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伤害是不平衡的，其对于高度依赖密集人流的产业的伤害大，而对于非人流密集的产业的影响就小。疫情会打击制造业，会冲击经济全球化，会产生类似于大萧条那样的失业后果，但是疫情也向我们显示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2019年年底以来，中国与世界多国正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就疫情本身来说，这种病毒是空前的；但将这次疫情放到人类与自然灾难做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来看，这不过是人类经历过的无数自然灾难的变种而已。

按照灾难经济学家李嘉图·波斯纳的看法，当今世界，我们面临四大威胁人类文明生存的灾难：一是行星撞击地球，尽管这概率很小，但一旦撞上，就足以毁灭地球和地球上的全部生命；二是人类正在进行的高能分子对撞机实验如果失控，也足以让地球毁灭；三是人类正从事的生物、病毒、细菌战实验（当今世界有11个国家拥有这类实验室）如果失控，就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四是人类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如果让地球表面气温比目前的气温水平翻一倍，甚至上升十倍，则人类就无法在地球生存。这后三类毁灭性灾难的源头都是人类自身的行为，因此，讨论灾难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必定是与调整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有关系的，是与人类自身的文明程度的完善有关系的。与以上四类足以让人类文明毁灭的大灾难相比起来，这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还不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但是它已经在全球引起了500多万人的感染，夺走了30多万人宝贵的生命。因此，这次疫情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纽约股市和全球股指期货指数的大幅度下跌，但从迄今为止的形势判断，疫情本身还只是一次外生的自然灾害，美国欧洲股市下跌还不是一场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系内生的经济“病疫”和资产“病疫”积累、传染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今年三月份以来美国、欧洲等国的资产价格下跌和资本市场恐慌主要还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并不是经济体系内生的。但是，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对投资者的决策和预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身会反过来冲击实体经济。疫情对经济、金融市场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具体说来，有三点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团体都实施了隔离措施，而人员隔离的负面影响会通过产业链传递，并引起除纯粹自然农作物生长以外的所有产业的生产停摆与中断。首先，疫情影响制造业和第二产业，一方面，疫情让制造业的订单下降，另一方面，制造业本身也面临劳动力居家或者隔离，造成停工，可是企业却仍然需要支出工资成本与固定成本。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企业发给劳动者的工资成本也会转化为固定成本，即在产量为零时企业仍然需要支付劳动者工资。其次，传统的服务业和一些人流密集的第三产业在疫情中会受致命冲击，人员阻隔直接让这些服务业需求下降，旅游业、教学培训业、文娱业、餐饮业、线下零售业的营收几乎为零。2020年我国第一季度经济统计数据已经显示，疫情的负面冲击对第二产业伤害最大，其次是冲击第三产业，同时，对于第一产业也有伤害，因为疫情会中断农产品的流通。但是，疫情有可能会拉高粮食价格，因人们居家后会增加对于粮食抗风险作用的估值。这就是说，疫情既会带来宏观经济总量方面的负面影响，也会在产业结构方面产生影响，即疫情会淘汰那些高度依赖人流密集的并且也有可替代的线上业态的产业。

第二，疫情蔓延虽然属于外生的自然灾害，但它与海啸、地震那类灾害不同。海啸、地震只发生于某个地区，尽管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财产损失，但灾害不会引发灾害链。一个点或者一个区域由于灾害而毁灭了，但是整个社会经济网络还是健康的，就好比一辆火车出轨后不会导致整个铁路网络瘫痪一样。有时，地震、海啸发生后，由于社会经济网络还是健全的，灾难引起的社会救援会刺激社会需求，最后可能会抵消灾难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灾难的暴发却不同，它既是同时性的，又是普遍性的、全球性的，疫情通过人流渠道引发了灾害链。疫情对生产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负面冲击都会通过生产链、物流链而波及全球经济。又由于疫情感染人群几乎是同时的，所以很可能出现不同地区的居民同时受疫情伤害，大家同时陷于瘫痪，分不出身来救助别的地区的居民。

疫情冲击通过产业链传递往往是通过订单消失而发生的：生产环节A上的企业由于受疫情冲击而停摆，会导致生产环节B上的企业失去订单，而B环节上订单消失又会导致C环节的订单消失……而订单的消失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就意味着破产和遣散工人，让工人失去收入来源。这种情形，类似于金融危机，一家大银行的破产可能会引发全球资金链断裂，同样，一个国际大港或一条主要航线上的船队被疫情攻陷，则可能危及全球物流的畅通，影响全球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不仅如此，面临疫情传播，原本依赖全球化的诸国决策人会直接感受到海外战略物资基地和生产基地被阻隔的威胁，就有可能产生将重要战略物资基地和生产基地往本国回迁的动机，直接导致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中止或倒退。

第三，这次疫情尽管至今还没有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恐慌可能会产生流动性危机，进而发生全面的金融危机。现代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在人们偏好是属于相对风险规避型的前提下，他们所投资的资本市场上的资产的市盈率高低是与长期经济增长预期成正相关关系的，而与风险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疫情显然提高了经济风险程度，又会降低长期经济增长预期，因此，这次疫情引起金融市场上资产市盈率下跌是必然的，从而导致股价下跌。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就可能使一部分企业与金融机构出现资金链断裂，如果不及时救助，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危机。中国股市受益于前几年宏观金融降杠杆、挤泡沫的政策，又由于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有效控制，而没有发生大幅度下跌。只是疫情如果没有解决，大批工人仍然居家隔离，相当部分职工没有收入，在工资日结的制度下，一些居民的生存都会成问题，这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其后果与宏观经济危机是一样的。

2.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终于明白，原来社会经济交易方式应该是以“无接触”为主、“接触”为辅，并且在迎战疫情灾难的生死搏斗中，迎来了向“无接触经济”为主的形态升级的产业转变和经济转型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实质上隐含着发展的机遇。因为疫情冲击不是对地球上某个点、某个生产环节、某个地区所造成的伤害，而是造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停摆、中断和破裂，这是一种网络传染、网络破坏，甚至是网络毁灭。战胜疫情，我们实际上需要网络重建，甚至网络更新，同时也面临生产网络、贸易、物流网络升级的机会。从根本上说，疫情之所以能够入侵全球经济网络，这本身就说明现有的社会经济网络还不足以抵御病毒入侵，或者说明疫情发生前的社会网络交往方式存在致命问题。因为近代社会网络基本上是一个“市民社会”，是由于人的集聚才形成城市、市场交易、行会、议会和文化圈，但同时也发生了各种传染病，而且二十一世纪以来各种传染病的发生频率和规模有变大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实质上向人类发出了改变社会经济网络交往方式、更新社会经济网络设施的警示信号。

其实，在这次与疫情抗争的过程中，人类已经在运用新的交易方式、交往方式、生产方式了。比如说，学校停止在教室面授课程，但多种形式的网络教学正在展开；面对面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视频会议代替；机构、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到办公室集中上班，而改为在家上班，用视频设备完成信息沟通、文案工作和决策过程；线下的餐饮业关门了，但线上的餐饮业如外卖仍有一定规模经营着；网下的金融交易量大量下跌了，但网上的金融交易有不少增长；等等。中国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一些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产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这种在疫情期间仍然保持增长的产业与新业态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社会距离”或“无人”，又称为“无接触”。即在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中，最大可能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无接触，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

初一看，这些产业特点似乎是疫情逼出来的临时措施，是非常态。似乎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我们还会回到人与人密切接触的工地生活、校园生活、机构生活以及公司上班生活。人们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的经济生活才是常态。但是，在这次疫情以前，“无接触”的电报、电话、电视走进人类生活已有一个多世纪了，事实上，这些分明就是“线上生活”“线上经济”。再往前追溯，人类的“无接触经济”和“无接触生活”实际上从发明文字起就开始了，书信就是无接触沟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不照样可以通过聊聊数笔，架起云上的情感世界吗？因此，人类的社会联系实际上在几千年前就存在“无接触”的方式了。只不过以前这些“无接触”的活动只是作为辅助工具，人们之间的交往还是以“面对面接触”方式为主。

细想一下，我们学过的课程，有多少是通过网络、视频实现的呢？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还主要依靠开会、听文件传达，或者面对面口口相传吗？恐怕连纸媒体都已经不是我们日常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了。我们看过的电影，有多少是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人密切接触而欣赏的？“无接触”方式已经全面地进入我们的学习、社交、生产、交易，甚至政治生活了。为什么只有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才是“常规”的学习方式呢？师生们偏好面对面交流，认为视频上课没有面对面交流来得深入，那就需要进一步改善视频设备的质量，想法让视频设备做得与当面授课的效果一样。现在恐怕在工作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无接触”状态的。因此，就算是疫情过去了，我们仍然会继续向“有距离”“无接触”的方向发展。哪怕是疫情后学生都返校了，“保持距离”的要求可能还是应该保持下去的，当然这需要大大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现在不是有人说要投资“新基建”但没有项目可找吗？改善学校设施，减少学生集体宿舍每个房间住的人数，就是一个投资方向。

这不是说要完全取消“接触经济”。人与自己的亲人一定会保持亲密接触的。但终其一生，一个人的亲人和亲密好友也就那么一个小圈子。就算是这个亲密圈内的关系，也会随着成长而走向“无接触”化。至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日常交往和事业关系、生产过程和经济金融交易关系，实际上是大量通过“无接触”方式实现的。不错，每天一个人离开家是去“接触”别人，但是就是这个日常的“接触”过程里可能99%以上是“非接触”的。一个人的成功，一个单位的成功，现在很大程度就是靠“网红”方式实现的，经济是这样，政治也是这样。当然，靠面授、面试、谈判、集会，这样的面对面接触方式还是需要的，可是使用接触方式的频率会减少，这只会提高“接触”方式的效率和价值。

现代“无接触”经济形态首先出现在军队里。马克思曾经说过：“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况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以“无接触”方式为主来完成一项工程、战略，或组织一个项目，这在军队和战争里早就悄然发生了。人类文明越原始，则交往和征服便越是要依靠面对面的接触式的征战，以百万、千万计的死亡人数为代价来实现战争意图。这种“接触式”的征服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物极必反，它终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原子弹爆炸这种残酷方式挤出了历史舞台。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电子通信设备最早应用于军队，电子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以“无接触”方式取代了“接触”式的战争，实现了“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境界。这里不说战争的正义性与否，只是探讨战争方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海湾战争、新世纪初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战争的主要方式都是“无接触”式的。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反恐战，战争的主要方式也都是“无接触”式的，“接触式”的战争就主要变成特种部队的小规模的精准打击了。无人飞机的频频使用，甚至发展到无人战舰，使战争的“无接触”程度大大提高了。与战争的“无接触”化发展程度相适应，各国军队规模也大大裁减了，依次走上了“精兵强军”的道路。

军队的这种向“无接触”方式转变的趋势后来就逐渐地影响到民间经济、文化和政治过程。百万民众上街游行的方式已经非常罕见了，大众政治过程越来越多地是通过网络方式来实现的。应该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在经济生活中，在生产、交易过程中，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无接触经济”生产力应运而生，经济学家正在研究自动化后人工成本在新价值里比率下降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曾经是无法离开人与人密切接触的产业也在悄悄地向无接触转移：比如，在银行业，成百上千的面对面交易网点已经撤销了；电影业也正在发生从用“银幕量”和“票房价值”来度量产业规模，到以“光盘量”和“点击”“下载”数来度量产业规模的转变。就在这个时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了。疫情将人类逼回到家里，让大家主要在网上生活，多亏前些年中国物流网络和仓储业的大发展，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疫情隔离期间仍然能够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从而感受5G、人工智能和数据基础设施对于“无接触经济”的重要性。

3.面对疫情，政府实施救助政策，帮助企业在疫情下能够生存下来，同时亟需启动内需来加以抵御外来的经济衰退压力，并且向“无接触经济”所需要的5G、人工智能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方向来做投资

政府应该为抵御疫情对经济的破坏、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让经济回归到常态上来而出手。

首先，在金融政策方面，为了减缓疫情期间金融市场的波动，应该释放足够的流动性，最大限度地防止由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所产生的流动性陷阱。保障流动性链条的正常运转，其实就是维持现有的财产契约关系，维持现存的财富关系，防止流动性断裂所产生的财富效应让社会财富归零。其次，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应适当补助企业，承担企业为工人隔离而付出的社会成本部分。因为企业在工人隔离期间所支付的工资，实质是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为社会稳定所付出的成本。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企业的减税可能不会起到多少刺激经济的作用，因为许多企业在疫情期间本来就没有现金流收入，也无须缴纳税收。但是，如果政府暂时减免企业的社会保障税，如企业的养老金缴纳，则相当于减少了企业的固定成本，会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死亡率。政府还可以承担居家的农民工返城复工的运输成本，帮助企业降低组织生产要素的成本。最后，在收入政策方面，政府可以考虑直接给居民发放救济金，尤其是对孤、寡、老、残发放现金，以直接刺激消费需求。

以上这些政策，实质上属于政府救助政策，其目的在于帮助企业在疫情下能够生存下来。但是，无论是从经济恢复的要求来看，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这些政策手段都是远远不够的。从救助企业、恢复经济的角度说，就算我们能够帮助国内企业恢复到疫情前的生产能力，但是世界性的疫情导致外需下降和外国生产链的供应中断，这会让多少中国企业重新关门、工人失业呢？因此，我们亟需启动内需来加以抵御外来的经济衰退压力。

但是对于如何启动内需来抵御疫情对经济的伤害？政府要不要启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拉动内需？目前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对此都有争议。现在有的研究者建议政府做“新型基建投资”，即政府领导社会资本做5G、人工智能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资，政府财政可以发债，用赤字财政的手段来为这种“新基建”项目融资。这个建议引起了反对意见，有学者认为这个“新基建”投资方案还不如请政府直接给居民撒钱。这场争论实质上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要不要以启动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来增加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以防止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评估一下疫情对于不同产业的伤害效应。第二产业受到的伤害是既有需求侧，又有供给侧，原本来自于国外的订单没有了，这是属于需求侧的冲击；原本来自于国外的中间品和主要配件的供货由于疫情而中断了，这是供给侧的冲击。第三产业也由于疫情而造成了增加值大幅下降，尽管第三产业下降幅度没有第二产业大，但由于第三产业已经占到我国GDP的一半以上（2019年第三产业在中国GDP里的占比是53.92%），因此，其实疫情对第三产业的伤害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严重的，而第三产业受到的伤害主要是需求方，没有消费了，店铺只好关闭。因此，综合看起来，疫情的冲击，需求侧的冲击是主要的。再说，无论是供给方面的冲击还是需求方面的冲击，都会让工人失业。为了让失业的工人重新就业，就需要由政府启动基建项目。实际上，自从2012年以来，中国几乎每个省份的发改委都对于本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做了年度计划和滚动的跨年计划，一个省每年新开的重点建设项目多则3~4万亿元，少则1~2万亿元；这些项目一般是5~6年完成，也就是说，每个省每年完成的建设项目多则7~8千亿元，少则3~4千亿元；而在这完成的建设项目里，大概四分之一属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这就是说，过去的7~8年里，中国地方政府（每个省）每年完成的基础设施投资多则2千亿，少则1千亿，合起来全国每年完成的基础设施投资大概有4-5万亿元。这就是说，即使是没有疫情冲击的正常年份，我们全国仅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完成规模就有4~5万亿元，铺开开始的基建规模按完成规模的5倍算，每年全国就有20~25多万亿元的在建规模。现在疫情来了，按增长一倍估算，未来计划40~50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建规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这充分表达了中央政府在基建投资方面的决心。

第二，如果政府要做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怎么做？要不要向新型的“无接触经济”转变，以“新基建”为主做基础设施投资？首先，我们需要评估过去7-8年所做的基础设施投资效果如何？还有什么缺口？其次，应该向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基础设施薄弱环节投资。比如，公共卫生设施，医院内部的设备和安全设施，全国的公共卫生网络建设，等等，可能都需要补充和完善。还有教育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一直被忽视了。我们的大学一直以来就是本科生规模很大，万人、几万人的大学很多，全国几千所大学，但是在学生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以及教学、研究条件方面差异太大，有很大的改善潜力，能否在这次基础设施投资安排中加以规划？再次，应该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未完成，城市基础设施一定还有投资空间。最后，我们的确要注意，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为了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让我国在长远发展战略的供给能力上有智能基地，有人才基础，有创新基地，而不是主要为了建几个城市广场让我们脸上有光。我们的确应该向“无接触经济”所需要的5G、人工智能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方向来做投资。比如，中国在通讯、智能卡、计算机、导航、消费电子等五个领域的企业在增加，这方面的销售额也在提高，但是目前中国还不是世界芯片领域的领头羊。这个当然是企业要做的事，政府做不了芯片技术。但是政府可以研究如何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对于企业的支持，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向智能化、数据化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这就明确了新基建投资的方向。

第三，如果确定向“新基建”的方向来做公共项目，那么应该如何做？这方面应该有新的思路。城市基础设施不应该再以房地产繁荣、以土地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那个时代应该说已经过去了。今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要立足于朝“无接触经济”发展需要来铺设网络。首先，我们要看到，在这次疫情后可能有的国家会把海外生产基地迁回本国，但是也会有国际产业领头羊看到中国抵御疫情的能力，看到中国的城市安全性好，重新把生产基地放到中国来。这样，疫情实质上带来世界经济网络、生产网络更新的机会。这是一场新的国际竞争，也是一次新的国际合作的机会，只是在竞争和合作中加上了健康的要素砝码。你必须战胜疫情，能够免除疫情，保证生产过程不被中断，才能得到国际合作伙伴。其次，在过去的7-8年里，我们公布了几十个“自由贸易区”，能不能把这些自贸区做实？让更多的外企和民企能够汇入全球的经济网络里去？再次，疫情后，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和企业界对于全球风险分布会进行重新评估，我们如何做好城市环境安全和资产安全，让城市的产业在全球物流系统里成为一个安全岛？让以你这个城市为节点而辐射出去的网络线的通勤都畅通无阻？让你这个城市里上市的资产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全球金融资产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我们一直说要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可能就在21世纪20年代做成。而这就需要新的设计，我国只有把基础设施按新的产业和金融发展标准做好了，才能迎来新的国际资本流入。最后，中国的港口有数百个，我们面临浩瀚的太平洋，这次疫情有可能会带来海上航线的更替，我们如何放眼世界，建设好每一个码头，做成一批领先世界的大码头？要知道，“无接触经济”的重头戏是接触处以外、接触点以外的网络铺设，只有市场网络按智能标准建成了，各个经济体之间才能无缝对接，自动对接，才能免除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当然，所有这些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竞争的“新基建”，都需要以我们强大的国防为基础，国防力量建设是我们最基础的“新基建”。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项目编号：14AZD010）和北京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专项项目“现代治理框架中的中国财政税收研究”（项目编号：7101500316）的成果

作者简介：

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梓材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部副主任。2007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北京市教学名师（2015年）。

主要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及其应用、产业组织理论、财政学。

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财政与税收改革，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组织等领域，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200余篇论文。

专题链接：聚焦两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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