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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英才】行者无疆——记外国语学院季羡林教授
日期: 2018-04-04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编者按:鸿儒荟萃,领思想之潮;群英云集,开风气之先。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120年来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专家、学术大师,涌现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些杰出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北大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此百廿校庆之际,新闻网特推出“百廿英才”专题,和读者一起感受这些杰出人物的学识魅力、人格魅力、精神魅力。本网首先推出的是,党委宣传部于2006年采写的首届“蔡元培奖”获奖者专访。 

“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八十述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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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遗少”的成长:“从灰黄到浓绿”

“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他自身。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从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谢冕

1911年8月6日,没落的清王朝正在走向它不可复始的终结,而此时,一个新的生命,却执着地降落在了中国这方深厚的土地上。两个月之后,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而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混乱、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的季羡林先生从出生开始,似乎就在见证着历史的悲壮,也似乎预示着他这一生,必将有曲折坎坷、也将有壮阔波澜。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地方,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直至灰黄灰黄的天空,把整个村子严严实实地笼罩。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会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惟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只有当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时,才让人感觉到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的一丝生气。

清平县在当时是山东最穷的县,而官庄则是清平县里最穷的村,季羡林的家却又是全村最穷的家。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了。因此,季羡林的幼年时光并没有在私塾度过,大部分的时间是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母亲到地里摘绿豆荚,他便跟到地里,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捉到一只蚱蜢,他一定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这一段虽然短暂却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在季羡林心里留下了永生不能忘怀的印记,他对母亲的尊敬与爱,也持续了他的整个人生。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季羡林曾这样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1917年,季羡林告别了故乡、父母和儿时的伙伴,去济南求学,住在叔父家。叔父对季羡林的期望很高,正是叔父的严格教育,使季羡林从小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为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功的打下坚实基础。在季羡林的青少年时代,叔父为他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使他接受到很全面的教育。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季羡林每天从学校下课后,就先去古文学习班读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八年。此外,叔父还亲自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讲授给季羡林听,选文的内容大多是理学的文章。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虽然离乡求学给季羡林创造了极好的受教育机会,但另一方面,过早地离开家,寄人篱下,也使得季羡林在很小的时候性格就偏于内向拘谨、循规蹈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羡林从小就明白了发奋图强、勤奋学习的道理,也因此形成了这种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性格。

然而,尽管学习负担重、背负的压力大,季羡林内心深处的纯真与热情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小学的时候,叔父不允许季羡林看小说这种“闲书”,但季羡林却对它兴趣很高,平时在家读书时,桌上摆着“四书”,但他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常常是乐在其中、不能自已。冷不防叔父走进来,他就立刻把“闲书”丢进书桌下面的白面缸里,嘴里则念起子曰诗云来。

在学校则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后,或者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起来,常常是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个个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能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他自己常梦想当那样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剑便回到自己的鼻子里。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成百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树木都能戳断。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在砂袋里猛戳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了练习。

季羡林的初中是在正谊中学度过的。在正谊升入高中半年后,他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据季先生后来的回忆,“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称还能倒背。”当时教国文的是王崑玉先生,他是桐城派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了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他对季羡林影响极大,季先生是这样说的:“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后来,季羡林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作为对季羡林的奖励,这使得季羡林学习更加努力了。季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动机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面子”动机,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季羡林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一九二九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是在季羡林人生中重要的一年。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他们对季羡林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我写了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季羡林青年留影

一九三○年,季羡林高中毕业,来到北平考大学。由于中学期间的骄人成绩,此时的季羡林内心颇有点狂傲了。当时,考上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每个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但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择了清华。他没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这个选择,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清华出国机会较多,当时的出国风潮一点都不比今天弱。在清华,他选了西洋系,专修德文。对老师四年以来的授课,季羡林不是很满意,他认为,使他受益最大的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先生在自传中回忆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从进入正谊中学开始,季先生的生活色彩已经渐渐由灰黄变得淡绿,然而枯燥、乏味、孤独依旧。那么进入大学以后,他的生活已经是真正的一片浓绿了。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清华校园里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同学间的真情,都使他永远难忘。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受母校山东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这番描述,看起来轻松活泼,但仍然可以想见季羡林当时“如履薄冰”的心情。教了一年书后,恰逢天赐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先生报名应考,轻松被录取。这年深秋,季羡林离开祖国,远赴异邦,开始了生命的另一段征程。

留德十年:追逐一个梦

“他将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圆融之智,与他在西方文化中汲取的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加上山东大汉的倔强的民族精神,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季羡林的名字,将作为21世纪东方文化的一个象征闪烁着光彩。”

——刘煊

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到了风景秀丽的小城哥廷根,也许他还没有预料到,这里竟然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将在这里度过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

1936年的夏学期,他在教务处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不已——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在清华读书时,他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讲授的“佛经翻译文学”,当时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是因为国内无人能开此课,夙愿一直无法实现。现在真是天遂人愿,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在日记里他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讲授这一课程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的专家。他虽然年轻,但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享有盛誉。后来季羡林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正在担心这一课程会因选课人数太少而停开的时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满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几句,很快正式讲起课来。尽管只有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这是季羡林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初次见面。从此,季羡林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也找到了一位最理想的引路人。在《留德十年》中他曾这样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羡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顿热汤热菜。季羡林就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哥廷根大学是学梵文最理想的地方,她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梵文学者云集,比较文学史学的创建者本发伊、最伟大的梵文家瓦克尔纳格尔都曾在此任教,而且图书馆梵文藏书富甲天下。季羡林用“梵学天空,群星灿列”来形容这座德国古老的大学。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这些都是拿到博士学位所必须通过的。第六学期伊始,季羡林就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向教授表示“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 。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着手教给了季羡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羡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季羡林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眼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吐火罗文,5—10世纪通行于塔里木盆地,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运回柏林,西克和柏林的西克灵教授穷3O年之力,终于读通,使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但季羡林“不以为苦”,以惊人毅力“跳过龙门”,成为东方第一个读懂吐火罗文的学者。

其实西克教授提出要给季羡林讲吐火罗文时,季羡林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还没有想到学吐火罗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习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1940年12月至1941年 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在当时颇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让人把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的印度,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克劳泽教授对季羡林这一发现,赞口不绝,逢人便说这件事,使整个东方研究所的学者们,都对季羡林称赞不已。

此后,由于战争的原因,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1945年1O月,二战终于结束,季羡林立即匆匆束装上道,回到祖国故乡,“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它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季老心中装载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东方、乃至整个世界。他是为传播整个人类的文化和精神毕生耕耘、无私奉献、闪闪发光。季老的人生原本就是一部书,一部启迪人智慧的书,一部净化人心灵的书,一部永远激励人奋进的书,一部令人回味无穷的书。”
                                                                                          
——闵维方

在离开哥廷根前,季羡林接到由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梵文资料最全面的地方,那里丰富的藏书和他从事梵文研究的欲望,使得他在回国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一想到当时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丧尽天良。

幸运的是,陈寅恪先生早先已得知了他的学术研究状况,立刻向北京大学推荐聘请季羡林任教。得到这一消息,季羡林喜出望外。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1930年他曾考取北大,但只因当时想出国,因而选择了清华。现在又要回到北大了,他激动得不能自已。更令他惊异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学校就决定任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实在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一星期,便提升为正教授,这在北大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执教北大却面临着新的严峻问题——研究资料极度缺乏。北大图书馆藏书虽然甲天下,但是有关季羡林专业研究范围内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虽然比北大图书馆稍多一些,但是除了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它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没有。这种情况季羡林回国前是估计到的,但是没有想到缺失这么严重,完全不可能继续进行梵文研究了。此时的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无可奈何之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读书时,因为觉得有趣,曾随手从《大藏经》和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和比较文学史方面的资料。当时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只是觉得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现在想来,在目前情况下,搞一搞这方面的研究,倒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尽管中国图书馆缺乏有关印度方面的材料,可是中国典籍浩如烟海,至少中国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跟印度沾边,不致于十年工夫前功尽弃。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就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下手。这就是季羡林之所以从事这两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原因。当然,随着研究的深人,比较文学史研究逐渐扩大为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从中印比较文化史研究进而扩展为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当历史的脚步走到2O世纪50年代,一切都变了,这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批判,批判,再批判成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时代,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

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燕园都没有真正安静平和过。别说是学术研究,就连过几天正常的生活都成为一种奢求。从“牛棚”出来后,季羡林被命令去看楼门、守电话,又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这种无事可干的日子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折磨,每天只是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内,瞪眼瞅着人来人往、进进出出。这时他心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为什么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干,以打发这“有涯之生”?

最后,季先生找到的“无益之事”竟只有翻译。并且他还不想翻译原文短而容易的,因为担心门房这个职业很可能短时间内摆脱不掉。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省去经常换原文的麻烦,即使不能一劳永逸,也可以一劳久逸。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季先生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一共是厚厚的八大本。《罗摩衍那》汉译本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从l978年起,整个政治大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季羡林感到“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地思考了,从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起来。”

1981年季先生开始写作《糖史》。为什么要写看似科技史的《糖史》呢?季先生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谁想到在四十多年以后,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先生看。季先生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由于敦煌卷子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极为稀少,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它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尤其是“煞割令”这个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有一天他顿悟到:“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全部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

由于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都在古书中,用网络或其他方式均无从查找。他只好采用最原始,最笨,却又不可避免的办法——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为了写《糖史》,他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他在回忆这段工作时写道:“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季羡林人生漫笔•我的学术总结》)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中国,也传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her, 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von Lippmann的《糖史》(德文版),一部是Deerr的《糖史》(英文版)。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第一个。

《糖史》写作完成以后,他又着手《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写作。这时,他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里。“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也不是一座容易攻克的堡垒,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他只好向海外求援。季羡林所需要的资料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等得不耐烦时,心里经常像火烧油浇一样,却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如此又熬了一年,才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作。

在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后,他长吁了一口气,本想休息片刻,没想到《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上门来。其中“新疆卷•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目前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推辞不了。只好又拿起笔来,继续战斗下去。

另外必须提及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先生还主持了规模宏大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一工程。《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它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过的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见闻,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语言简洁,记事准确。全书共十二卷。由于它保存了7世纪中亚、南亚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近代以来,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都视《大唐西域记》为鸿宝。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研究这本书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因为它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的必读文献,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史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20世纪早期英国的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 Smith)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这本书流传一千多年来,版本众多,错讹之处也很多,地名、人名皆不统一,这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许多译本中出现错误。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因此对《大唐西域记》作校勘和注释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因为该书内容涉及到古代中亚史地、古代印度史地、佛教、梵文、巴利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多门学科领域,能通晓这些领域学识的人,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最好还能懂英文或日文,以便校注时与英、日译本对照参考。这样一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文革”以前,中华书局曾经决定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并派编辑谢方求诸北大学者,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谢方等讨论此事。l977年底,中华书局旧事重提,决心把《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重新拾起来,并列入出版计划。季羡林也欣然答允了这一任务,并表示全力支持。后来,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尝思有以雪之。”

于是,以季羡林为首,邀集了张广达、朱杰勤、杨廷福、耿世民、张毅、蒋忠新、王邦维等七位专家,组成校注班子,开始工作。由于季羡林“反对挂空名不干实事的主编”,这本书没有设主编,只署名“季羡林等校注”。但是,季羡林做的却是主编的工作。他除了参加注释工作外,还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在审阅过程中,他不但仔细批改,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对一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重要条目注释,还亲自重写,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呔吠陀”的注释,就是他全部重写的。除此而外,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经过深入研究以后的新解,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注释的错误,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在内。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l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的校注,既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人成果中的错漏之处,努力解决了一些前人忽略的问题或遗留的难题。这本书在l990年重印,前后共印9200册。对这样一部非常专业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来说,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可观了。

《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以后,季羡林考虑到一般读者即使有了新的注释也难以读懂该书,实有今译之必要。于是又趁热打铁,另组班子,定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l985年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今译》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按季羡林的计划,第三步应当是将《大唐西域记校注》译成英文出版。因为国外现有的两种英译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但由于此事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暂时还难以实现,只得等待时日了。

季羡林对《大唐西域记》的评价是:“经过了一千多年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在最近一百多年内的考验,充分证明《大唐西域记》是有其伟大意义的”;“从中国到印度去的僧人写了不少的书,但是所有这些书同《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都如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从古代一直到中世,到过印度的外国人也非常多,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载。……但是,它们都无法代替《大唐西域记》,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纪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靠这本书。”所以,“《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部书相比的。”

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并且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这样的成就,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

逝水流年真情在  晚霞秋色话家常

“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了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

                                                                                      ——袁行霈

每天凌晨四点,还在沉睡的朗润园里一定会有一盏灯亮起,而那一定是季老开始伏案挥笔。这时的燕园静悄悄,没有一点声响,这是季先生最爱的黎明前的北京,是他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文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窗外渐渐亮了起来,这时季老会抬起头,透过玻璃窗,望见远处东方的天空一片青白,朝霞正慢慢地散开,博雅塔的身影清晰可见。往近处看,窗前的白玉兰正含苞欲放,湖岸柳枝摇曳,湖中碧波荡漾。间或有散步的老人从窗前走过,或者晨练的年轻人跑过,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这时,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老伴来招呼他吃早饭。一杯热茶,几片烤馒头片,一碟炸花生米,这是季先生最喜欢的早餐。吃完早饭,他便提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人造革书包,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

从13公寓门口,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是一条曲径。季羡林喜爱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几十年来,他每天沿着这条路走到外文楼去上班,中午又沿着这条路走回家,来来往往,不知道在小路上走过多少次。每次他走在曲径上,便会感到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感。这是一条不过百米长的小路,但是,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路。它在《红楼梦》里都曾有过记载。这条路在燕园里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把它称为“后湖”。小路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中间有溪水流淌,溪上有一石板小桥,供行人通过,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点染。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种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夏天,湖中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一到冬天,则有白雪覆盖。

这条幽径给季羡林留下印象最深、最让他留恋的,则是路边的一株大藤萝。它既无天棚,也无支架,而是攀附在几株大树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慨。每到春天,走在树下,一股幽香会蓦地撞进鼻官,抬头看去,在团团绿叶中,一簇簇紫红色的藤萝花正在绽开。季羡林每次走在藤萝下面,闻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鸣声,会“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不幸的是,后来这株藤萝被人砍掉了,这使他悲哀至极。他提笔写了《曲径悲剧》这篇著名的散文,表达了他的愤怒与悲哀。

季羡林总是提前十几分钟来到办公室。待到8点钟,东语系的同事们上班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坐在系主任办公室,已经开始工作了。整个上午,他就在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各种事务、接待各类来客中度过,一刻也不得休息。中午,季羡林又沿着幽径走回家去。午饭也极简单,以素菜为主,吃面食,也吃米饭。他喜欢吃大葱就馒头,这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他特别爱吃荠菜馄饨。春天,每当他早晨离开家时,看见老祖背着大黑书包,艰难地往小土山上走去,就知道老祖是去挖荠菜。这时他便幻想着午饭时可以饱餐一顿荠菜馄饨,心里乐滋滋的。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吃完午饭,看看报纸,翻翻杂志,歇息片刻,便又去外文楼上班。傍晚,下班回家,走完曲径,来到13公寓西边几间古老的平房前,他会停下脚步,站着同房主人聊几句天,顺便看一看他种的花。季羡林为了赏花,路过时,和花主人聊几句天,顺便也看看“蹭”花,满足一下自己的美感享受。看完“蹭”花,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这时,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全家人一起吃晚饭。饭桌上,季羡林总要同老祖、妻子聊聊家常,或者听一听她们有什么见闻。饭后,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季羡林便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或者顺手拿过一本书来“随便翻翻”。这“随便翻翻”是鲁迅先生说的,其实它是治学者开扩眼界,发现新意,积累资料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如果翻到有价值的资料,有新意的见解,他便会随手拿过一张纸片,把它记下来。这些纸片有信纸、旧日历、用过的信封、请柬等等。几十年过去了,季羡林随手记下资料的纸片,已经与他“等身”了。在有电视以后,他除了看新闻联播外,还喜欢看说书节目,什么《小五义》之类的,这是他一天中惟一的消遣。晚上9点半左右,他准时躺下睡觉。

季先生的散文一如他朴实无华的生活,却融最真的情思于其中,漫谈身边琐事,泛论人情世局,随手拈来,而最高的境界更是“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这是一种历尽沧桑后的宁静与淡远,有如秋后的山林,雪霁的原野,人生况味溢于笔端,如行云流水一般。季老的学生乐黛云教授特别喜欢他的散文,她说:“文如其人,季先生的四卷散文,无一篇不是出自真情,尤其是那篇《二月兰》。”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在季老的笔下,春天的和风吹来,“二月兰一怒放,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只要有孔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乐黛云教授更是从二月兰的形象中看到了季老的人格。她曾经感慨地说:“季先生的二月兰,在他失去亲人、感到无边的寂寞和凄凉时,在文化大革命那些‘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的日子里,‘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十年浩劫结束,人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月兰也还是‘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紫气直冲霄汉’!和永恒无穷的大自然相比,人生是多么短暂,世间那小小的悲欢又是多么地不值一提!应该开时,二月兰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真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每次读先生的《二月兰》,我都仿佛看到先生人格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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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季先生是平民中的大师,是大师中的平民。他一生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但任何时候见他都是一件中山装,现在已经洗得发白,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手边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使是在青年时期,在德国留学时,也是如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不在于他的服装。“我看了一幅照片。报纸上,一个农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劳动。我觉得有点滑稽。那你是什么意思?劳动就劳动。那就表示你劳动是假的,专门为拍照的。因此,我有一点逆反心理,我就不穿,我就是出国也是这一套,到哪儿也是这一套。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算了。”

季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人,爱憎分明。碰见那些摆官谱的人,他是理也不理,连招呼也不打的。可对待师友、亲族,季老却说那是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方,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这浓浓的人情味,正如草木之于土地,游子之于故园,承袭而来的“根”的情结是永远也割舍不断的。在北大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某年新生入学,一青年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偌大燕园让他找不到北。情急之际,看见一位穿布衫的白发长者,便把行李往他身边一放,招呼道:“老同志,请帮忙照看一会儿行李。”然后就自己报到去了。季先生就一直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逛了许久回来后,发现被当作工友的长者依然为他守着行囊,寸步未离……3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惊讶地发现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长者竟然就是台上坐着的副校长、享誉世界的季羡林教授!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教授经常与先生外出开会,不时搭乘给先生派的车。作为晚辈应是谢教授每次事先随车出发前往迎先生。但先生总是说从朗润园到谢教授寓所畅春园顺路,“还是我前去接你吧。”这种礼仪上的失序,先生却视为平常,在这位本色老人面前,一切虚华客套都是多余的。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先生却始终保持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

谈笑有鸿儒,往来亦有白丁,这也是季老生活的写照。有一个叫魏林海的掏粪工人,家住海淀区六郎庄乡,喜学问,好书画。香港回归时,魏林海与乡间几位朋友拟在自家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并想请一个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最初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倨傲十足。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请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于是斗胆找到季羡林先生。季老闻悉掏粪工人求题,欣然提笔,“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很快就写好了。季老墨迹苍劲有力,韵味高古,挂在展室,颇具高雅之气。缘此,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白化文教授这样描述他的为人:“这位先生衣冠总是整洁而合宜的,他的视盼和蔼中带有严肃;他的举止恭敬却很自然。他平常待人接物朴拙得像不会说话,但遇着该发言时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以轻微的诙谐。他所喜欢的性格是‘刚毅木讷’,他所痛恶的是‘巧言令色’,他永远是宁静舒适的,他一点也不骄矜。”

季先生还特别喜爱动物,把它们视作伙伴。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有一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季先生二十年来先后养过四只猫。他同每-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亲自为猫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他散步,猫便随其后。猫生病了,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为了让病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肉店为猫买回牛肉或猪肝来。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季羡林爱猫,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但是猫们也有让他心烦的时候:“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就是它们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

季先生曾多次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正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凡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前方总有野百合盛开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你兼有住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有几个能够赶上?……你的人,朴素非常/你的衣着和你的人一样/天天跑图书馆/习以为常/你珍惜每一寸时光/你学识渊博,对西方文化/最有资格比较衡量/你潜心学海/成绩辉煌/探及骊珠,千秋万岁放光芒!

                                                                                       ——臧克家

一见到季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个大大的眼袋。那不是常见的一种寿征,那眼袋里藏的是眼泪;他的眼袋之所以大,是因为感情太深,流了太多的眼泪。

季老有一个永久的悔,就是儿时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6岁就离开生母,后来有两次短暂的见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呆的时间都很短。想着母亲多少日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他发誓要在大学毕业后好好孝顺母亲。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他上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就去世了。“当我从北京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不该,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此后数十年,季老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直到耄耋之年,面影迷离模糊的母亲仍频来入梦,季老“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近些年,季老有一些师辈、故友相继故去,他在写悼念文章时,总是充满着悲哀,以至经常“泪眼模糊”,“泪如泉涌”,心灵颤抖。感情的丰富并非是因为年纪大了。1935至1945年,季老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有一位“母亲般的女房东”和两位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和西克教授。1941年季老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一度尝试回国。其时,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入伍,只剩下西克教授,想到一离开德国,“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之八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就容易动感情,现更抑制不住了,很想哭上一场。”后来二战爆发,季老终于没走成。战争期间物资缺乏,季老几年都是饿肚子的感觉,做梦都梦见家乡的花生米,因此他发誓要给西克老人增加点营养。他省下一两个月的奶油,又不知从哪里弄到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最有名的糕点店烤了一个蛋糕。当他像捧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时,教授双手颤抖,叫来老伴,共同接过去,连声“谢谢”都说不出来了。虽然这给他自己腹中的饥饿之火又加了一把火,但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季老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愿意观察许多别的老年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人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这样的人,他绝对看不起。他欣赏那些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近期颐,已经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人。季羡林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甚至对人生,他采取的态度是道家的。他的具体态度和立场是: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20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对待名利,季羡林也采取道家的态度,是超脱的。他是陶渊明的信徒,陶渊明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顺尽

无复独多虑

这诗是季老生活的座右铭,而对待工作和事业,季老则采取儒家的态度,积极进取。已经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近9个小时,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他在《罗摩衍那》后记中的一句话:“我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

工作量这么大,同时还能保持健康与豁达,难道季老有什么养生保健的秘诀吗?据季老的助手兼秘书李玉洁女士介绍,季老生活非常简朴,最常穿的衣服是中山装,饭菜清淡素简,从不讲究养生。对此,刘梦溪的看法也许能道出个中秘密:“仁者寿。季老为人平易自然,淡泊、阔大、有爱心。他的长寿是内修的结果。”

而季羡林先生却这样总结自己的养生之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所谓“不锻炼”,绝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魂,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游游泳,但也都不精于此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的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

不挑食是很简单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全不予以考虑。他反对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这样挑来挑去,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季羡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

不嘀咕实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他对有人无病装病,有人无病却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厌恶,看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有的人吃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这自然不在话下,而削了皮的苹果还要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羡林心想,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他还能活下去吗?

在人生征途上,先生已走过90余年,《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序言中他说:自己前面的道路有限了,可也并不想现在就给自己做结论。我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非易事。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很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位过客,非走上前去,想休息恐怕不可能。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还要选择这一条路。我还想探索真理,探索真理是永无止境的。” 

随着岁月的沉淀,我们看见,季老那看似沉静实则饱蘸激情的人生不但没有丝毫的枯萎和凋谢,反而愈发泛彩流光、愈发富有魅力。就像季老在《八十述怀》一文中所言:“我知道,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道路前方野百合花和野蔷薇的影子。”(作者吴敏,标题有所改动,原文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一:行者无疆——记外国语学院季羡林教授” )

(季羡林于2009年7月11日辞世,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13日)

编辑: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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