓虹:在我看过的报道里说,您对乐先生特别有感觉的时候,是因为乐先生借了一本书给您?

汤一介:对,就是那本《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狱中写给他的妻子古丝坦的。我深深地为书中所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承受苦难的勇气,对所献身的理想事业的忠贞所感动。作者伏契克说:“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在我一生中,一直到晚年,我仍然可以背诵其中使我热泪盈眶的许多片段。这本书,至今还放在我们的书架上,我把它视为珍藏本。

乐黛云:现在这本书书名翻译成《绞刑架下》。

汤一介: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近向青年推荐三本书,其中就有这一本。我希望青年朋友们能读读它……

我要和汤家“划清界限”

解说:1952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对于当时积极要求进步的乐黛云来说,进入汤家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家庭,她心存戒意,而同样满怀革命激情的汤一介,坚决地和他的新婚妻子站在一起。

乐黛云:我觉得我是要进入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所以我必须很警惕,我一定不能被腐蚀,我不能完全融入到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面去。所以结婚那天晚上,我们什么仪式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做。刚刚毕业,把同学带到他们家的四合院的院子里头,吃点花生,吃点糖。他们就起哄让我讲演,说包括恋爱的经过什么的。我记得我强调的一点就是,我是进入到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可是我一定不能被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所同化,我应该坚持革命的立场等等,讲了一大堆很左的话。当时好多人都觉得不太好,他的父母却好像没有太在意,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第二天汤一介的父母,为了宣布他的长子结婚,在王府井的森隆酒店请了两桌客,让我们俩一定要出席,我们俩认为这是要不要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妥协的一个考验,决定不去。现在想起来这是很过分的,很伤老人心。他们也没有责备我们什么。今天想起来,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当时觉得我们做得很对,我们是革命的,我们不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妥协,这是做对了,头一炮打响了。

晓虹:我刚刚问了乐先生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乐先生自己也说了,说她结婚了之后要和你们家划清界线。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呀?

汤一介:我当时也很革命啊,我觉得我们是受党委派去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因为这是当时党对我们团干部的要求,党要求我们经常汇报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我们是奉党的命令来改造这些人的。但是我今天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当时这种思想没有把这些知识分子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其实人就是人,人在人格上,在人权上应是平等的,没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区别,应该都是平等的。不能说我是改造者,你是被我改造的,就应该是我跟你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互相交流、讨论的人。应该是这样一层关系,可是我们当时不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一直是错误的,是犯了左派幼稚病的无知青年。我信任她,爱护她

解说:1958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孩子八个月的时候,被划为右派的乐黛云就要被送到乡下去监督劳动,这对一直非常革命的乐黛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他们的爱情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

汤一介:……使我最难过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我的第二个孩子。那时候我正在郊区大兴,搞人民公社化。乐黛云被划成右派时已经是1958年,那时候基本上不再划右派了。但她被划为“极右派”,立即下乡监督劳动。那时她刚生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我父亲一向不爱求人,也从来不曾求过人。这次,为了他的第一个孙子,他向当时的副校长江隆基请求,让乐黛云给孩子喂奶8个月再下乡,江隆基副校长同意了,据说还受了“大抓漏网右派”的陆平校长的批评。

那天我从大兴回来。看见我的小儿子一个人睡在小床上,他那时刚满8个月。乐黛云已经期满下乡,连等我回来告别都不允许。当时我把我的儿子抱起来,满眼含着眼泪,我想人为什么这么残酷!这是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我那孩子没有罪啊,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

乐黛云:那时候当天通知我第二天就必须走,跟他通个信、通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说你不要找他了,马上就走吧。我就走了,等他回来时,已是人去楼空了。那时候小孩还很小,刚喂了8个月奶,期满后第二天马上就得走。本来我想等他礼拜六回来见一面,但是不行,马上得走。

汤一介:其实,我是偷偷回来的,并没有等到礼拜六。

晓虹:当时交通工具也很少。

汤一介:那时候我是在大兴附近的黄村。

晓虹:回来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乐黛云:他冒着很大风险回来,我们也没有见着一面,他来时,我已经走了。

晓虹:你当时一个是想看孩子,一个是想看看乐老师,担心她。

汤一介:对。

乐黛云:因为一分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下去的罪名是监督劳动,跟“地富反坏”一样,那个时候真是前途未卜。

晓虹:乐先生,就你来说。你之前是那么一个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的人。然后到后来在那个环境里,你以前所追求的一切却给了你这样大的伤害和打击。那个时候你的信心没有动摇过吗?

乐黛云:当时我主要的感觉是很快就会给我平反,这不会有任何问题。我相信党会了解我是什么人,所以并不觉得太痛苦,也不觉得太没有信心。但是当时有一种 “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的感觉,好多人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对你都是冷眼相看。这就跟鲁迅讲的,“从小康堕入困顿”一样,人们突然变成另一副面孔,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汤一介:我从来不相信她是右派,我每次给她写信我都是用“同志”。

乐黛云:后来在批判当中,还因为和我“划不清界限”而给了处分。

汤一介:1959年,没有给我处分。

乐黛云:给予警告。

汤一介:警告是1958年给的。1958年她做右派的时候,我不同意。我就给他们总支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有意见。他们总支就给我们总支打电话说我划不清界限,于是就给了我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1959年我还是一直给她写信,每个礼拜写一封信,都用同志的称呼。这些信平常都是我自己发。有一次没有时间,我请一个同学去发。那个同学就报告了。

乐黛云:就给他揭发了。

汤一介:说我还称她同志。所以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又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划不清界限。这些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可是当时也还是不好受的。

乐黛云:这种事情很辛酸。

晓虹:当时那个大环境都那样,你怎么还能够如此坚持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有好多的夫妻迫于这种压力,大难临头,劳燕分飞了。你们怎么会对当时那种情况做出如此这样的反应呢?

汤一介:我觉得在我们之间,或者不仅仅是我们之间,在一对夫妻之间最基本的是信任。我信任她,信任她是一个好人。

晓虹:这种信任可以超出当时的环境?

汤一介:可以超出一切,我信任她,我爱护她。

我坐在台阶上等他

解说:文革期间,汤先生被打成了黑帮,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要接受审查。那个时候,心力交瘁的汤先生最大的支撑来自妻子乐黛云。乐先生每天都坐在北大哲学楼侧面的石阶上等着汤先生接受审查出来。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乐先生坐在台阶上等待的身影……

汤一介:她给我的很多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被关在楼里头作检讨。常常到十一二点钟再放我们出来,她就坐在我们哲学楼的石坎上等我,她当时就怕人家把我带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再找不着我了,那不是很恐怖吗?

晓虹:那时候您知道乐先生在外面等您吗?

汤一介:当然我知道了,因为她等我是一直等我,不是一天两天,至少两三个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

乐黛云:每天晚上要审他。为什么要审他呢?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跟邓拓有过一次谈话,就是他们两个人谈话。他们要追邓拓跟你说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交代,他怎么也交代不出来。也没有第三个人,人证也没有。他怎么说,人家也说他是包庇,没交代清楚。所以每天反复审他这个问题。

当时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再也找不着!你问谁,谁也不知道。就像院系调整时,从北大分到吉林大学的冯文炳先生,他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被红卫兵带到一个房间里去审讯,审讯以后就忘了他了,把他锁在房里,后来没有人管他,也没有人送饭,家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再也找不到汤一介。当时我还不知道冯文炳先生的事。可是这种事情经常会有发生。给你带去审查,审不清楚就把你关到一个随便什么地方,让你反省交代,然后再把你给忘了。所以我想他被审查时,我坐在那里很重要,可以看到把他带到哪里,我就跟着他去,我就知道他在哪里了。所以每天,我都是非常重视到哲学楼下去等他这件事情。

晓虹:那时候您最常想的是什么呢?

乐黛云:最常想的就是怎么样保证他不要挨打,不要把他关在什么牛棚里,再也找不着,我最知道他无论在精神上,肉体上都经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我最常想的就是这件事。

晓虹:但是那时候您的境况也很惨,您也是没有办法去帮他。

乐黛云:完全没办法帮他。但相对来说我还是自由的,我们那时被称为“死老虎”,属于二类劳改队。就是说这个人当右派已经是二十多年了,“油水”也榨干了,没有什么新的“罪行”材料,所以就可以稍微的(宽松一点儿),比如白天去集中劳动,晚上就可以自由回家,所以我晚上我就等着他,一直到11点钟,每次都是审他审到11点钟才让他走。

幸福的晚年生活

解说:在汤一介的家里,有一个装满了各式各样小兔子的柜子,这些都是乐黛云在各地出差时给汤一介带回来的礼物,因为汤先生属兔。

晓虹:我知道乐先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汤先生带一个礼物。就是小兔子。刚才我们还看到了您家有很多小兔子。

乐黛云:看到了吗?这个柜子里有好多是不是?我们觉得柜子太小了,不能把它展示出来,都挤在一大堆我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很想要是有一个大一点的柜子可以把它们每一个的个性充分表现出来。它们都是不一样的,各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你看有一个学者兔,好像是一个学者一样,这个地方系一个领带,你看见没有?还有非常小的兔子,还有非常活泼的兔子。这一次在武夷山我要给他买一只兔子,可是没有。结果回来就买了一只老鼠。可是我觉得也还好吧,反正是武夷山的,就搁在一起了。

晓虹:那你每次看到乐先生送你的兔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汤一介:这当然都成了我的宝贝了。我非常喜欢那些兔子,每一个兔子都是有一个时代、一个个性的不同机缘。

晓虹:你会送给乐先生什么东西?

汤一介:我送她不同的东西。比方说我在瑞典皇宫,我去买了一条纱巾,皇宫的纱巾。

乐黛云:这纱巾非常贵的,我是非常反对买的,因为太贵了,我轻易也不用。

汤一介:今年我们结婚纪念日的那一天,我送了她一个数码相机。只有这么一点,很小、很薄的相机。

乐黛云:他都送我值钱的东西,我都送他不值钱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占便宜的。(笑)

解说:汤一介和乐黛云每年都会到各地去讲学、授课或者参加会议,在学术研究和工作之余,汤一介会带着乐黛云到处旅游,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记忆。

晓虹:你不做研究的时候,你也带乐先生到处去玩去旅游。

汤一介:对,我们两个喜欢旅游。而且我们旅游过的有些地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金婚的时候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边度过的。

乐黛云:是那里的波罗的海边。

汤一介:我们就坐在那个海边,我们两个静静地看着大海,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次。还有我们在德国莱茵河边,就坐在河边的椅子上,看着平静的河水慢慢流逝,觉得非常美,非常有意思。今年这一次到武夷山,我们也觉得非常美。

武夷山有个叫云窝的地方,云窝四处都是山,云都是从那里缓缓升起来的。本来我们都应该走了,乐先生却说不能走,还要坐、还要看。我们很喜欢旅行、喜欢大自然,喜欢这样一些东西。

乐黛云:我现在腿不好,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不能和他一起到处走了,现在我的腿下楼都很疼,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开刀开掉。(笑)

解说:60多年的相濡以沫,这对老人之间的感情还一如他们初见时那么浓烈。尽管已经缺少了年少时的炽热,却如同一瓶酒,经过岁月的洗礼,愈发悠远、香醇。这是两个天性自然、对生活充满热爱的老人,他们是学术上的大家,也是忠贞爱情的典范。

原文链接:《学界双璧汤一介乐黛云:信任成就60年婚姻》

专题链接:怀念汤一介先生

编辑: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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