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每个北大人都有一段关于北大的记忆，都有自己的北大故事。北大新闻网特联合医学部党委宣传部、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合作部、校友工作办公室、离退休工作部等开设《70年·我的北大故事》专栏。

专栏通过报道70位普通北大人，分享他们印象深刻的、与北大有关的故事，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录和反映北大的精神传统、师长风采、校园文化、精神风貌，和读者一起在尘封的记忆里，感触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北京大学，进而感受时代的变迁。

需要说明的是，北大有数十万师生校友，我们仅从中选取了70人进行采访。由于时间有限、认知有限，在人物选取上难免有一孔之见，希望读者诸君指正。

新闻网正陆续推出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个人简介：刘瑞珣，1938年3月出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1981-1983年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高工）进修学习，1991-1995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主任。

“我是81年经系里选派去的瑞士苏黎世高工，当时40多岁，在派出人员里也算是年轻的。”尽管近40年过去了，谈起在瑞士的留学经历，刘瑞珣感到仿如昨日，留学生活中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仍然历历在目。

刘瑞珣

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领导人、国家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力度不断加大，从1978年的几百人，迅速增加至1981年的近3000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刘瑞珣成为了当时国家派出的留学进修人员中的一分子。

在瑞士留学的两年时间里，瑞士如画的风景、丰富的地质资源、纯朴善良的当地人让刘瑞珣常常回忆起那时的美好时光。

深夜的“守护者”

“要抓紧这两年时间好好学习专业知识。”

刘瑞珣一到苏黎世高工，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但是由于经费有限，“宿舍非常局促，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床，实在不便于学习，所以我就想晚上能不能到办公室去学习”。

尽管当时苏黎世的本地人很少会加班工作，晚上似乎也都不怎么出门，但刘瑞珣还是决定“破例”向自己课题组的导师Ramsay教授申请一把图书室的钥匙。

被导师千叮咛万嘱咐后，刘瑞珣走完了申请程序，如愿拿到了钥匙，晚上学习空间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第一天晚上，在办公室自己的工位上刚坐下没多久，刘瑞珣就听见外面防盗门开关的声响。学校晚上几乎没有人来，这会是谁呢？办公室门一打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魁梧身着制服的警察，身旁还有一只警犬。“那人说是学校所在片区的警察，问我晚上在这干什么，有没有钥匙，有没有钥匙的授权证明，我都一一给他看了，警察认真查看后才转身离去。”

第二天晚上，警察和警犬又来了，还是照例检查了一遍，走了。第三天晚上，警察又出现了。这回他没有检查钥匙和证明，反倒和刘瑞珣攀谈起来。

办公室里，很多工作人员会把手表、相机等私人物品放在自己的工位上，“我就想这个警官每天都来估计是担心这些财物的安全”。

刘瑞珣向他建议说，为什么不让这些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私人物品都收好、锁好，这样他的工作量也小些。

警察的回答让刘瑞珣感触很深：“公民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任何不妨碍别人的地方，这是他们的自由，任何人不能干涉，而保护好公民的财产安全就是我的责任了。”

第四天，看到办公室的灯亮，警察终于不再来了。但在深夜学习的刘瑞珣知道，在自己办公大楼的不远处，有一位恪尽职守、极富法律意识的警察在陪伴着他。

刘瑞珣

没有锁的自行车

苏黎世的南面，坐落着地质资源及其丰富的阿尔卑斯山脉，任何一个到达瑞士的地质学者都不会错过这样绝佳的考察机会。

“本地的学生一般都会自己开车去野外考察，他们有时也会让我搭个便车，但总是蹭别人的车也挺不好意思的，坐公交又不方便。”想来想去，刘瑞珣决定自己租个自行车，骑车来回方便，车上还能驮些地质标本回来。

去了租车的店里，刘瑞珣惊奇地发现，这些车“哪哪儿都挺好的，就是没有车锁”。“这些车没有锁的话，不会丢吗？”刘瑞珣问店主。

“只要不把车停在妨碍别人的地方，就不会丢。”

“如果丢了怎么办？”

“这些车都有保险，只要不是因为停在妨碍到别人的地方，丢了也不用你赔。”

刘瑞珣这才放下心，“当时哪里有多余的钱能赔得起这自行车”。

两次、三次……按照店主所讲，每次去山上考察的时候，刘瑞珣都把车停在合适的地方，保证没有妨碍到别人，尽管车没有锁，但的确从来没有丢过。

“每次我采完标本回去，都看见车好好地停在那儿。”

刘瑞珣在地质学系百年华诞校报专刊上发表的绘画作品。刘瑞珣说，野外地质工作提升了自己的绘画水平

市长的宴请

留学期间，对刘瑞珣而言，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的苏黎世市长宴请当时所有在当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市长为什么要请全体的中国留学生吃饭呢？“收到通知的时候，我也挺疑惑的，心想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大家也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既然收到邀请，大家也都去了。”

餐馆不大，吃的是西餐，为了照顾中国人的习惯，除了刀叉，店里也准备了筷子。“吃饭的时候，市长很高兴地向我们说明了宴请中国留学生的理由。原来，在苏黎世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中，学校的教授们对中国留学生的评价最高。当地人也都对中国学生有着非常好的印象。他想借此机会向中国留学生们表达钦佩和感谢，并希望我们能一直保持下去，勤奋刻苦地做学问。”

刘瑞珣当时听了这番话深受鼓舞。

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均GDP不到300美元，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瑞士的15000美元。“瑞士当时的确比我们发达很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比他们穷，就看不起我们，对待我们中国留学生很尊重、很友善。”

“不限制弱小国家的发展，开放学术资源，平等相待，这难道不是发达国家最佳的风范和态度吗？“刘瑞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