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受疫情影响，消费需求不振和临时的经济休克致使很多企业难以维系，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从事服务业的企业。

服务行业如旅游业、餐饮业的业绩呈现显著的季节性特征，如春节、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都是往年的业绩爆发期。疫情的冲击使得今年居民在春节和五一期间的消费总量大打折扣。对于许多企业而言，前期已经投入的成本自是难以收回，不仅难以获得预期的收入，还要照常支付员工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中小企业如何生存？一是企业自救，断臂求生；二是借助国家、社会团体的帮助，共度难关。从历史来看，国家政府针对灾荒救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法：一个是减税，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国家实行救济，向外放款，给予融资优惠，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三是扩大政府消费、拉动需求。

本次两会着重提及了如何救治和帮助中小企业发展。例如，在减税方面要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之前出台的本年度6月底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间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方面同样有所提及：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到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的贷款尽可能地向下顺延，对其他困难企业的贷款协商延期。降低工商业的电价、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亿元。此外，本次扩大政府投资既要拉动消费回升，同时又着重强调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未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继续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并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项形式扩大有效投资。

从企业的视角来看。首先，本次疫情是加速企业经营信息化、数字化整合的过程。许多服务型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和物流的基础，革新商业模式。例如，饮食娱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这些市场需求永远不会消失，只是市场需求的形式会产生改变。过去，人们习惯到饭店消费，现在大家出于对疫情隐患的考虑，更偏好外卖的消费形式，这使得线上消费迅速增加。

其次，企业要提升危机意识,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周期表现为繁荣与衰退的周而复始。对此，国家有政府的危机管理；类似的，企业也要有自己的应急方案。许多企业没怎么经历过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因此管理观念只适应常规化的市场环境，一旦遇到特殊事件，就难以应对。疫情下的市场需求萎缩、不可抗力下的劳资关系都应该纳入企业日常管理的考虑范围。面对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的环境,特别是各类风险和危机频发，企业要完善应急预案，保障企业在特殊时期下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流程平稳运行，增强企业抗击风险能力。

再次，古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疫情之下，“危”“机”并存。本次疫情对于电影院、商场、教育机构等线下消费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同时也催生了网络视频、线上购物、网络教学等新的需求。在信息技术不断更迭提升的背景下，企业应当积极搜寻消费者新的需求动向，开拓蓝海战略,探索新商机、新行业、新机遇。疫情也是市场实现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一部分，在疫情中得以存活的企业在未来的行业发展中也能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我个人对于中国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也将不断提升。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通过合理的消费引导和企业在供给端的升级转型，中国的内需可以成为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如此规模巨大的市场，全世界独一无二。以中国经济的体量，未来必将涌现出更多世界500强企业。

第二，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各地政府部门不遗余力地规划开发、招商引资造就了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体系方面的绝对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劣势。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机制体制，政府在规划开发中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尽管在政治上隐约出现逆全球化的说法，但是商业的本质是逐利，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欧美企业仍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市场、企业和政府的合作。

第三，中国企业不断开放创新。一方面，美国倾全国之力封杀华为的行为无疑彰显了美国在高科技竞争中日渐趋于保守封闭、蛮横无理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以华为为代表中国企业长期坚持自主研发、开发学习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的成果。虽然这次疫情暴露出了西方社会的许多弊端，但中国的企业仍然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人才教育机制、品牌建设、渠道管理。华为正是秉承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向IBM学习企业管理制度，网罗世界各地的人才在前沿领域突破创新，不断的创新竟让美国政府不敢让其在本国销售华为手机。反观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商业利益，以打压的姿态试图阻挡中国企业的前进，实则保守封闭的态度也损害了自己的创新能力。

第四，有为政府主导下的制度自信。从社会的角度而言，一个好的制度意味着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达到协调平衡的状态。近代中国缺乏宏观层面现代化的体制建设，微观的企业、民众表现为一盘散沙，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新中国建立之初主张以计划经济的形式，迅速提高国家工业基础和国防力量，带来了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随着世界政局的稳定，计划经济的弊端凸显，宏观层面中央政府有能力，但是微观层面企业激励不足，经济缺乏活力。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微观经济活力得以迅速释放，宏观与微观的关系较为协调均衡。从全球视角来看，本次抗击疫情，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最大，但是通过迅速的宏观调控和基层民众的积极配合，以短时期内极大的经济损失为代价成功保障了14亿人民的生存健康，同时为后面的复工和经济的逐步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无疑反映我们国家巨大的制度优势。尽管现阶段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以积极有为的态度在不断解决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到我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但政府没有忘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脱贫攻坚战仍在继续，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扩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以保障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保持社会流动的活力。

国内的疫情形势日趋明朗，企业复工率不断提高。我们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克服这个巨大的挑战，主要依靠政府的宏观力量加上微观的自主创新。对于企业和全社会而言，本次疫情也是深刻内省的契机。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时常打破自然发展的平衡，要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生态平衡，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是真正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人和人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对人类现实中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作出了具有普世性的回应；我们还应当重新思考个人、企业的价值取向，物质生活固然重要，但在生命面前，财富、权力都显得不值一提；利润固然是企业存在的根本意义，但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也理应成为企业价值观的一部分。疫情过后，中国企业仍具有无限潜能。更重要的是，企业意识到如何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让潜能转化为现实。

作者简介：

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爱知大学ISSC(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座教授。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组部厅局级干部培训课程主讲教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副主编。

专题链接：聚焦两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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