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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教授笔下的魏士毅烈士

2016年3月18日,是天津籍燕京大学女生魏士毅烈士殉难90周年纪念日。此前,我读到她的国文教师俞丹石、周作人的日记与书信,从中看到了燕大教授笔下有关魏士毅烈士的记载。

魏士毅,原名魏士娟,1904年2月19日出生于天津。1919年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私立严氏女子中学。读书期间,她不仅学习勤奋刻苦,而且关心国家前途,积极参加抗议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集会、游行、演讲等活动。1923年,她考入燕京大学女校预科,次年升入燕大女校理科数学系。1926年3月18日,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牺牲,年仅23岁。

当时,文史专家、翻译家、俞樾的侄孙俞丹石,正负责燕大文理科男女两校学生国文必修课的教学任务,这使他不仅认识,而且在日记中记载了魏士毅遇难前后的情景。

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日、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对中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北京各界民众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遭到军警开枪镇压,死伤者众多,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那一天,燕大男女两校学生在参加示威游行中也不幸死伤多人。俞丹石在日记中记下了造成惨案的具体缘由。他写道:“连日报载国民军在大沽口筑炮垒以防奉舰攻袭。前数日以误会故以炮击日舰,双方死伤不及二十人。日使单独提出抗议外,且纠合公使团下最后之警告,谓于十八日正午,中央政府不予保障,各国即承认中央无约束军阀能力,将自动的排去阻碍交通之障碍物。”鉴于此,1926年3月17日,学生们已经“同赴国务院请愿,结果与卫队冲突,数人负伤”。

3月18日清晨,俞丹石照例至燕大女校授课,而此时学生们已无心听课了。第一时段为本科一年级上国文课时,学生们即向他询问中外所订《辛丑条约》及大沽口冲突的实情,他给予详细解答。第二节课因为学生们要开临时会,本科二年级的国文课就取消了。俞丹石眼见燕大女校的学生们“结队出校,始知今日天安门尚有国民大会”。那天午后二时许,他听到北京城“南方起枪声,声若贯珠,为之懔然”。他赶紧跑到路上询问,方知“国务院中正在围杀请愿学生”。他立即给燕大男女两校打电话询问情况,而电话已经不能接通。因为惦念学生们的安危,他一夜“辗转不能成寐”。

3月19日,刚好是星期五,燕大男校有课。俞丹石冒雪前往,方得知18日的请愿,燕大男生受伤7人,女生死、伤各1人,而这两名女生又都是他的学生。殉难烈士魏士毅的遗体已由燕大女校文理科科长、美国女学者费宾闺臣亲往领回,停放在燕大女校的礼堂中。在此情况下,课是上不了了。于是,他购买了一束鲜花,至女校吊唁学生魏士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魏生在二年级读书,人极温淑,无疾言遽色,遭此摧折,至堪惋惜。”他还记载了魏士毅“所受之伤自左乳入,自右脊出,大概所中系心房,谅亦无多痛苦。尸身系昨夜由费科长亲往领回”。魏士毅的无辜惨死,深深刺痛了俞丹石的心。

那一天,俞丹石一直留在燕大女校,等待参加下午四时举行的追悼会。中途,他感到身体不适,“胸中作恶,所食皆吐”,然而,他仍然坚持参加完追悼会,才回住处休息。那一天“竞日雪,涸阴冱寒”,他感到老天似乎也在“助人悲痛也”。

1926年3月23日和24日,俞丹石照例“晨起至女校”,“至燕大”,均未能上课。当时,民国大学校长曾提议于北京中山公园公葬殉难诸烈士,并来函征询燕大的意见。为此,俞丹石代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拟了一纸复函,告之:“当以此函转告魏士毅女士家属,取其同意,再行奉复。至于此案倘能成立,当然赞同。即魏女士遗骸未能加入,凡有公葬、公祭典礼,本校得有通知,决当敬谨参予,以慰殉难诸烈士英魂。”俞丹石的复函明确代表燕大校方表了态。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几天里,学校里的课程几乎全都无法正常进行。及早安抚学生们的心情,补上落下的功课,就成了学校的当务之急。作为教师,俞丹石很能理解学生们的心情,他拟出缓解情绪的好办法。3月27日上午,他将燕大女校两个年级的课程均改为谈话会,并向全体学生发起征文活动,让她们撰写纪念魏士毅烈士的文章,借以寄托哀思,舒缓情绪,排解忧伤。此时,俞丹石已是癌症晚期患者,他以对学生的爱心、同情和理解,为魏士毅烈士和她的同学们做了他能够做的所有事情。四个月后,他在北京病逝。

1926年秋,分散在北京东城的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迁入了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海淀燕园新校舍中。1927年3月,燕大男女两校及女附中学生会全体会员在燕园修建了“魏士毅女士纪念碑”,碑的基座上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魏士毅虽然没有享受到燕园新校舍的温馨,但是,她的“纪念碑”被修建在了师生们去上课的必经之地,让烈士的英名与燕园同在。

1928年初,“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年,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周作人为纪念在惨案中殉难的诸烈士,特将燕大修建的“魏士毅女士纪念碑”照片,寄给上海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请他发表在《语丝》杂志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三一八惨案”所付出的惨重代价。那时的《语丝》周刊已由北京移至上海编辑出版。周作人在信中说:“偶检出燕大‘魏士毅女士纪念碑’照片,不禁慨叹,三一八至今已是三年了。北方不必说,南方亦热狂地讨赤,仿佛国民党之宗旨是在灭共者,想更无暇来管别的闲事,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终于是白死了。北京各校唯燕大及清华两处总算已建立了一座石碑,——去年三月十八日到清华去时曾见到韦君的碑,这一块碑则每礼拜去上课必要走过几次,所以记得更为明白。在南方者大约未必知道,故附上,乞察收,如有机会时制铜板(稍放大更好)能在《语丝》等上一发表亦佳。”

李小峰收到周作人的信和照片后,即在1928年1月14日《语丝》第4卷第5期上,一并刊登出来。周作人的信以《“三一八”的死者》为题,发表在杂志的最末,而“纪念碑”的两张照片放大后发表在杂志的最前边,一为“纪念碑”全景,一为基座和碑铭,碑铭上的小字也依稀可见。两张照片整整占用了32开杂志的两个版面。而此时距燕大“魏士毅女士纪念碑”的建成还未满一年。《语丝》杂志通过刊登“纪念碑”的照片和周作人的“慨叹”,为魏士毅烈士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文/孙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