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每个北大人都有一段关于北大的记忆，都有自己的北大故事。北大新闻网特联合医学部党委宣传部、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合作部、校友工作办公室、离退休工作部等开设《70年·我的北大故事》专栏。

专栏通过报道70位普通北大人，分享他们印象深刻的、与北大有关的故事，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录和反映北大的精神传统、师长风采、校园文化、精神风貌，和读者一起在尘封的记忆里，感触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北京大学，进而感受时代的变迁。

需要说明的是，北大有数十万师生校友，我们仅从中选取了70人进行采访。由于时间有限、认知有限，在人物选取上难免有一孔之见，希望读者诸君指正。

从今天起，新闻网将陆续推出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个人简介：

董文俊，男, 生于1936年11月2日。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65年毕业留校工作，1978年至1985年任经济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85年至1993年任经济学院副院长，1993年至1994年任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1994年至1998年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1998年至2009年返聘,负责光华管理学院培训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二号楼的筹建工作。

董文俊83岁，今年是他在北大的第60个年头。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他依然保持每周至少一到两天到校园里散散步的习惯。在光华2号楼的咖啡厅与他见面时，不过早上八点，董文俊刚在楼下餐厅吃过早餐。这座他当年负责修建的大楼，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整洁美丽，恰如面前的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之间不见疲态。

“当一个人有能力为大家做点事时，是义不容辞的。”

董文俊1959年入学，1965年大学毕业，期间曾因感染肺结核休学一年。据他回忆，当时大学生有国家发放的助学金，北大是十五块五一个月，而伙食费只要十二块五，这大大缓解了贫困学子的生活压力。毕业时，由于在校期间表现出色，董文俊获得了仅有的两个留校名额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兼具贫下中农出身和受过“资产阶级大染缸”熏染的北京大学教师两种身份的董文俊，在当时作为改造对象，和北大清华的其他教师一起，被下放到了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每日从事农活和堤坝维护工作。当时按照连队编制，经济系一排分为三个班，董文俊担任一班班长的职务，这也成为他此后近50年管理岗位的开端。

不久后，董文俊被调到连队食堂担任司务长。当时的农活很累，但伙食营养却跟不上。不过这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出于“思想改造”的需要，大家普遍意见很大。董文俊上任后，发挥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大家的实际工作强度和伙食需要做了充分了解，最终决定利用鄱阳湖丰美的动植物资源养猪、腌咸鸭蛋，给农场员工们改善伙食。没想到，原以为会遭受批评的一系列举动反而收获了全连上下的一致欢迎，他的后勤工作也就越做越红火。

其实，董文俊敢于冒险“破例”，并非没有原因。

1959年，22岁的董文俊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作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他收到了母校留校任教的邀请。考虑到母亲拉扯着兄弟姐妹七人的艰难，再加上年纪已经不小，董文俊同意了学校的安排，但身边的同学纷纷为他惋惜。不久后，他陪好友参加志愿填报辅导。前面的介绍都很平淡，但语文老师介绍到北大时语调却突然提高，“北大有多大？绕起来有公交车六站路那么大！”董文俊极大地被震撼到了，“要是能到北大这样的学校上学，也就不枉这辈子了！”但是已经答应学校留校了，怎么办？了解到董文俊的想法后，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长非常体谅他的心情，“看来你的大学梦终究是要圆的。这样吧，既然你有这个梦，你就报北大。要是考上了，就去北大学习；考不上，你就回来教书，将来还可以去北大进修。”于是，董文俊只填报了一个志愿——北京大学。那年，他成为天津市十三中唯一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董文俊夫妇探望中学校长

回忆起来，董文俊深情地说：“我失学后又能重新进入小学大门靠的是新中国成立；我从小学考到北大的每一步，一路靠的都是国家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支持，以及家人、社会、老师们的帮助。所以我就有个心愿，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为大家做点事，也算不辜负国家和社会对我的帮助。”

“当老师除了教书，还要考虑怎么为学生圆梦，这是老师的神圣职责。”

1971年，北京大学恢复教学工作。半军事化管理半教学状态下，北大是团级编制，经济系是第十二连。由于董文俊在农场改造期间表现良好，被任命为十二连一排排长兼支部书记。1973年，董文俊担任经济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经济系管理工作。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1978年2月，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考生入学。只有42岁的董文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经济系常务副主任一职。这位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系主任，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了一片，在招生、出国深造、毕业分配及生活上对学生能帮则帮。由于高考中断，1977级的很多学生年纪都不小了，毕业时普遍面临着结婚和分配的问题。可是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在当时是违纪行为，结婚也需要单位的介绍信和证明，因此很多情侣都不敢公开关系，毕业分配时就会面临相隔两地的风险。董文俊当时负责很多工作，有不少情侣私下去找他坦白关系，寻求帮助。董文俊为人厚道，对这群学生感情也深，在纪律和规则内能帮的忙都尽量帮，趁着学生毕业还没下一个单位时给他们开结婚证明，解决了很多学生的实际问题。但他却从来都没有借着职权为自己谋求私利，“办任何事，凭的是良心”。董文俊80大寿的时候，他的学生们特意为他办了一场庆生会。不少学生携家带口从海外赶回来，只为给恩师送上一份祝福。

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 林毅夫、董文俊、时任校研究生处处长苏士文、两位工作人员、林毅夫博士生导师张友仁、时任经济系党组织书记石世奇（摄于1979年）

关于董文俊和学生的故事，大家了解最多的就是董文俊对林毅夫和易纲的无私帮助，其实，因为他的帮助而改变了整个人生轨迹的学子还大有人在。董文俊学生，现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姜国华教授这样评价他：“董文俊老师是北大教师对学生进行管理育人的典范和楷模，无论学生遇到的困难是否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一旦知晓，他都会不计付出地为学生提供帮助。”当年，还是一名普通北大学子的姜国华因为香港科技大学的政策变更而无法前往深造，既耽误了学业，也耽误了就业。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董文俊多方寻找解决办法，最终推荐姜国华到北京城市学院任教，姜国华才能以教师身份满足香港科技大学的入学条件。动身前，姜国华找到董文俊：“董老师，您帮了我这么多，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董文俊却说，“我不要求别的，要是你学业有成后能回光华教书，我就很欣慰了。”后来，拿到博士学位的姜国华毅然放弃了香港科技大学等海内外其它高校的优厚条件，选择回到光华任教。回忆起来，姜国华动情地说，“25年了，对董老师的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每年都会去探望他。从董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北大教师对学生最朴素的那种感情。”

董文俊与姜国华在校园合影

“我在北大的管理岗位上做的都是一些平常事，但对待每一份工作我都尽心尽力，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值。”

1985年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从经济学院独立，成立国民经济管理系；1993年，国民经济管理系与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这一年，年近60岁的董文俊在厉以宁的邀请下，离开经济学院，到新生的工商管理学院担任副院长，负责盖楼、创收、外事和学生分配等工作。光华1号楼和2号楼，就是在董文俊任职期间建立起来的。

当时北大的教学条件比较艰苦，各系教研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的教室，老师们需要到教学行政处排课。每个系只有一间12平方米大小的屋子供办公使用，少的安排十几位教师，多的则要塞下二十几人。1994年，北京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合作，伴随着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光华也获得了一笔巨额的教育资金。有了资金，光华上下一致希望修盖院楼，校方也非常支持，董文俊负责院楼的选址、施工、验收、检查。光华1号楼，就此成为全北大乃至全国高校第一所院系专用楼。此后，北大的院系专用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修建光华2号楼时，考虑到工商管理硕士和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的实际消费水平，在董文俊的建议下，学院修建了地下停车场，在楼内设置了宾馆和楼间天桥，并配备有咖啡厅和自助餐厅。这样高端的设施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而事实证明了董文俊的前瞻性，光华2号楼的硬件配备水平吸引了大批社会人士报考，也为他们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环境，已经成为全国商学院借鉴的范本。

从1959年入学，1965年留校，1998年被返聘，再到2009年彻底退休，董文俊在北大干了一辈子，也爱了北大一辈子，用他的话说，“我把心都掏给了北大”。其实，董文俊学术水平不错，很多人也曾问过他，为何不做学术，而是走上了管理岗位。董文俊认为，“不能教书才去做管理工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管理同样可以育人。

董文俊表示，“选拔管理人才，品德是第一位”。他也殷切地希望，高校在做好教学科研的同时，要充分重视管理工作，选拔和培育优秀的管理人才，肩负起替学生圆梦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