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 侯学忠:伴随新中国发展的步伐砥砺前行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人物简介:学忠,1937年11月出生,河南新蔡人,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地球物理系学生政治辅导员和系团总支副书记,物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办公室主任,1999年退休。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还处于童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真正成长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我们的祖国在发展,我本人也在进步。相比于祖国的发展来讲,我本人的进步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这毕竟是汇成那浩瀚大海的一滴水,也有必要向党和人民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新中国的雨露滋润我奋力求进取

我出生于河南省新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童年时候,我虽然有着求学成才的强烈渴望,但因家贫而无法实现。那时,在我们村就有一所国民小学,眼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我非常羡慕。我认为,只有上学读书识字,才是摆脱家庭贫穷困境的出路。但当时一方面家里贫困无力供我上学,另一方面家里又需要我干农活,因此,虽有求学的强烈愿望,我却不能走进学校。可以想象,家门口就有学校,自己却不能上学,我是多么不甘心。怎么办呢?我只好在劳动之余跑到学校里,躲在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听学生们念书。久而久之,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把情况告诉了我的家长,希望能让我上学。家长这才勉强同意我去上学。但有个前提,那就是不能误了干农活。说得具体一点儿,就是农忙了干农活,到冬天地里没有农活可以干了才能去上学。即使这样我也很高兴,总算有机会到学校去读书了。大约不到两年,我们那里就解放了,村里的小学停办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到乡办小学去读三年级。由于当时乡办小学刚恢复还不太规范,而我已经13岁了,总觉得再这么按部就班地读下去实在太慢,想换一个学校。于是,1950年11月,我决定到韩集镇办的完全小学去读高小的课程。

因为我是插班生,开始五年级课程的学习时,那真叫一个吃力!很多课我都听不懂。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可难着了我,什么是作文也搞不清,经过苦思冥想只写了两行字就没有了词儿;数学课更觉得难,一次小测验我交了白卷。快到寒假前的期末考试时,我心中没底,害怕考不及格留级,急得直哭!我们的班主席(班长)告诉了班主任老师,老师把我叫去问话。他说:“看你的两只眼睛很大、很精,为什么跟不上课呢?”我就如实告诉他,说明我之前因为家穷没有真正地上过学,后来在乡办小学读了三年级,没读四年级的课程就来读五年级了。而且我是11月才来的,前面的课程都没听。老师听我述说之后耐心地安慰了我,并鼓励我认真复习,安心考试。放假前我接到了成绩单。当时我既高兴又纳闷,高兴的是我各门功课都及格不会留级了,而令我纳闷的是所有的成绩都是60分。既不是59分也没有61分。后来我想是班主任老师为了给我一个机会。

那个寒假,我怎么敢休息?实际上我连春节也没有过好。我抓紧一切可用的时间,既复习又预习,想尽快跟上班级课程而不掉队。到了五年级的下学期,我更加刻苦而不敢有半点儿放松,学习成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作文进步特别明显,有的文章还被选登上了我们年级的范文级刊。心情好了,学习劲头更足了,那个学期期末,我的学习成绩跃居为班上第3名。

在学习实践中,我深刻地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要学”与“要我学”二者的效果大不一样。“我要学”是一种主动求知的欲望,这种欲望能够激发出一种认真刻苦的学习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贯穿于我学习的整个过程。除了在学校里刻苦学习之外,我还抓紧一切可用时间和机会去学习。在没有上过学的家长看来,学生在学校里的时候应该用功读书,放假回家之后就应该好好干活。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他们一年四季干农活,不怕风雨和烈日,的确非常辛苦!放假了,我应该帮助家里多干一些农活,为他们减轻一些劳累之苦。可同时,我还得抓学习,只不过要尽量处理好干农活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干农活的时候,我就抓紧时间拼命干,因此,我练出了既快又好的干活本领。在干活之余,我会挤时间去学习。因为怕家里人不理解,我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去学习,有时甚至会去高粱地或老坟堆去学习。关于这一点,我的嫂嫂经常会以我为例,教育她们的孩子,让孩子学习我的刻苦精神。由于这样一种刻苦精神,我升初中、高中都比较顺利。

我的初中生活是在我们新蔡县第一初级中学度过的,那里距我家有30里之远。寒暑假和周末我都要回家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偶尔也会有个别的周末不回家,专门用来学习。上高中就不同了,因为当时我们县还没有高中,我考取了距我家100多里路的汝南县高级中学。因此,周末就不能回家了,我基本上都在学习。也不是每个寒暑假都回家,有时假期我会参加护校队,一边护校保安,一边抽空学习。高中二年级的暑假我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参加护校队。因为距高考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们有几位同学相约组织了高考复习小组,在学校附近农村一家农户住下了。我们备粮、买菜,自己做饭,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用于复习功课。那个暑假我们过得紧张而充实。应该说,为高考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1958年的高校招生办法中规定,有5%的高中优秀毕业生可以免试保送上大学。就这样,我本人有幸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这件事在我们那偏僻的乡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周围许多村子很快就传开了。

侯学忠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我平时很少远行,而我即将远离家乡,去北京继续学习深造。北京到底有多远?放假能不能回家?我心里没有底,家长也是既高兴又担心。快要离开家了,妈妈问我:“去北京那么远,啥时候能回来?”虽说我心里没底,但还是说放假会回来的。走的那天,家里人送我出门,我走了很远再回头望时,见妈妈还站在那里遥望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大学时期的侯学忠

1958年9月,我如期到北京大学报到,开始了在物理系的学习。半年之后,我被分到地球物理系。进入大学之后,我发现虽然我是保送入学的,但与有些从大城市来的学生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我学习上的压力很大。我只有努力学习,争取尽快赶上去。紧张的大学第一学年结束了,我的期末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其中数学刚刚及格。我决定放假不回家了,留下来补补课。在那个暑假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的档案馆)、未名湖畔的小山坡,我可没有少去。

世事难料,刚刚投入大二紧张的学习,1959年10月的一天,接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我非常难过。我还记得在高中的一天下午我也曾接到母亲生病住院的电话,我吃过晚饭就急忙出发了。一夜之间,我摸黑步行100多里路,第二天上午赶到家看望她。但是,这一次我犹豫了。路程这么远,要回去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而我的学习压力又那么大。就在这时,我又接到第二封电报,母亲已经过世了。噩耗传来,我十分悲痛!我没有想到老人家走得这么快,我后悔自己没有及时赶回去,在母亲病故的时候我都没能守在她身边,这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共产党的光芒引领我竭力做奉献

作为一个出身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我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心情非常迫切。1951年春,我在韩集完小参加了学校第一批少年先锋队,同年6月我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了初中阶段,通过对党的相关知识的学习,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年级就有人入了党,这使我备受鼓舞。当时学校党支部告诉我,我入党条件尚不成熟,且不到18周岁。党支部表示会把材料转到新的学校,鼓励我继续努力。到了高中以后,党组织又继续给予我关心和引导。高中一年级上学期,我刚满18周岁,就于1955年12月28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日子,我彻夜难眠。我想了很多,一个在旧社会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的穷孩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能够顺利地上学,党组织还培养教育我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决心要好好学习,准备将来为国家多作贡献,并随时准备接受党的任何考验。后来学校又让我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正书记由专职老师担任)。

我的学习目的也在发生变化,原来我只是为摆脱家庭贫穷困境找出路,后来逐渐把学习与国家发展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入党时我是这么想的,被保送入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我很激动,想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当一个物理学家,为国家的科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进入大学之后,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后来,学校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决定抽一批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可能因为我有在高中担任校团委副书记的经历,我便成了被抽调的一员。

被抽调之后,我在地球物理系担任一个年级的辅导员,另外还兼任系团总支副书记。开始的时候我算是半脱产,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那个年代,学生的政治活动比较多,我的工作任务比较重。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外,还要不时地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月,有时甚至长达一个半月。我由于常带队出去劳动,不能保证与我们年级的同学一起上课。久而久之,落下的功课越来越多,很难补上,学业难以继续。系里决定让我“全脱”,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这样,就等于让我放弃自己的专业,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物理学家的希望没有了。要说我没有一点想法,那不符合事实,因为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这时候我就想起了入党时的承诺:随时准备接受党的任何考验!当不了物理学家又怎么样?关键时刻把党的工作需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和风格。思想通了,服从工作需要,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时,我又承担了系党总支办公室秘书这一项工作。

完全脱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刻苦学习的精神不能变。我深知,要想在大学里立身和搞好工作,特别是要搞好学生工作,没有知识不行。

情况变了,学习的方向也应跟着改变,因为我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和党建工作,必须学习那些与工作性质相关的知识。为此,我先后选修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世界历史和古代汉语等课程。通过这些相关知识的学习,我与大学生有了一些共同语言。这对于深入学生、了解学生、研究学生情况,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有好处。

我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文化大革命”前在地球物理系是如此,后来调到物理系政工组,继而担任物理系(后改为学院)党委副书记,一直是负责此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自认为是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平时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困难和思想问题。就连一些节假日也尽量争取与学生们在一起,那些年的除夕夜,我几乎都没有与家人一起过,而是与那些放假没回家的学生一起联欢。因此,我与学生的关系比较好,他们有什么困难和思想问题都愿意找我交流,甚至有的学生恋爱中发生变故也会找我倾诉。

在长期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曾参与撰写北京市教工委组织编写、出版的《大学生学习生活咨询》一书。在此期间,教育部于1984年发通知要求过去因工作需要被提前抽调的大学生应与同届毕业生享受同等的待遇。因此,我拿到了迟来20年的“毕业证书”,自然就取得了评选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格。1987年,国家开始设立“德育”职称;1988年,经学校申报、北京市教工委审批,我被评为“德育”副教授(后于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

1991年5月,我被调任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我负责入党积极分子和新生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以及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工作。在此期间,我分别参与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学生和教职工党支部建设的文件。另外,还专门对校办产业中党的建设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到企业学习了党建工作的经验。结合学校校办产业特点,参与拟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校办产业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北京大学于1991年成立了党校,我于1994年开始担任党校的办公室主任一职。除了继续做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工作外,还要做正、副处级干部培训和后备干部队伍(教学、管理骨干队伍)的培训等多项工作。我在此岗位上工作到1999年退休。退休之后,我又被返聘继续从事党校的工作,一直到2017年,前后在党校一共工作23年。在党校工作中,我们明确党校的定位,认为党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骨干队伍的重要阵地,是党员和党员干部锻炼党性的熔炉,也是党委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具体工作中,不论是课程设置、教材建设,还是培训措施,我们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作为主修课,把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贯穿于教育培训的全过程。

在党校工作期间,我一直坚持讲党课,经常为校本部、医学部、方正软件技术学院、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入党积极分子讲党课。我所讲的内容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的思考”(如何争取入党问题)这两个课题。同时,我还与陈占安同志共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导读》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供高校党校采用。我写了其中毛泽东著作的导读。

另外,我还为全国高校党校建设的巩固和加强做了一些工作。1999年,北大接手了全国高校党校工作研究联络组(后改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党校教育分会)秘书处的任务,让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我主要负责各高校党校的联络工作,各种会议的策划、筹备和召开工作,以及内部交流季刊《高校党校教育》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在我们接手这项工作时,正逢全国高校党校的暂时困难时期。在1999年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党校普遍受到了削弱,有的甚至一度处于“形同虚设”的地步,怎么办?我们当时提出了“坚守阵地、扎实工作、多做贡献”的口号,以争取党校工作的主动和发展。一方面,我们各高校党校的同人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学校工作多做贡献,以“有为”争取“有位”;另一方面,凡是我们举办的会议,都力争教育部社政司的领导到会指导,以引起重视。此外,积极办好《高校党校教育》,以加强校际情况沟通和经验交流。

侯学忠

2000年中共中央要召开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我们想到了借机发声。我们通过中央党校办公厅王桂英同志,主动向大会文件起草负责人反映了高校党校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希望文件能够帮助呼吁一下。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被注意不得而知,只是在中央文件中确有了要求高校党校要“继续办好”的字样。在中央文件中有了高校党校的一席之地,这对于高校党校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全国高校党校同人几年的努力,各高校党校的工作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我们开会总结回顾那几年的工作时,大家一致认为高校党校经过了“艰难的历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我在北京大学从事学生教育和党建工作一共有50多年。在工作中,我努力了,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先后获得“北京市德育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大学党务与思想政治工作一等奖——李大钊奖”“北京市高校党校协作组先进个人”等奖项。

总之,祖国在发展,我本人也在进步,从农村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一名高校党建工作者,伴随新中国发展的步伐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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