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人文、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MHM2019)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大举行

11月9—10日 ,“医疗、人文与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Medicine,Humanity and Media——“Healthy China”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MHM2019)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

MHM2019参会代表合影

本次研讨会是继去年“医疗、人本与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的多元进路”学术论坛之后,北京大学再次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中国)协办。经教育部批准,此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11人,接受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大陆各高校及科研机构40多位学者投稿并进行会议发表,还吸引了来自高校、医院、疾控等医疗机构以及健康类企事业单位和媒体记者等100多人报名参会。研讨会以主旨演讲、分会场发言、学术出版工作坊、课程设置圆桌讨论,以及“南门健康传播系列讲座”等多种形式,对当前中国健康传播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交流讨论。

开幕式现场

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教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北京大学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的发展过程。2016年,在韩启德院士的支持下,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北大医学部合作,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健康传播研究生的教育,迄今已招收了三届学生,正在逐步探索出一条跨学科培养专业硕士的新路。俞虹指出,去年的第一届论坛还只是一个仅限于国内的圆桌论坛,今年扩展为参与者众多、活动内容丰富的国际学术盛会,反映出该专业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的上升。

俞虹致辞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作嘉宾致辞。他重点介绍了新技术对传播,包括健康传播的影响。他指出,新闻传播同当今社会一样,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呼唤着新的创新和探索。喻国明以5G为例,认为对于研究包括健康传播在内的传播学者来说,要及时跟进了解这种“高速率、高容量、低时延、低能耗”为特点的革命性技术将对传播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喻国明致辞

开幕式后,加拿大皇家汉樑大学的李臻怡教授和北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孙昕霙教授分别主持了两场主旨演讲。

北京大学许静教授以“科学健康传播 助力健康中国”为题,分享了她这几年投身健康传播专业建设的体会。她认为,从20世纪战争宣传开始,到后来的发展传播、营销传播、政治传播以及健康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就是在回应社会发展重大主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北大健康传播专业发展也应该顺应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依托北大,走跨学科发展之路。健康传播应通过对健康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传播干预,发挥传播效果,并更好地理解人类传播过程。

许静作演讲

Gary L. Kreps教授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健康与风险沟通中心主任,曾出版第一本健康传播教材,被誉为“健康传播之父”。他在“健康传播的方向”主题讲演中,全面梳理了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基本范畴、核心主题、关键理论模型、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发展方向,并重点介绍了他本人的全球健康传播研究。他指出,健康是一个脆弱而且复杂的过程,传播也有多个层面。

Gary L. Kreps 作演讲

Teresa Thompson教授担任学术期刊Health Communication的主编30多年。她以亲人与癌症抗争,以及对于死亡的态度为例,讲述不同文化下对于生命和死亡的认识和态度。她介绍,有些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知道自己的病情、什么时候死亡,以及知道这些后自己心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些人被告知简单的诊断信息,并被给予积极的话语;但是也有研究表示不应该给病人不现实的希望;还有研究表明患者的家人有时会比患者本人更加不能接受不好的结果;而当有的病人愿意面对现实时,如果不能得到医生的诚实告知则会感到更加痛苦。

Teresa Thompson作演讲

田懋一博士是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他以“移动健康的挑战与机遇”为题,强调随着5G时代的到来,建立在疾病管理大数据基础上的移动健康应用势必将以更深刻的方式影响我国卫生系统及相关干预措施;但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及实践还不足以为移动健康是否可以成为可持续的卫生医疗解决方案提供有力的证据。他表示,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始终致力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研究,今年更是与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合作,在中国汶川、宁波和宜昌三地开展“蓝宝石”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健康干预措施,协助改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农村地区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管理。

田懋一作演讲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刘德寰教授分享了他关于互联网医疗信任的族群研究。该研究基于用户对于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和渠道的信任情况,通过聚类分析和基本人口变量分析,进行移动医疗族群研究,探析医疗信任的族群差异和影响因素,并判断移动医疗行业发展趋势。刘德寰通过对移动医疗用户聚类分析,将这些用户分为六个族群,即小城精致派、年轻潮流派、社交依赖党、告知新锐党、中年精英组和中老年“顽固派”。他详细介绍了每一族群的特征、对移动医疗的使用习惯和信任程度,并得出一些医疗信任结论,如年轻人比中老年人信任程度更高、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信任程度更高、收入高的群体信任度更高等。

刘德寰作演讲

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赵晓泉教授是海外健康传播领域华人学者中的翘楚,是美国FDA烟草中心健康传播与教育办公室研究评估部门的主题专家和科学顾问。在有关健康媒体宣传运动的主题演讲中,他对美国诸多健康宣传案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他具体介绍了健康传播中有关“自我巩固”(self-affirmation)现象的研究。心理学中的“自我巩固”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各种不如意的事情时会产生失落和不协调感,“自我巩固”理论用于解释特定人群对特定健康议题的干预措施为什么会产生抵触情绪。对于怎样破除“自我巩固”现象,赵晓泉也提到了一些解决的方法,比如先提高信息接受者的自我价值感,当自我评价较高时,则有助于消除负面信息带来的威胁,信息则会被公正理解和接受。

赵晓泉作演讲

徐美苓是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她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健康风险沟通的一些研究成果。所谓风险,也就是不确定性。当今风险事件沟通的挑战包括风险议题多具延续性;风险预防应胜于危机解决;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增加;公众认知与判断过程的复杂性;中介者的瞬息万变(例如社交媒体的兴起)等。传统的风险沟通是以专家知识为出发点,但是民众对风险的处理是“情感简易原则”,在进行风险判断时是将感觉放置在第一位。风险沟通时民众需要透过媒体,大量补充新的信息以进行风险评估。专家、常民和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影响着风险沟通的复杂程度。

徐美苓作演讲

台湾辅仁大学传播学院的特聘教授吴宜蓁长期研究风险沟通问题。在对台湾的假油和地沟油两个食品安全的事例进行了3年的对比研究后,吴宜蓁得出一系列结论,如科学民主化的概念对于健康传播的研究意义重大,专家和民众之间开展对话比单向的教育更重要,食品安全培训班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培训班应由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此外,针对目前食品安全风险课程由不同领域专家开设这一现象,她建议这类课程应该建立跨领域教学团队,才能兼顾风险监测、治理、沟通与评估等多面向的专业。作为台湾健康产业创新学会理事长,吴宜蓁在“健康传播——从学术研究到社会创新“的专题讲座中,对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全景式描绘。

吴宜蓁作演讲

来自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Chul-joo Lee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健康差异背景下传播与政治信任对政策支持与个人积极性的影响”。他的研究聚焦于贫困人群、边缘人群所经历的更大的健康风险,以及传播是否有助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他以the VERB Campaign为例,研究健康传播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家庭教育背景和学历差异造成了不同人对信息接受的程度不同,健康信息的传播也是如此。那么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Chul-joo Lee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建议。

Chul-joo Lee作演讲

来自新泽西学院的John C. Pollock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兴趣包括健康传播、人权、新闻和国际传播,他还是《健康传播学报》的编辑。他此次讲演的主题是“赋权弱势群体:社区结构理论、人口统计学和健康传播”。John C. Pollock在讲演中阐述了很多新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健康权是一种新型的人权;他提及社区结构理论不是考察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而是探讨社会对媒体的影响等。

John C. Pollock作演讲

10日下午的8个分会场,分别以“社区与社会中的健康传播”“人际健康传播”“媒介使用与健康”“老龄健康传播”“技术与健康传播”“媒介公信力与健康”“健康叙事研究”和“健康传播策略”为主题。

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40位学者和与会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发言并进行深入讨论。

在总结阶段,在俞虹的主持下,徐美苓、新加坡国立大学蒋少海教授、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王秀丽教授、李臻怡、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江宜珍教授、武汉大学吴世文教授、浙江大学高芳芳教授、吴宜蓁分别对各分会场的发言报告进行了总结。

在会议的最后,俞虹总结道:“本次研讨会作者来自新闻传播、医药卫生、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等多学科背景,论文论题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确实达到了‘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的多元进路的主题诉求。短短两天的会议紧张而忙碌,但学者们也收获满满,不仅分享了新知,还对健康传播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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