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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路上,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
日期: 2018-12-21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编者按:2018年11月6日,备受瞩目的何梁何利基金2018年度颁奖大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成为本年度医药领域112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7名获奖科学家之一。本网转载校报记者对黄晓军教授的专访,听他讲述攻关血液病难题的行医路。

曾经,一部风靡亚洲的日本电影《血疑》让很多中国老百姓对大岛幸子得的白血病心惊不已。的确,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恶性肿瘤,绝望、恐惧的患者与死神展开着无力的对决。病人的痛苦、家属的眼泪让刚刚博士毕业留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的黄晓军决心一定要拨开白血病的阴霾,为患者挽回生命之光。

20多年来,黄晓军践行着行医的初心。他带领团队拿出了被全世界公认有效的“北京方案”——非体外去T单倍型移植治疗体系,极大地提升了白血病的总体生存率。“北京方案”获得2016年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之首,黄晓军也因此获得2018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青睐。

黄晓军

“西方方案行不通,我们自己来”

与记者相约的采访时间是下午2点。1点55分,黄晓军还在人民医院住院部10层的会议室里给博士后进行论文指导。

“这个实验不要拖,我们都给你创造条件,尽快做出来,有了好的结果争取能第一个发表!”黄晓军给记者的最初印象就是“速度与激情”。

也许正是这份对于科研创新孜孜不倦的渴求,让黄晓军在白血病诸多难题面前成为国际上第一个解答者。这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当属创建的“北京方案”基本解决了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来源匮乏这一世界性医学难题,引领人类医学进入“人人有供者”的新时代。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公认的治疗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然而,传统的移植仅限于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全相合的供受者之间,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能够配型成功的概率很低,解决供者来源难题最好的方案就是单倍型移植——即HLA不完全相合的情况下的移植,这使得患者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成为供者。

2018年首个“中国医师节”,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图为黄晓军在诊治病人(范丙申 摄)

路子是正确的,然而实施的过程并不轻松。单倍型移植的排斥率高达70%-80%,这使得单倍型移植长期以来成为了移植“禁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白血病专家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去除导致排异的T细胞。1994年,意大利医学专家首先实现了去T细胞骨髓移植。这样就不会出现抗宿主的问题,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感染排斥复发升高。

“难道真的要回到化疗的老路?”90年代开始,黄晓军就反复琢磨着单倍型移植的方案,“不能再沿着老外的方案继续下去了,我们用中国思路解决这个问题!”

黄晓军苦思冥想这样一条路径——能不能把T细胞的功能暂时管控起来,让它在早期不产生抗宿主病,它输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它们适应了,再把T细胞功能放出来,然后让它慢慢去抗肿瘤慢慢去抗感染。“我们锁定了G-CSF。G-CSF是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最早被用作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外周血内含有的T细胞数量是骨髓中的十几倍,但移植后发生抗宿主病的几率却并没有显著差异,因而有人推想,G-CSF使得T细胞的功能发生了改变。”

后来,黄晓军开始带研究生,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带着学生们做起了体外实验,对G-CSF的机制进行系统的免疫耐受研究,一步步将“灵感”转化为现实。

“科研攻关就是在质疑中不断推进”

2001年,黄晓军在HLA20%不相合的病例身上尝试“不去T细胞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取得成功。病人奇迹般地生还并康复出院。当年,黄晓军一鼓作气,完成5例HLA不完全相合的病例治疗。

2007年,在已有大量成功案例的基础上,黄晓军正式宣布了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难题破解,国际上称赞与质疑的声音交杂产生。2009年,黄晓军应全球最大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邀请去作报告,有些专家在会上就对黄晓军的方案产生质疑——是否有大量的统计学意义的支持?是否方案只倾向于低不相合率(如HLA不相合小于50%)病例?是否能够应用到世界各国人种中?

质疑并未压倒“东风”。黄晓军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只是有过不服气。”接下来的数年里,“不服气”的黄晓军带领团队在HLA50%不相合的病例治疗中取得大量成功,多国专家使用他的方案使得白血病的生存率提升至70%左右。黄晓军带领着团队不断完善治疗体系,一个又一个难题被攻克,一项又一项成果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柳叶刀》等国际顶尖医学杂志上。

目前,黄晓军带领团队创建的这套方案在法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作为临床常规应用,2016年,方案被世界骨髓移植协会正式命名为“Beijing Protocol”即“北京方案”,并推荐作为全球缺乏全相合供体的移植可靠方案。

“北京方案”被写入国际骨髓移植权威教材,并在美国、英国等国骨髓移植协会相关指南中引用。“中国人的成果作为了欧美的指南,这个在以前并不多见。”黄晓军自豪地告诉记者。

“做医生一定要有人文情怀”

作为科学家,黄晓军带领着团队在白血病治疗领域“攻城拔寨”。作为医生,黄晓军最在乎的是为病人多看病,尽自己最大的能量解除病患。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作为“大医生”的黄晓军依然保持着一周出诊三次的频率。只要是在北京,不开会的日子里,黄晓军每天都会到病房转转。曾经有一次,周一在深圳出差,周三在香港有会议,周二一天的功夫,黄晓军还做了“空中飞人”,回来北京出门诊。“因为病人看到我就会有谱儿,看不到我心就悬着,所以我得回来!”黄晓军诚恳地解释道。

黄晓军带领医生们查房

对团队十分严厉的黄晓军面对患者永远和蔼而阳光。他反复跟记者强调“人文关怀”这个词汇。“得了白血病本来就已经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不仅要从专业方面帮助他们走出难关,也要用心用语言去和他们沟通。”黄晓军常常鼓励团队中的年轻人与患者多聊天,要及时了解病人每天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

目前,作为国内血液病治疗的顶级专家,黄晓军可以选择到国外发展,也有数家国内私立医院高薪聘请他做全职或兼职医生。然而黄晓军选择的是一心一意地待在工作最累环境最嘈杂的公立医院。黄晓军说自己没有什么“钱”的意识,他看重的是公立医院能够接触到大量的病例,能够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能够更好地开展临床和科研攻关。“每个人选择的路不同,对于我来说,治病救人高于一切。”

 “年轻人,要在‘功利’中学会‘不功利’”

当被记者问及拿了“何梁何利奖”的获奖感言,黄晓军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希望把团队建设好!”

如今的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与其说黄晓军是这个精英团队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引路人。

在担任血液病研究所所长的数年里,除了临床和科研外,黄晓军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提高科室整体科研实力和技术实力上。他坚持着“专业为主、行政为辅”的管理机制,不仅以身作则,避免在行政级别上压制年轻人的发展空间,还经常为团队成员进行理想信念和方法论的指导。他根据每位医生所长,对他们的科研方向进行精准定位,形成分层培养机制,不断为医生们搭建发展平台,激励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独当一面。

十余年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实现了实验室从无到有并最终成为重点实验室的突破。血液病研究所现在是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国家药物临床研究基地,先后承担了国家“863”高技术研究计划、国家“九五”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一批优秀的医生在团队中异军突起,逐渐发展为国内血液病领域的中坚力量。

作为老师,黄晓军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将发表论文、晋升职称作为科研动力的现象表示“既理解又不太理解”。他明白职称对于年轻人的重要激励作用,但又不希望这成为他们人生奋斗的全部意义。“能够在‘功利’中学会‘不功利’”是黄晓军对年轻人的寄语。黄晓军认为,年轻的医生不仅应树立短期的具体目标,更应该树立持续坚定的信念。“比如发文章是一个功利的目标,但是也是研究和成长的一个节点,发文章的过程必须要伴随着能力与研究水平的提升。但最终的目标,一定是治病救人。医者要葆有医者的初心!”黄晓军如是说。(文/校报记者 张守玉 韩芳)

延伸阅读:

何梁何利基金于1994年设立,由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何善衡、梁琚、何添、利国伟先生共同捐资创建,旨在奖励取得杰出成就和重大创新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该基金每年评奖一次,由专业评审组初评、评选委员会终评,最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获奖人选。

 

编辑: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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