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唐有祺先生是我的人生领路人

编者按: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唐有祺先生是我国晶体化学的奠基人、化学生物学的倡导者、分子工程学的开创者,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殚精竭虑,为中国化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2020年7月11日,欣逢先生百岁寿辰,北京大学新闻网与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联合推出新闻专题“庆祝唐有祺先生百岁华诞”,带领读者了解先生卓越而光辉的百年人生,致敬先生为中国化学和科学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有战略眼光的好老师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我就有这样的幸运。我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指导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唐有祺,他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好老师,他对我的求学倾注了很多心血,对我之后的学术之路乃至人生之路都影响很大。

先生从同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莱纳斯·卡尔·鲍林(美国著名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者之一,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

先生中西合璧的学术涵养、文化积淀,使得他对学科的发展动态、科学技术前沿的把握非常准确,这在那个年代是十分罕见的。当时,信息传播、获取非常不便利,但他每次都能利用参加国际交流、国际会议的机会,及时把握科学技术的前沿动态,然后带回团队,进行谋划布局。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师从唐有祺院士)能够在国内最早进入纳米科技领域,特别是纳米工具——扫描隧道显微镜(STM)和原子力显微镜(AFM)的研发过程;我成为国内最早开始做纳米材料的少数科技工作者之一,这些都与先生对科学技术前沿的洞察力、超前的思考和布局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现在我只要有时间、有可能,也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我读博士期间有一个综合考核,就是在先生家的客厅举行的。他请了七八位资深专家过来,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我提出问题。其间,他还几次走进自己的书房,每次回来都会拿着一本英文著作,里面有很多便签插页。他会翻开某个插页,给我念一遍,问我怎么理解、如何考虑。这个过程既是先生在考查我的知识积累、结构与深度,同时也是在引导我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与学术兴趣。

学术道路上的伯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唐有祺先生就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伯乐、引路人,对我的研究与探索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与肯定。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在先生出访英国时看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某跨国公司实现光解水制氢技术报道的背景下形成的,题目为《基于纳米团簇的太阳能光解水制氢》,是纳米材料、能源科技等多个学科的前沿研究。这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非常超前的,即使到了现在,也依然是科学技术前沿。

当时,我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是清一色的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来讲,博士论文答辩需要30~45分钟来作报告,我则用了一个半小时,而且我做了很多漫画来解释反应机理和过程。比如现在大家熟悉的自组装(self-assembly),当时没有这个概念,我就用了一个瓶中船(ship in a bottle)的模型来解释。

最后,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作了一个非常富有前瞻性的总结。他说:“尽管目前黄维的这个研究效率并不高,但至少他证明了路径的可能性。所以,这值得我们在这个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争取有重大突破。”

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先生展现出了一种淡定、从容、睿智的大师风范,对我的肯定,也让我深受鼓舞。

有情怀的大先生

大师之“大”,不仅在于学识之渊博,还在于情怀之远大。我记得有一次先生约我,说“你明天上午9点半到我这儿来”,我9点半前就去了。他和我促膝长谈,一直谈到12点半。三个小时谈了很多,关于家国情怀、关于学术担当,关于社会责任、关于奉献精神,等等。之前他强调把我们培养成学科带头人,但他觉得这还不够,因为要成就大的科技事业、带领大的科技团队、打造大的科研平台,一定要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所以,要讲政治、敢担当、善作为。实际上,我觉得这与现在提的“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是一脉相承的。

先生身上最让我钦佩的一点,是他真的淡泊名利。譬如,我们一直动员他申报何梁何利基金成就奖以及国家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但他一直婉言谢绝。实际上,他一直都在思考非常深刻的科学问题,一心只想把自己的科学研究与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需求。

比如,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中国的物质结构研究,开创了中国的结晶化学领域,这对物理化学、材料等都有深远影响;他还在国内率先发起对分子工程学领域的研究,做了国家攀登计划的第一批项目,当时全国只有11项,北京大学化学系在此之后改名为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源于他的前瞻思考;他还以“生命过程中的重要化学问题研究”为题申请攀登计划项目,这个课题最后成为“八五计划”重点基础项目。

后来我一毕业,先生就给我开了一个书目,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两本生物化学著作。因为他认为生命科学是人类的终极科学,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造福人类自身,希望我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

我离开北大之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能够较短时间内切换科研频道。我的学科跨度,从化学到物理、材料、电子、信息甚至生命科学。之所以能有这么宽,跟先生的影响、熏陶、指导密不可分。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唐有褀先生,他不仅在科学追求上给我莫大的栽培和信任,在人生道路上也时常给予指导和帮助,让我确定了广博求知的人生基调、坚定不移的科学信仰、志存高远的使命担当。

先生今年虚岁100,借教师节之机,我也祝他健康长寿,继续为共和国的科技事业、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作者黄维,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亚太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

本文于2019年9月11日发表于《中国科学报》,原文链接:“老师的老师”是怎样一种存在

专题链接:庆祝唐有祺先生百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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