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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四)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李大钊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都在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共事,凭借北京大学的舞台,由北京大学而及北京,由北京而及全国,发动、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五四爱国运动。在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巨。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了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申府等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使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起来。这样,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题为《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2月中旬,李大钊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车由北京护送到天津,随后,陈独秀坐海轮来到上海。据熟悉这一段情况的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高一涵回忆,“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陈独秀离开天津后,李大钊与时在天津的黄凌霜及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章志一同到北京大学的俄籍教员鲍立维在天津的住所与其会面。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处负责人派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携其妻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华工,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等来华。经鲍立维介绍,他们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见,并与北京大学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进行了多次座谈。据李达回忆,维经斯基说:“东方局(即远东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我到中国来看看。”他说自己“来中国的任务是联系”,即联系中国进步组织和进步分子。《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维经斯基对李大钊提起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据罗章龙的回忆说,维经斯基甚至在一次召开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中的会议上表示接受与会者为共产党员。

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即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在上海,他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1920年4月底5月初,维经斯基与陈独秀首次会晤,这次会议并未谈及建党问题,同上海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举行座谈。5月至6月间,维经斯基多次参加在陈独秀寓所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习和研究活动。经过多次讨论、交换意见,达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于是,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

事实上,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中国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并且进行了建立组织的尝试。维经斯基对苏俄和俄共情况的介绍,以及他对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意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时,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这一建议深表赞同,果断表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在这前后相继开始了。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