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起初并没有“文化”或“文明”一类的词语，而是以其他方式来区分“开明”与“愚昧”。人们通常会判断某一农耕社会的社会秩序模式：以家族亲缘关系来确定社会秩序的即为“愚昧”，而以国家结构稳定性来确定的即为“开明”。归根结底，强调的还是读写和文字的重要性。于是，“有序”和“混乱”之间就划出了一道界限。

自18世纪起，西方民族国家的工业化为文明带来了新的标准。欧洲人曾认为东亚有一种独特的文明，但在19世纪他们屡次击败了中国，进而得出结论，认定东亚文明已经落后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在肯定东亚文明的同时，也准备好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领导者意识到，不同于“开明与野蛮”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线，“文明与文明”之间不可轻易划界。文明是可以没有国界的。

亨廷顿指出，在众多的现有文明中，有两种文明有能力并且正试图对抗西方，那就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我不同意亨廷顿对“文明”一词的运用。他没有分别说明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好像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差距同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差距是一样大的。我觉得从文明的差距上来说，把中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归于同一范畴是具有误导性的。

我们可以将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斗争看作是一神论者之间的内战，而一神论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有各自的知识体系和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一神论文明的起源都是“圣书”，中华文明的起源却截然不同。它在历经了几个世纪的纷乱后，才形成了正统的官僚王朝。人们逐渐发现儒家思想才是最有效的治国之策，于是开始追捧儒家经典。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判断选择哪些“史”部书最有治国价值。但在此前数百年的岁月里，中国的统治者和官吏们都没有确定自己的经典“圣书”，而这充分说明，知识是人类创造的，需要经历不断的重新审视和评估。最终，只有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为其子民提供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如果用“经”、“史”和“诸子之学”来解读中西文明，我们会发现两种文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融合。

对于未来，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中国人一直重“经”“史”，轻“诸子之学”。但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是造成其文明劣势的主要原因。

西方使用科学（“诸子之学”）来加强对人类和社会的研究，这给中国人以深刻启示，让他们看到现代文明方法论是没有国界的。

西方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区分开来，对两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损失；中国学者正在研究如何利用中国的知识传统将两者统一起来。

中国非常强调秩序和国家治理，因此“史”部书是中华文明保持其独特性的核心要素。

以现代的观点来说，“史”部书与“诸子之学”的并重，就好比“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简言之，中国人已意识到，更新“诸子之学”有助于创造繁荣，而研习“史”部书则有助于保护文明。

这就是信奉宗教和圣书的文明与强调俗世历史的文明之间的差别。前者可以摆脱历史的束缚，运用科学来贯彻其所坚持的普遍原则。而后者通过将“经”、“史”与新的“诸子之学”紧密结合，可以适应新的科学方法和理念。

（王赓武，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原香港大学校长。本文摘自北京论坛2014主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