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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论坛2014】“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与国家治理:中国与世界”分论坛综述
日期: 2014-11-14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何 萍 王康宁

编者按】2014年11月9日,为期两天半的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论坛”正式落下帷幕。本次论坛共举办了九场分论坛和两个专场,为了让读者们也能够了解到来自全球的学者讨论交流的情景与内容,北京大学新闻网特意策划了北京论坛分论坛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11月9日上午,为期两天的北京论坛分论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与国家治理:中国与世界”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落下了帷幕。25位中外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分论坛,其中23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研讨内容涉及国家治理的众多方面,与会专家学者对这些话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为方便读者阅读,记者将23位学者的主题发言进行了归类整理,共分为三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理论视角的研究、关于中国国家治理实证视角的研究、关于国家治理的国际与历史视角。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理论视角的研究

来自复旦大学的林尚立教授于11月7日下午作了题为“国家转型与现代政治——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的报告。他认为,讨论国家治理问题,绕不开国家政治问题的大背景。于是他报告的主题便围绕着“如何来看今天的中国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政治有两个大背景,一是中国古典政治,源于中国,由中国制造;二是中国现代政治,源于西方,由中国制造。他在报告中指出了中国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中国政治并不排斥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这三个大的趋势,而是接纳、适应并推动这三个过程;二是由于社会监督的加强,政治权利的逻辑会发生大变化;三是民主与法治成为国家基本;四是权力系统制度性更替开放。林尚立教授在报告中提出四点结论:首先,中国现代政治要素是外来的,但属于中国制造;其次,中国建构现代政治是从解决中国问题出发的:一是从国家整体现代化转型,二是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使中国现代政治走上正轨;第四,理解中国现代政治关键在于把握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

清华大学张小劲教授在11月7日下午所作题为“治理的话语:从官方陈述到学界讨论”的报告中,侧重于对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的研究,主要研究了官方陈述与学界讨论关于治理的话语之间的互动。中国目前处于更大的转折点上,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召开,形成了新的领导集团,将会影响中国政治未来十年的走向。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三次会议文件中包括了新的想法和话语,张小劲教授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些新的话语和想法从哪里来,其发展会导致什么样的影响。学界关于治理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主要与自然环境治理相关;80年代以后,从早期的工业治理进入到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2000年以后,逐步出现了国家治理,但是话题呈现出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国家治理的研究井喷式地增多,话题也日益聚敛。报告中总结道,学术讨论与政治陈述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在学术语言影响政治语言的时候,侧重关注“是什么”的问题,而当政治陈述对学术讨论产生影响的时候,学术讨论的重点则开始转向“如何做”的问题。

来自吉林大学的周光辉教授于11月7日下午作了题为“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的报告。他提出的观点有:第一,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基础;第二,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最终依赖于对现代国家整体性特征的认知和认同;第三,国家与领土关系的转变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关键环节;第四,领土逐渐具有了权利内涵,并成为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和权利范围;第五,民族或制度并不必然是国家的整体性特征,而领土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完整性和独特性;第六,国家认同有三个层面:领土认同、制度认同、民族认同,一个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应该以领土认同为基础,以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作为重要的途径和方式。

北京大学燕继荣教授于11月7日下午作了题为“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中国的问题与挑战”的报告。他首先提出,基于国家治理的改革和基于民主自由的改革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前者更加强调国家的整体绩效和国家的竞争力,后者更加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国家发展当中的现实困境为出发点。基于此,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模式主要考察的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以及制度变革三者的关系。在总结了现代国家含义后,燕继荣教授提出竞争性和开放性构成了现代制度与传统制度的根本区别,所以对于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是国家治理的关键,而如何实现有效制约则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他提出按照现代国家的经验,国家治理应该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首先,要强调有一个有效的公共权力体系,强调国家能够行使有效的治理;第二,不仅强调国家在空间上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且要在观念上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第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时间维度上必须要强调现代的指向。

来自韩国釜山国立大学的Jin-Young Kim教授于11月7日下午作了题为“北京共识与国家治理的任务:评估与未来”的报告。报告主要围绕两个问题,首先是评估北京共识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性和适用性。她认为,不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模仿北京共识的,因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一个国家领导的战略,还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体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体制尚未演进成熟。第二是怎样改革国家治理,使得北京共识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具有可替代性和持续性的方案。她认为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需要赋予北京共识更深层次的价值体系,从而建立全球认同;第二,取决于中国在应对挑战的时候能不能成功地进行改革。

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11月7日下午作了题为“‘两化叠加’:中国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的报告。他认为,目前中国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两化叠加”,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阶段高度重叠。产生的原因一是内部压力,比如自身的高速发展、民众期望值很高等;二是外部引力,主要是国际比较下的示范效应。他指出“两化叠加”带给中国治理的难处有:一是社会共识难以达成,二是导致政府发展理念上的错误,三是不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方面空间上的差距。对此,他提出了应对的途径:第一,加快城市化进程;第二,突出服务性政府建设;第三,要建设有为政府;第四,支持社会结构的必要分化;第五,调整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

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于11月8日上午作了题为“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政策选择”的报告。他认为,中国在急剧变化中既实现了经济腾飞,又保障了政治体制的基本稳定,而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很难解释这一中国现象。因此,徐湘林教授指出,我们要有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新理论视角,国家治理作为比民主化法制化更大的范畴,有新的概念和结构。首先是中国太极图的范例,国家社会关系不是零合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关系。其次,他提出国家治理包括六个基本的要素,缺一不可,分别是核心价值、权威、行政执行的体系、政治互动、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在此基础上,徐湘林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在中国治理层面能做哪些可行的事情。他说,无论民主还是法制,现代社会最大的理念是希望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不一定通过大选民主来解决,可以进行责任型民主的体制改革,这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和落实人大的监督权,二是政府官员和事务官员的分离,三是建立健全政府官员的责任制。

清华大学的贝淡宁教授于11月8日上午作了题为“贤能政治中的选贤任能”的报告。他说,西方媒体、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经常认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把政治改革仅仅定义为做到一人一票的选举。贝淡宁教授认为,如果把政治改革的定义从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转移开,就能看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即重新建立一个“贤能政治”的体系,基于官员担当较低政务时的政绩来提拔。他认为“贤能政治”当中的选贤标准有情商、智商和服务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他指出,中国目前的官员晋升制度更多依赖的是下属评估,而不是同行评估,而后者比前者更有效。

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在11月8日下午作了题为“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思考”的报告。他指出国家治理有两个角度的含义,一是超越时空的角度,治理基本上是统治和管理,在汉语中可以简称为治理;第二个角度则与原来的统治有所区别,强调多元共治。他认为,在中国目前讲国家治理,这两种含义都具有,但比较有新意的是后一种含义。后一种含义的主要用意有两个:一是去国家化的特征,重构国家跟社会的关系;二是超越政治现代性的特征,在政治体系内部进行再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彭向刚教授于11月8日下午作了题为“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导力”的报告。他认为,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公共领导力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国情,他提出提升公共领导力的八个重要环节,分别是定位领导角色、规范领导的权力、理顺领导关系、谋划领导思路、改革领导用人、完善领导制度、保障领导力的执行和提升领导素质。

北京大学的王浦劬教授于11月9日上午作了题为“中国公共政策扩散模式与机制分析”的报告。他的报告主要探讨政府治理的政策层面——公共政策的扩散现象。他认为,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基本模式有: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模式、同一层级的区域或部门间扩散模式、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政策跟进扩散模式。他认为这些模式的内部机制主要有:学习机制、竞争机制、模仿机制、行政指令机制、社会建构机制。基于此,可以得到两方面的结论:第一,关注政策扩散的主体,四种模式的主体有三种是地方政府,可见中国的政策扩散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第二,这五种机制从中国实际运行和效果来看,各有长短。学习模式成本低,但是政策同构性程度较高;竞争性政策激励性比较强,但是过度的竞争会导致政策性损害;模仿性政策可以保持政策的原汁原味,但是有时会脱离当地实际;行政性的机制能够强有力地推行,但容易导致一刀切;社会建构机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效整合,使得政策和治理都更多地带有民主性,但是往往效率低下,达成共识比较困难。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实证视角的研究

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赵英男教授于11月8日上午作了题为“中国如何启动法律政策的作用”的报告。他以中国的普法教育活动为案例,分析了中国开始法治政治。他认为,中国开始普法活动的原因在于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维护政治稳定,防止文革再演,而文革背景之一就是人治,因此考虑建立法治;二是地方方面面临同样的问题,人民共识解体后如何维持社会稳定。进行普法活动的主要方式有两个,一是面对面的教育,比如各类讲座、培训班;二是利用大众传媒。普法活动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让法律原则和法律援助的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和基层干部没有动力展开普法活动。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邓大才教授于11月8日上午作了题为“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研究”的报告。通过观察他们在全国农村试点的情况,邓大才教授发现,很多地方出现了治理单位的下移从而和产权单位统一的情况。1978年以前,中国产权单位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最后回归到生产队。治理单位也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最后三级分割。其中治理单位和产权单位经常错位,不对称,导致管理成效和经济效果都不好。1978年以后产权到了小组,但治理单位还在村庄,所以容易发生冲突。报告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对称性影响治理的成效;第二,产权单位和治理单位的对称性确定基层的治理方式;第三,产权单位和治理单位的对称性由利益和规模两个因素构成,两者影响和决定治理成效和治理方式。

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Lawrence S. Root教授于11月8日下午作了题为“实习作为教育工具:避免权利侵害与维持教育目标”的报告。Lawrence S. Root教授分析了实习生教育的权利和劳动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形。通过分析教育问题中公平的问题、公民权利的问题、法律的问题以及社会各方利益的保护问题,实现从微观角度看国家治理的问题。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赖德胜教授于11月8日下午作了题为“人力资源的配置与创新”的报告。他认为治理体系现代化非常重要的目标是使各种资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故而人力资本如何配置事关国家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钱学森之问提出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当年的主流观点是教育出了问题,赖德胜教授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劳动力市场出了问题。中国的部门可以分成三个: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垄断部门。这三个部门的人力资本创新回报是不一样的,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的人力资本创新回报相对较小,私营部门的比较大,但事实上中国毕业生首选是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他总结道,创新既需要人力资本的生产,同时也需要人力资本的配置。为此要做到,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二,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第三,政府要发挥作用以促进创新并降低创新风险。

来自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Brooke Wilmsen博士于11月9日作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收购风险”的报告。Brooke Wilmsen博士在过去15年一直从事中国土地的交换以及由于交换导致的相关移民的问题。她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土地流转上给了农民更大的自由度。但这也带来了风险,一是会有人在土地评估前恶意抬高土地价格,二是土地价格容易被低估,三是由于土地流转权利的不对等,很可能导致农民的境况更差。她最后提到,中国不仅需要为经济增长做出规划,还需要为公平正义做出规划。

关于国家治理的国际与历史的视角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Joel S. Migdal教授于11月7日下午作了题为“权威与发展”的报告。他通过国际比较,提出了四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分层模式、社会取代国家进行治理的模式以及由社会扮演监督国家角色的模式。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分类,而且对于理解“治理”这个词有很大帮助。

来自日本政治研究院的百鸟令教授于11月8日上午作了题为“作为国家的发展模式转型:以二战后日本为例”的报告。他指出,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发展模式从“富国强兵”转变为“富国弱兵”,从侧重军事力量转变为侧重经济发展。到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时候,一项研究表明,日本当时的发展模式兼容美国式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北欧式的以福利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他说,生产增加不一定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提升,只有确立建设福利社会的目标,并为之努力才能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前行长伊思哈特•侯赛因先生于11月8日上午作了题为“正式与非正式的治理模式”的报告。他首先提到,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治理之间存在正相关。接着,他提出机构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渠道:一是可预测性、透明度、合同的执行、官僚系统的效率;二是腐败率的减少;三是社会资本的信任帮助减少交易成本。然后他谈到了能够改进发展中国家治理的机构主要有两类,即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正式机构可进一步分为国家中心和民间社会两类,可以发挥权力制衡、行政权力监督等作用;非正式的机构中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社区和社区之间发挥一种胶水的作用,把社区连接起来。

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马仁燮教授于11月8日上午作了题为“亚洲的优质民主探索:理论、评估指标与类型”的报告。他说,由于看到现有民主国家很多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他们试图从民主的质量来重新定义民主。民主不仅仅是选举,应该建立一套量化指标。马仁燮教授提出,优质民主的四个支柱,分别是程序、有效性、绩效和整合。他说,目前他们已经用这套指数来研究亚洲国家,日后会扩大到全球。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rk Bevir于11月8日上午作了“新治理:层级、市场与网络,1979-2010”的报告。他认为,“治理”这个词是超越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至少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体制如何来管理资源,二是政府怎样为公民提供服务。目前西方国家的治理已经从层级的官僚制度转移到了市场和网络的视角。Mark Bevir认为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对世界产生了影响,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新古典主义,他们拒绝等级效力,因此要建立市场相关的机制;另一个是制度主义,鼓励网络伙伴关系。他认为目前治理的现状处于混乱中,但混乱中仍然有一些特点,一是官僚主义仍然存在,二是从高层到基层的官员并不完全支持市场改革,三是社区的改革被忽略了。

来自北京大学的肖鸣政教授于11月8日下午作了“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及其启示”的报告。他首先整理了国内外关于国家治理评价的指标,然后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它们有几个共同点:第一,重视与强调公民的参与;第二,关注政府履职的效能问题;第三,关注公平公正问题;第四,都缺乏对治理能力的评价。肖鸣政教授进而认为,有必要提出新的国家治理评价指标,新的评价原则有:第一,坚持人民群众的评价主体地位;第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体现多党合作与共和体制;第三,坚持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绩效导向。评价的内容要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方面。评价方法要多元,包括执政者自我评价、各参与主体内部评价、第三方机构的外部评价和人民群众的感受评价等。

来自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高小平教授于11月9日上午作了“晚清治理体系变革失败的启示”的报告。他把晚清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依次是以自强求富为主题的洋务运动时期、变法时期和新政时期。第一阶段仅有经济领域的变革,未有国家的全面变革,社会整体未有大的变化,单项成果不堪一击;第二阶段虽然在经、政、文、社、军各领域开展,但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整体性设计、系统性考量和中层支持不足,碎片化的变革几乎无人享受到变革成果,导致变革失败;第三次阶段探索得犹豫不决,低层支持不足。高小平教授总结晚清治理体系变革三度失败带来的启示有:第一,如果治理体系内在矛盾复杂,则需要系统变革。对已然十分完备、但又完全僵化的原有治理体系进行变革决不能采取零打碎敲的方法,变革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一定要抓住机遇,坚定前行。第二,系统性变革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确理论作指导,使理论、方案、行动“三位一体”。

结语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而本次分论坛的主题紧密围绕中国现实而展开。两天半的时间里,来自7个国家的23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等众多内容,发言精彩纷呈,提问针锋相对,讨论开诚相见而慷慨淋漓。小小的会议室中,除了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前来旁听的高校教师和学生,他们也不时地参与到讨论中来,给论坛带来了新的声音。分论坛为相关领域的人们提供了思想交流和观点争论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国外学者带来的经验,外国学者可以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专家学者们可以辩论相长,青年学子们可以提问求知。分论坛已经结束,但由此激发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期待明年的北京论坛再次带来思想的盛宴。

专题链接:北京论坛2014

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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