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经济思想史，对文本中的关键词信息比较敏感。这次十九届五中全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报内容里的一个字——“强”。在我的印象里面，党的历次全会公报都没有出现这么多的“强”字。在论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这次全会提出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国内市场更加强大、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此外，全会还有“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等一系列有关“强”的重要论述。

众所周知，党的五中全会一般讨论的都是涉及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五中全会公报是十九大报告精神的延续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十九大报告里面，“强国”出现了19次，剔除掉出现5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一般性表述，其余14次“强国”分别是——人才强国（2次）、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强国强军。五中全会出现了11次“强国”——文化强国（2次）、教育强国、人才强国（2次）、体育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后者比前者少了“海洋强国” “航天强国”“贸易强国”和“强国强军”，“强国强军”在五中全会细化为“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海洋”“航天”“贸易”表述的缺失则是基于近三年来国内国际形势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在和“强国”相关的表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自强自立”是首次出现的新提法，并且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高度。这同样是对近三年来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回应，也是近代一百多年来“自强”思想在新时代的新表现。

将2035年倒推两百年是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清廷增定防范洋人贸易章程》。章程的条款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外洋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洋人偷运枪炮及私带其妇人等至省城，责成行商一体稽查……章程的名称表明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心态，章程的内容则显示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陷入了被列强肆意凌辱的羸弱境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天朝上国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承认自己的落后；冯桂芬在1861年刊行的《制洋器议》中认为，中国不如外国，“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在近代语境当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强”的概念。同年奕䜣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篇》中也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的主张。从此，“自强”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理想，刘铭传、彭玉麟、胡燏棻、汪康年……都围绕“自强”建言献策。洋务运动的两面旗帜，一面是“求富”，另一面就是“自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王韬在 1875年写出《变法自强论》上中下三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变法”的主张。王韬悲愤地写道：“以艰难拮据之际，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设非熟思审处，奋发有为，亟致富强以图自立，将何以善其后乎？”从此，“变法”“自强”风起云涌，融合成为晚清一时之风潮。

然而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遗憾的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当国家与民族的“自强”建立在对西方制度的迷信和盲目照搬基础上时，“自强”要么如洋务时期的昙花一现，要么就是根基脆弱的空中楼阁，稍有风吹草动便难以维系。我们需要的“自强”是“反求诸己”的自强，是不为外力所动的自强，当前环境下最需要的就是“科技自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通过革命战争站了起来，经过改革开放富了起来，十八大以来逐渐强了起来。制约我们更加强大的，是文化、科技、教育、人才等短板。文化不自信则神散，科技不自强则国弱，教育不自立则理穷，人才不自尊则民贫。这次五中全会要解决的，正是在初步强起来基础上如何更加强大的问题。若干“强国”目标，给我们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在波谲云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环境下，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我们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心剂，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强国梦很快就会实现。（作者张亚光系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