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

革命先驱高君宇:生如闪电之耀亮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山西静乐峰岭底村(今属太原市娄烦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高君宇少年时就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深受“新学”影响,倾向变革。在听闻袁世凯称帝与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后,高君宇与同学上街游行宣传,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号召国民与之斗争到底。1916年,高君宇自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并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

高君宇进入北京大学后不久,就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他们的言行与思想令高君宇更加坚定了革命救国的观念。在他们的影响下,高君宇“求学之余,兼留意政治”,常到北大图书馆借阅英、德等外国哲学书刊与阐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本,且主动与法科的同学组织了“阅书报社”,一同交流学习心得和见解,以求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期间,高君宇参加了蔡元培倡导发起的进德会,发起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并投身新文化运动,参加了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进步团体,借助北京大学的平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正是因为有北大这一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平台,高君宇才能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坚定地将此作为一生的信仰,奠定了其思想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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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

随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列强拒绝中国的合理提议显示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强盗分赃会议的实质,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极大愤慨。2月初,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3月,北大学生组建了“平民教育演讲团”,高君宇被学生推举为文牍干事。其后,高君宇与演讲团成员一起走上街头,深入工厂,不顾环境的险恶,以高昂的热情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之心。随着5月3日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大学和北京各校学生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在会上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以自己热忱的爱国之心号召大家一起“救亡图存”,抗议日本无理要求,打击亲日派,伸张民族正义。第二天,五四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爆发,高君宇作为五四运动中的主要学生领袖,不仅是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带领者,带头痛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还多次进行街头演讲,发动并组织市民“抵制日货运动委员会”,向民众宣传爱国主义与救亡图存的道理,期望联合各界一致行动。其后,面对北洋政府的镇压,高君宇作为学生代表团的代表,与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一起负责出面与当局交涉,为营救被捕学生尽心竭力。同时,在五四运动最激烈最紧张的阶段,作为北大学生驻京学联代表的高君宇还不忘多次给自己母校——山西省立一中的学生代表写信,发动山西学生参加全国学生的统一行动,用实际行动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在这之后,高君宇还指导王振翼等人创办《平民周刊》,旨在唤醒山西人民反对阎锡山的独裁统治;同时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等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可以说,正是五四运动的这段经历让高君宇进一步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高君宇的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成熟,革命意志也变得更加坚定,为之后的革命工作尤其是工人运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时设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型图书馆,名为“亢慕义斋”(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高君宇和范鸿劫一同担任英文组负责人。在这之后,随着与李大钊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长维经斯基等人的交流,高君宇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更为坚定了。5月1日,高君宇专程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与工人交流,并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发表《山西劳动状况》等调查报告,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产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的主张。11月,高君宇与邓中夏等人一同加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几批党员之一;同月,高君宇与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高君宇当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1年,在高君宇、邓中夏等人的宣传帮助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向工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在这段时期里,高君宇还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鉴于该学会成员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的情况,高君宇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会的指导思想,同改良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等展开论战,其主张最终得到了大多数会员的赞同。同年3月22日,高君宇与其他19人一同起草并签署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并于11月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招收会员。到1923年“二七惨案”前,该会会员发展到300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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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7日,北洋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释放了5月4日被捕的爱国学生。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雇汽车迎接出狱同学。图为北京大学欢迎被捕同学出狱

1922年7月,高君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的编辑。8月,高君宇出席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的全体会议,在会上明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加速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月,高君宇和蔡和森一起发起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其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除此之外,在这段时期里,高君宇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理论层面上,高君宇在《向导》、《先驱》、《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刊物上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场和方法,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宗旨和目标,以较强的战斗性作为特色,其内容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辨析、国民革命纲领、国内外时政评论、与他人的论战等多个领域,为党的宣传工作以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实践层面上,高君宇和何孟雄等人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高君宇在罢工过程中亲力亲为,昼夜驻守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之后,高君宇和罗章龙合编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号召工人与反动军阀开展坚决的斗争。

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高君宇接受党的指示,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为国民革命事业尽心竭力。在此期间,高君宇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作为孙中山秘书随孙中山北上,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同时,高君宇还和张太雷一同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在流弹击破车窗的情况下依然不下火线,带伤坚持英勇奋战,直到战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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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编辑和发表文章的部分报刊

但是,持续的高强度工作使得高君宇的身体难堪重负。在五四运动时期,高君宇就有过因为咯血而住院的经历,1925年1月,高君宇抵达北京后旧疾复发,吐血不止,随即住院治疗。同年3月,高君宇抱病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又患急病,3月6日凌晨,高君宇因手术后大出血,不幸在协和医院逝世,时年仅二十九岁。在高君宇去世后,党组织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为高君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导》《中国青年》《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纷纷发表悼念文章,沉痛哀悼这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党组织根据高君宇本人遗愿,将其安葬于北京陶然亭,其遗迹今日尚存。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既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一句话,也是他壮丽一生的写照。诚然,短短二十九年的生命真如彗星般迅忽,让人无限惋惜和哀痛;但高君宇的一生犹如闪电般耀亮,像宝剑一般刺穿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像火花一般照亮了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王淳天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久高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