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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赞斯坦:一个多重与多元文明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中美两大文明并没有什么特别超凡出众之处,而有着同所有其他主要文明相似的地位。在我们这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上,文明间的接触与跨文明的交融是主流,而文明的冲突则是偶发的支流。过去三十年间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基本认知都受到了严重误导,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能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多样化的世界,让所有文明在共同背景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些偏见却有可能将我们带入一个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世界,使文明弱化为唯我独尊的独白,从而导致文明不是走向交汇与交融,而是走向对立与冲突。

今天,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世界经济曾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的边缘,由于不同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文明体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措施, 危机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惨剧。多重和多元文明的存在为多种多样的制度与实践提供了合法性。这就是多样化的长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模式——无论是美国的、欧洲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囊括高效和公平的所有品质。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经济逻辑;而多重状态和多元性质的文明的存在,恰恰可以发挥减震器的功能。协调而非冲突,是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

然而,我们或许会在未来走向一种不同类型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前景。这里所涉及的是汤因比以单数形式及大写字母开头拼写的“大文明”(Civilization)。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大文明”的持续生存能力面临着各种威胁,而这是整个人类和地球上的许多其他物种及各种生态系统所必须面对的。在这个意义上,“大文明”认同的本质之所在是物质的,而不是原生的、话语式的、或主观意向的。这种大文明认同或许会激发起以追求“大文明”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人们早先追求民族命运共同体那样。但即便是在这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冲突即“大文明”冲突中,有关科学、社会运动、教育以及其他诸多层面的政治问题仍将继续居于中心地位。那么,多重和多元的文明是否蕴涵着足够的创新潜力及学习能力,从而能够成功地创造出捍卫“大文明”的应对战略?这是一个尚无确定答案的问题。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其1899年所作《东西方民谣》一诗中,开篇即吟诵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天各一方。”吉卜林是错误的。不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不在于它们各自文化上的内聚性、封闭性或冲突倾向,而在于它们的多元性差异、多重形态、以及彼此间的碰撞与交融。我们应当抵制那些对事物作非此即彼的过度简单化划分的诱惑,而代之以开放的胸襟,把握住一位学者曾称之为“混杂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层面和政治上的机遇。“混杂的世界主义”这一概念精辟地概括了不同文明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错综复杂的现象。而这种同异交错并存的现象,正是多重与多元文明世界的最本质特征。

(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摘自北京论坛2009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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