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北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新中国70年七个重大理论问题”第五集推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研究员宋朝龙围绕“中国理论为什么值得自信”的话题进行解读。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新中国70年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科学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之问、时代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新中国70年七个重大理论问题”第五集：中国理论为什么值得自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展示北京大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引领作用和重要成果，继“思政热点面对面”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携手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教务部，于近日推出又一档视频思政课特别节目——“新中国70年七个重大理论问题”。节目在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新闻网和电视台同步推出。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道路为什么值得自信？中国理论为什么值得自信？中国制度为什么值得自信？中国文化为什么值得自信？节目共分七集，每一集将聚焦一个重大思政理论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力求从思想、理论上理解初心，回应困惑，从内容与实践中阐释使命，解决问题。

内容简介：

“新中国70年七个重大理论问题”第五集：中国理论为什么值得自信

对话讨论问题：

1、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成果之间的关系？

程美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果间相互支撑、承前启后。它们都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话语体系、实践使命和时代特征。这个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线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此一定要从实践逻辑来谈这一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从这个方面看，它们是共同的、一致的。不一致的方面体现在各理论成果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担负了不同的理论责任。

宋朝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组成部分是对同一个时代课题的回答。一方面，它是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探索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区别于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又区别于英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全新模式的探索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对不同阶段问题进行理论回答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世界历史性课题的继续、深入、系统的回答过程，这是一个逐步深化、从不自觉到越来越系统化的过程。

2、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程美东：一般来说，人们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时，更注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又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这样有形无形地会给人们一种感觉：此消彼长、有你无我。有的研究带有偏激色彩，把某些优点或缺点无限放大。由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具体时代条件不同，无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有差异的。但是，从历史使命上看又是一致的，它们分别完成了所处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对立起来，只有这样，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宋朝龙：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重点还是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应该把它放到近代中华民族探索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当然，人们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功的地方，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至今还在发挥效用，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3、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吗？

宋朝龙：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学习了西方，尤其是英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英美文化的核心，它从抽象的“理性人”出发，演绎出一系列的规范体系：“人格权”“所有权”“建立契约的权利”和“公民权”，这在反对封建主义时具有革命性。当然，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战术、体制、运作等层面确实向西方学了很多，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运作、产权保护等，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从制度上、整体上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

程美东：这种说法主要是工具理性思维的结果。比方说，中国古代是儒家立国，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政策都到“四书五经”里面去找到证据。算账能从“四书五经”里能找到丈量法吗？显然没有！所以，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我们搞经济或者盖大楼，就是典型的工具理性思维。我们应该从价值理想、世界观、方法论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当前，有些人面对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想从马恩列斯的著作里面找到依据，这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是说用经典作家的词句当神灵的符号，而是要从它的根本指导思想、方法论原则出发。

专家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吗

4、如何坚定中国理论自信？

宋朝龙：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理论为什么不自信？这与斯大林模式的解体、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有关。以前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与苏东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二者并不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依然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因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保持住了西方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不具备的底线。不能说现在中国理论的话语权完全建立起来了，完全能取代西方了，但至少我们现在拥有与西方相对平等对话的地位。

程美东：谈到理论自信，首先，要回溯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去分析。坦率地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时总体趋向是不自信，大体经历几个阶段：自大、自闭、自省、自卑。从五四之后，中国人进入到自尊自强阶段。我们要想建立自信，必须要了解这个历程。其次，既然理论自信主要是因为在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中产生，而40年改革开放使我们成功找到一条走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是我们自信的源泉。最后，自信不等于自大。其一，自信是指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大方向。其二，不能把当前的某些成就作为骄傲的资本，而是要把实现这些成就背后的制度根源和文化根源作为我们自信的基础。

专家解读：如何坚定中国理论自信

5、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中国理论之间的差别？

宋朝龙：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著作，在表述形式上确实有些差别，因为二者所处的时代条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要批判旧社会，需要从逻辑上来说明旧社会的运行逻辑，并进一步说明它是如何灭亡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提出来的，还有政治宣传功能，一定要易于老百姓接受。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简单。实际上，二者的逻辑是一致的，二者的差别更多的是语言风格、术语表述上的差别，并不是在逻辑、理论上有什么实质的对立。

6、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否会否定中国理论的优越性吗？

程美东：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不断出现、也不断解决的，甚至有些已经开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看待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看趋势：是呈现递减还是递增；其次看政府想不想、能不能解决，很明显，中国政府既想解决又能解决；三是问题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所以，出现问题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问题，而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理论有效果，因为这些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都有解释、都有要求。

7、如何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程美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和任务是实现中国强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实现中国梦，经过实践不断地深化后，一定能够把中国推向更高程度的文明发展水平，一定能够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更高水平，一定能够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宋朝龙：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一个新阶段。如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对解决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以前的社会主义探索总是与落后国家的自救有关，是消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与中国强起来相联系的，是积极的。中国实际上应该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秩序、发展秩序的贡献者。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