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丁石孙先生和我都是1952年院系调整从清华大学转到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来的，他在按苏联模式新办的数学力学系，是教师，我在物理系，是刚进入二年级的学生。数学、物理两系房子相距不到100米，因为人少，关系较近（学生党支部是同一个），但我却只知道他的名字，无缘结交。之后，我留校任教，但因出国留学，回来后转入无线电系，不久去了昌平分校，“文革”中又去了汉中分校，对丁先生也是只闻其名而不见其人。改革开放后我回到北大海淀校区，他任数学系主任，我任无线电电子学系副主任，就有了见面机会。有时候学校机关开会，彼此就打个招呼。记得一次印象较深的聚会，当时是人事处副处长艾青春召开，有三四位系主任参加的小型会议，商讨北大师资队伍建设的方略。当时北大师资队伍面临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青黄不接”，即学术造诣较高、懂得学科发展、了解学科前沿的年轻教师很少；再就是队伍臃肿，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特别是“文革”中以“掺沙子”名义吸收了不少出身好，但业务基础难以胜任北大教学、科研与学术发展的人员。对此，丁先生提出了让业务上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教师分批出国进修，将一些人员逐步安排到校内外各种合适岗位使之各得其所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当然，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且又要不伤人感情并不容易。后来数学系做得很成功，无线电系大体也是这样做的，但跟数学系相比，在人事和谐上似乎稍有逊色。1982年末，他去美国访问，次年10月我也先后到法国和美国进修，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死心塌地地跟着丁校长干行政

我在法国主要学理论，在美国则想好好掌握点实验技术。在科罗拉多国际著名的联合实验天体物理实验室（JILA）我向“老板”J. Hall（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提出做两个对他们说来也是新的实验，得到他的热情支持，一个取得了初步结果，另一个刚开始加工实验装置。此时由教育部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一年访问期已超过了，我向当时无线电系主任徐承和申请延期。他回信说，我是“校管干部”，学校要我按期回来。这时，我已在国外一年零三个月了，只好在1985年春节前夕匆匆回国。当时，我已知道丁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了。

我回国当天（我的飞机是早晨到达机场的），原无线电系主任，时任学校教务长的汪永铨就到我家来了，说要一道到丁石孙校长家里去一趟，他有吩咐。

我当时头脑还有点迷糊（时差没有倒过来），中午吃饭时分就到了丁校长家。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就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担任自然科学处的处长，说原处长陈守良因病不能履职，要我替代；并说，理科教学你可先不管，北大的系主任都知道怎么抓教学，主要是将科研搞上去。我原来在系里就是主管科研的，教学没有怎么抓过，这倒符合我的情况。由于时间不合适，我没有多说什么就回家了。我心里想，我自己的科研偏于基础和国防，“文革”时期国家要准备打仗，我这一行还特别吃香。改革开放后国家不准备打仗了，我的所有科研项目都下马，靠过去积累和有关部门施舍，勉强维持一点摊子；而且由于搬迁，原来汉中分校的实验技术平台已大都丢光了。尽管我这一行在国外发展势头很好，但当时在国内却很难得到支持，因为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太远了。我想，在这种自己不能干科研的情况下能为大家的科研发展做点事倒也值得；而从自己过去的科研经历中，我也了解到自然科学处对北大理科科研的重要性，是大有可为的。这样，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丁校长干起北大的行政管理工作来了。

学科发展既要请高人进来还要闷头培养

春节刚过，教务长汪永铨就跟我比较详细地交代了自然科学处的工作任务。大意是说，学校已经研究过北大的发展，在强调基础学科的同时要发展跟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应用学科，特别是边缘交叉学科。学校想在近期内成立几个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管理科学中心是文理交叉的，由丁校长亲自挂帅，即将成立，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任副主任，属于“虚体”。另外，还要成立信息科学中心、生命科学中心和材料科学中心；已经成立的环境科学中心，还要集中加强，成为实体。这很符合我的设想，所以我就将筹建这几个中心作为我心目中的主要任务。另外，丁校长要我将理科科研搞上去，我找了各学科十来位对部委机关和企业行情比较熟悉的教师做“信息员”，以了解国家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发展与需求情况，以便争取和调整学校科研项目。因为北大的传统是由教务长统管全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事务，这段时间我直接向丁校长请示的事不多。不过，我虽不大管教学，但理科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研究大事仍是自然科学处主管。所以那年学校修订教学计划的事，我们处里和教务长办公会议都是要讨论的。我发现丁校长对这件事抓得很紧，他对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学习苏联，专业教学过窄、计划管得过死的弊病很不满意。那次修订教学计划的方针“加强基础，适当扩展知识面，注重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和创造精神，增强适应性”就是依据他的设想提出来的。

1986年初，丁校长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他将我找去，说是马上要开一个会，宣布我担任教务长；并解释说，汪永铨要集中全力研究高等教育（汪当时已被任命为新建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他在这个新学科研究上已取得了较好成就，应当成全他。我一愣，说在自然科学处我还有很多事想干呢，才刚开始。他说，开头你还是可以多抓科研，教学慢慢来，还是那句话：“北大的系主任都懂得抓教学”。我在脑子里迅速过了一下“电影”：从多次关于教学计划的会议看，抓教学他胸有成竹，而北大重大科研项目不多，经费匮乏，离世界科学前沿相差尚远，难以支撑一所向国际看齐的大学，他心存芥蒂。他多次跟我讲过，对于他所从事、且十分热爱的数学而言，由于长期政治折腾、闭关锁国，中国在学科前沿上整体还没有摸到边，差距很大。要急起直追，就得有选择地跟踪国外，派青年人出去，请高人进来，还要闷着头自己培养。对于我认为相对较好的数学学科况且如此，像我们这些需要用高精尖仪器设备来支撑的前沿技术物理学科，相差就更远了。他还要我先从经济建设急需的应用学科抓起，要破除北大重理论轻实际的思想，使北大对国家发展作出较大贡献。我马上闪过一念，汪永铨要我替他参加1985年12月国家教委在广州召开的高校教学改革会议，并写出一篇北大1980年代教改实践的书面汇报文章，就是一个信号，要我全面了解北大教改情况。他俩都是当年从清华大学过来的年轻教师，关系很好。所以此事是“早有预谋”的，我拗不过他们，只得就范。此后不久，我又被选为党委常委，我们接触就更多了。

学生思想不能压制只能引导

因为当了教务长，丁校长跟我谈教学问题也就多些。我知道他自己的教学很成功、很受学生欢迎。所以一谈起教学，他不是做“指示”，而是从他个人学习、成长、教学的经历说起。他关于教数学的一些经验与想法，数学系的同事一定比我记得更清楚、更准确，我就不说了。单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两点：一是学生是教学的主体，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开那么多课，将基础打扎实是主要的；二是不要以为只有教师教的东西，学生才能学到。他说，他自己无论在上海大同大学，还是在清华大学，因为解放前后政治活动很多，差不多没有什么课程是从头到尾全都学了的，往往学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复习考试就停课了。现在他教的课，没有一门是老师教给他的，都是他边教边学自己学来的。所以不能认为教师没有教的学生就不会。这话与我自己的体验完全相同，使我终身受用。后来他还提到教材的重要作用。他说：“一部范氏大代数标志着解放前中国高中生的数学水平”，我说：“50年代苏联福里斯、季莫列娃的《物理学教程》也代表了中国物理系学生基础物理的知识水平”。他要求北大要出一批有影响的教材。当时教师和学生用的主要还是油印讲义，要逐步订出计划，鼓励各系有经验的教师写出高质量的教材。为此，学校成立了以丁校长为主任的教材建设委员会（他有几本代数学教材就很有名），为了解决教材出版的经费问题，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就设在出版社，他们按一年出版50部教材的计划给以补贴。这在困难情况下缓解了教材出版问题。

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的潮水激荡着中华大地，“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声音泛起，一些学生开始办起“咖啡馆”来。1986年这股风潮虽已稍微平静，但学生中要求学校培养成为“经理型”人才的呼声仍络绎不绝。同时各种哲学和政治思潮活跃，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尼采等名字不绝于耳。对我这个哲学门外汉，学生们的文章读起来经常是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不知所云。而一些学生则热衷政治，什么“新自由主义”“新威权主义”等，我也闹不清楚。甚至还有“行为艺术”作品，有人用绳子捆绑全身，在大饭厅外广场上展示。总之，一方面，是人性浮躁，安不下心来读书；另一方面，是思想活跃，标新立异，好高骛远。丁校长认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学生思想动荡是自然的，不能压制，只能引导。于是，我们都主张要提倡一个好的学风。在1986年暑假的常委扩大会上通过了大力宣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字学风的决定①。其实，在前两年学生们“读书无用论”思潮最严重的时候，时任教务长的王学珍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赵存生等人就已经讨论出来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北大应提倡的学风了，但当时没有广泛宣传。倒是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彭珮云，在一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上将它宣扬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成为全国学校应有的学风，甚至成为有的学校的“校训”。从此，大饭厅外就有了书法家、法律系李志敏教授所书的这八个苍劲的草书大字，《北京大学校刊》报头旁白上也刊登了此八个字②，成为北大人人都要努力遵行的学风，不少人甚至以为这就是北大“校训”。

那时候，学风不正还表现在生活作风上。当年差不多每年都有个别学生在男女关系上出格。当时，学生在教学上违规或成绩不及格是由教学行政处处理的，在教务长办公会上汇报备案就算了；而在生活或法律上犯规的处分则由学生工作部上报到校长办公会上决定。掌握处分的宽严往往成为会议争论焦点。多数情况下，丁校长都主张给学生留点出路，体现出长者对年轻学子犯错误的宽容。

要将北大办成一流大学

1986年暑期的那次党委扩大会虽然开得时间较长，但讨论问题都是按职能部门分工一个个来的，丁校长似乎觉得北大整体的办学方向还有点问题。于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想想，北大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咱们找时间聊一聊”。这样，我就从参加工作以后对北大工作的总体印象过了一下“电影”。有一天下午，我就跟他随意聊了起来，他也将他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我们谈论了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我讲了五六个方面的印象，他也谈了四五点意见。我记得比较深的是 ：我对北大职能部门老气横秋、得过且过、不求进取，只是按章办事很有看法 ；学生也太过自由散漫，要求不严。我觉得应该“从严治校”，要提出一个目标，将学校办成“一流大学”。我当时对“毛选”印象还比较深，我说，毛泽东在苏区还表扬过兴国县创造了“一流工作”呢，我们办北大就是要以“一流”为目标②，有个奔头。总要“取法乎上”，宁可“仅得其中”。我还说了学校不少系学术空气比较沉闷，青年人不敢大胆发表看法。我以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物理系工作的体验为例，当时大家以能够发现某人讲话不严格、物理概念不确切为荣，说明自己水平高，辨认力强。这样就弄得大家谨小慎微。“严谨治学”很重要，但也要包容错误，允许人家说错话，而且要从中发现人家的新意，这样创新才会源源而来，学术就会兴旺起来。他很同意，当时不敢提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就只能说要“百家争鸣”。我还直截了当地说了北大后来学术上发展不理想，与“反右派”以后学校不敢将业务上出色但政治上不很“听话”的毕业生留校任教的“左”的思想有关。还留下一些学生干部，以对上唯唯诺诺，对下“好管人”出名。另外，还谈到了北大一些人总有“老大”思想，不肯向兄弟院校学习，从1985年广州会上，我看到南京大学等院校对教学改革还很有点系统思路，想到南方看看。我这个教务长缺乏经验，需要学习，他表示赞同。我们还谈了学科建设等问题，总之，我将心中长期积蓄的对北大工作的一些深层看法都说出来了。他则主要谈了北大资源有限，不能无限发展，要控制规模，综合平衡；对教师、干部要实行竞争原则，还要简政放权，分层负责等。我觉得他的看法也是“和盘托出”了，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我只是觉得“放权”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好“放”了，因为各院系（当时“学院”还是个别的）并没有多少资源可供支配，“放”了也没有多大作用，但从要让各院系的领导切实负起责任的角度，我还是十分赞成的。

我们谈话的几天之后，他形成了办好北大的系统看法，在一次扩大常委会上讲了六七点意见。他正式提出了“从严治校”，将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张。这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应该在“大学”前面加个“社会主义”的形容词，不少人反对，说这样就只能和朝鲜、越南和古巴的大学比（当时苏联、东欧国家 还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早就“第一”了，还有什么意思。后来多数人还是不赞成加此“形容词”。当年（198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宣布“北大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并以“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谈办学目标和指导思想”为副标题报道了丁校长的六条方略：一是明确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并以此为要求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二是从严治校，改变学校纪律松弛和涣散的局面；三是贯彻竞争原则，鼓励保护先进，抑制摈弃落后；四是活跃学术空气，坚持双百方针 ；五是树立综合平衡和全局观念，近期着眼于质量，不片面追求数量；六是简政放权，分层管理，放权放责，发扬民主，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可是，不久这“世界一流大学”就销声匿迹了。据说是当时国家教委某领导人听到后批评了北大没有“阶级观念”。直到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百周年庆典讲话中才翻过身来。不过，北大内部其实已悄悄将此定为目标，只是公开文件中有时会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

北大十六字教改方针出台的始与末

1986年年底的一个晚上，丁校长给我电话，说朱德熙先生已经辞去了校长职务，他兼任的研究生院院长也不当了，要我来兼任研究生院院长。我考虑了一下，表示坚决不同意。我说，研究生院的一些具体事务，我作为教务长可以管（在成立研究生院之前，汪永铨就兼任过研究生处处长）。但我当时还不是博士生导师，院长可以由校长来兼任，如果你丁校长不兼，可以请陈佳洱副校长来兼，朱先生原来主管文科，现在由主管理科的陈佳洱先生来兼也合适。后来，就确定了由陈来兼任。不过，1987年9月、10月间在世界银行支持下由国家教委的学位与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带队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生教育和重点学科建设做了一个月的访问考察还是由我去的。除了教委工作人员外，就是我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过增元两人来自大学。我们两人轮流兼做翻译，因我是翻译出身，虽然英语蹩脚，多数时候却还是由我来承担。这次考察是后来“211 工程”的前奏。此前在8月份我到澳大利亚参加了一次“国际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会议（IMUA）”。这两次活动使我对办大学有了更深认识。回来后，我向校长和常委作了详细汇报，我认为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要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意见也得到了丁校长和其他常委的赞同。就此我将组织关系从无线电电子学系转到了教务长办公室。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设想并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样处理组织关系的全校大概就几个人，成为孤例。1988年 9月，我要到意大利开一个专业国际会议，我还是程序委员会的成员。我向丁校长请假时，他说你们会后正好是博洛尼亚大学900周年庆典，他们邀请北大去，你就替我去一趟。这样，我参与了为期一周的世界第一所大学成立900周年的庆祝活动。该活动有诺贝尔奖获得 者的科学报告、大学校长论坛，还签订了一个《欧洲大学宪章》，我代表北大签了字。

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我国要走市场经济的路。这对我是一个很大刺激。我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专业设置与招收学生人数都是由国家确定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也由国家统配统包。尽管实际上从1960年代起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计划的不合理，部分毕业生已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当时这些后果都由国家包了下来。实行市场经济后，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了，就业实行“双向选择”，就要看你是否有真本事，是否能满足“人才市场”需要，“适销对路”。那时，本科生毕业考研究生的还较少，直接就业的是多数，这样就看大学办得好不好了。因此，我比较着急，跟丁校长商量对策，我们决定先从对过去毕业生的工作情况做调查入手，然后再考虑教学改革的具体方案。这与当时国家教委高教司的思路也大致相同。于是，我们分文科、理科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毕业生调查，涉及京、津、沪、广、西安及附近地区。调查结果表明：毕业二三十年后能按照在读时狭窄专业完全对口工作的是少数，多数都“改行”了。不过总体上的反映是 ：北大学生“上手慢”“后劲足”，在各个岗位上能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丁校长认为，即使毕业时工作与在读专业比较对口，随着科技迅速发展、社会快速变动，真正能一辈子用上所学专 业的学生是极少数，决不能再搞那种狭窄的专业培养了。丁校长要我在常委会上提出一种深化教学改革的方案。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觉得“方案”主要就是两条：保持北大学生基础宽厚、后劲足的优点，消弭“上手慢”给人第一印象不太好的“输在起点”的弱势。具体做法就是“强化基础，淡化专业”，允许学生根据自己情况转系、转专业 ；高年级按照预设的考研或工作去向，对口培训，多开选修课，增加选择自由，以便他们学到“接口技术”，使之在人才市场上展现优势。这就是“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考虑到有些学生急于“下海”创业，想当个“经理”什么的，我们允许他们“停学”一段年限，保留学籍，将来发现自己学历不足，工作遇到不顺意，可以继续来校上学，实行弹性学制。这个意见得到当时来校“蹲点”的高教司副司长王冀生的赞赏。1997年年底，我在常委会上汇报了上述基本想法，得到丁校长的热情支持。他认为一个人工作中的知识和本事主要是在岗位上自己学来的，学校应该为他打好基础，使之具备自学和适应新情况、新工作的能力，他甚至主张取消“专业”这个词。但当时说“强化基础，淡化专业”却引起 一些同志反感。有人认为，北大的优势就是专业课程 强，绝不能将它“淡化”。由于总体上大体同意我的意见，就要我先写出一个书面材料，并在第二年开学后发动干 部讨论。1988年3月，学校召开了一个为期4天的“深化教学改革和开展有偿服务工作会议”。我作了“关于深化教学改革的设想”的报告③，丁校长在开始时讲了话，说明形势发展对教学改革的迫切性。在报告中，我曾口头上将上面的几句话表述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但在文字上却将它们分散开来，并在淡化专业后加了“界限”两字。这样可以分散注意，并且尽可能避免当时不少人对政治运动口号式词汇的 腻烦。此后，在下半年修订教学计划时，就直接使用了这十六个字。这样，就出来了北大教学改革的“十六字方针”，并广为宣扬。

学科建设与发展

丁校长更关心的还是新兴应用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中心以及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在成立有10个单位人员参与的信息科学中心的时候，因为核心是数学系的程民德先生，很多重要问题我总会征求他的意见。在这个中心基础上成立了北大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视觉与听觉信息实验室。此后，化学系成立了以唐有祺先生为首、与中科院化学所共建的“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因为是两个单位联合，牵涉很多复杂的关系问题，我和丁校长夫人桂琳琳（她实际掌管该实验室的筹建）多次跑到国家计委，商讨各种具体问题。“人工微结构与介观物理实验室”还是他亲自过问，找物理系领导商讨后成立的。之后1988年国家教委提出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增建国家实验室时，经过教务部门讨论，我们提出在已建的5个国家实验室基础上再建10个的建议（其中4个是国家教委所属 的专业开放实验室）。我向他汇报时他问得很具体，对 于为继承周培源老校长的湍流研究而设置的“湍流研 究实验室”，他还多次亲自过问，并热情接待了校外评审专家。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原来是个“虚体”，经过他和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多次商讨，后来获得了北大和环保局共建的资质，工作大为改观。

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他总在思考北大的科研工作如何能为国家发展解决重大问题作贡献。1989年初，我们商量，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在沿海，东西部差距显著扩大，应该及时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这个意见得到北大各学科许多学者的赞同。于是，他提出利用“两会”时期各省市领导人来北京开会期间，请他们到北大来，向他们提出北大学者愿与他们合作共同开发西部的意见。当时决定先从西北做起。他积极主动与民盟中央联系，并取得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支持，同年4月1日在北大召开了一次有甘肃、青海、新疆和宁夏等省市自治区和上述机关领导参加的“北京大学西北发展研究汇报会”。党委书记王学珍和丁校长都到会了。北大多名学者发表了建言。我们认为能源问题对中国发展很关键，经与石油部科技司多次商讨之后，1989年5月，我们成立了在石油部支持下的“石油天然气研究中心”。当时正是学潮汹涌之际，丁校长排除干扰，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1985年，根据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设立自然科学基金会来支持基础研究时，北大派出了十几名教师兼职或专职担任基金委的副主任、学部主任以及普通工作人员，这与丁校长对学校队伍建设的想法完全一致，也大大有利于北大的科研工作能瞄准国家的需求。当时，唐敖庆先生从吉林调来北京任基金委主任，丁校长积极协助他解决来京干部家属的工作与生活的安排，使基金委能迅速正常地开展工作。

要将北大做强，关键在于师资队伍。根据当时学校实际情况，丁校长提出了“尊重老年，依靠中年，寄希望于青年”的方针。那时在国外得学位回国工作的人还十分稀少。1987年，在生物系党委书记潘乃燧、系主任顾孝诚和前副教务长陈守良的力荐下，丁校长 决定聘请陈章良来北大工作，破格授予他副教授职称。当时北大的物质条件非常简陋，但学校还是尽可能地 为他创造条件，支持他建立了“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成立了“生命科学中心”。1988年，在汪永铨先生力荐下，又聘请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闵维方来北大任教。他们当时都是年轻有为，本来可以在国外拿到优厚待遇，得到充分发展的。但他们心怀祖国，为北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校长回归到普通教员

作为教育家，他坚定地相信学生，肯定他们是积极有为、进取向上的，期望他们能后来居上。1989年 8月23日，北大召开干部大会，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何东昌宣布：丁石孙因任期已满，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由吴树青任北大校长。他从行政工作退下来后，作为一名普通教员继续教书。

丁石孙是数学家，数学学得很好，造诣很高。他编写的教材获得过国家特等奖。他不仅搞教学、做理论，而且还做密码问题等应用工作。他出国访学回来后经常说：中国数学除了个别人做出了一些成绩外，总体上在前沿方向还很落后，要培养年轻人急起直追。他本来是可以在“代数数论”等方向作出杰出的科研成就的，但他暂时放弃了研究，却做起教学和学校行政工作，目的是培养人，使他们超过自己，繁荣未来的中国科学。他认为这是时代给他们这一辈人的使命，也要他们做点牺牲。

我是学物理的，但非常崇拜数学，我觉得数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先导，是人们能进行科学理性思维的有效工具。现代科学文明并不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其生成的概率微乎其微，靠了数学，人类才能得到现有的高度文明。我还认为一所能推动国家文明的大学， 没有数学和哲学这两个学科取得前所未有的创新，就难以堪称“世界一流”。丁先生是属于为了民族的明天 而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肩膀上前进的人，他远比一般的数学家更为伟大！

注释：

①1985年末我在撰写上述广州会议的文件（载我的《谈学论教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5页）时，已找到这八个字来源的文件，但当时并未宣传，因而在北大无人知晓。我在写该文件时，认为这八个字的含义太窄，改为“勤严实创”（现在有的高校还以此四字为“校训”），觉得这样“严”字还可包含严肃、严格、严密、严谨等多种意义。“创”则除“创新”外还可表示创造、创意、创业等含意。后与王学珍等人商量，觉得还是八个字读来比较顺口，就仍用此八个字了。

②这是我记错了，《毛泽东选集》一卷中有一篇“关心群众 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内中说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我将“一等”记成为“一流”了，我对此印象还是解放初从读他的《农村调查》单行本中得来的。

③该报告在3月14日写就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会议讨论后的修改文本及毕业生调查情况均刊载王义遒、孙桂玉与王文清主编的《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一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文章内容有删减 )

王义遒：浙江宁波人，1932年生。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195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61年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1985年起曾任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长、教务长、常务副校长，国家教委科技委副主任等职。曾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是中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知名专家。著有《量子频标原理》（合著）、《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原子钟与时间频率系统》等。专业方面，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兼波谱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主任等。教育方面，曾任中国高教学会常务理事兼教学委员会副理事长与理科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著有《谈学论教集》（两集）、《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湖边琐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